新年第一天,两名见义勇为的江西青年叶志青、小叶叔侄两人在广州新市街头勇抓小偷,遭小偷刀捅,一死一重伤。当时,旁边好多行人围观,却无一施以援手,使小偷逃之夭夭。(1月3日《广州日报》)
如果说大学生杨济源抓小偷被刺身亡事件彰显了见义勇为的人性之美,那么叔侄抓小偷被刺一事则折射了公众道德的普遍缺位。闹市人海之间,小偷长刀刺向叔侄俩,冷漠的路人竟无一施救,这难道不是鲁迅先生笔下“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状似鸭子”的看客形象的现实版吗?
路见不平、挺身而出,不仅仅是少数道德素养高、社会责任强之士的“份内之事”,更应该纳入每个人公民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男人可以没才,可以没钱,但是不可以没责任感”,当公众为杨济源最后的网络签名送去一片赞誉之声时,现实语境下的“道德困境”又一次让整个社会尴尬不已,因为这句本无须重申的常识性话语不经意间击中了人们的“普遍性软肋”。在追名逐利的社会转型阶段,对多数人而言,在金钱与道德的博弈、利益与品格的抉择面前,都会近乎条件反射地选择“群体性道德失语”。
因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大学生杨济源与小偷搏斗时没见有正义之士挺身而出;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管闲事为妙”,当叶志青叔侄抓小偷被连捅数刀时,明哲保身的公众只会站在附近围观,“见证”这一幕悲剧的发生。鲁迅曾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这些看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笔者不知道有多少见义勇为的壮士倒在血泊之中、倒在公众的目光之下,但可以感知到的是,每一次当少数人拾起社会公民身上遗失的道德之时,有更多人正在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抛在一旁。
著名学者李慎之曾说过:“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这个时代在物质上可能“不差钱”,但精神上差的恰恰是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笔者以为,与其说小偷行凶刺死人可怕,还不如说“群体性道德失语”更令人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