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形势比预想好得多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 卓勇良

　　专访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

　　“以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产品为支撑的浙江经济，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转型。这既是金融危机造成的环境使然，也是浙江经济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后的必然变局。”

　　东方早报记者 陆玫

　　岁末年初，遭受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重创后的浙江经济，正处于“开始复苏”与“全面复苏”的重要节点。

　　“我认为形势比预想的好得多。”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的话语中透着对浙江经济的信心。

　　后危机时期需转型升级

　　东方早报：2009年，浙江经济在金融危机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卓勇良：金融危机中浙江经济增长动力出现明显变化。从产业来说，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2009年一至三季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额，服务业增加值的贡献份额高达2/3左右，从全年预测来分析，服务业贡献份额可能为50%以上。这虽然与危机时期工业增长较慢有关，但确也预示着浙江经济增长格局的一个重大转变。

　　浙江出口的表现则相对较好。浙江出口也是负增长，但下降幅度小于全国，2008年1－11月份，浙江外贸出口为下降16.1%，全国则为负18.8%。2008年5月，浙江省外贸出口占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四大经济体比重为2.4%，2009年7月份上升至2.8%。这为后危机时期浙江出口奠定了有利格局。

　　东方早报：对于今后浙江经济发展的趋势，你怎么看？

　　卓勇良：后危机时期的浙江经济仍存在不少悬念。一是制造业结构滞后，浙江制造业结构多年未发生明显改变，1985年纺织业打头，2008年仍然是纺织业打头，与全国和上海、江苏形成较大反差。二是“相对低增长”，改革开放30年浙江经济增长速度居全国第二位，而去年前三季度变成倒数第四位，由第一方阵落到全国“押尾”。三是体制活力钝化，据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数据表明，浙江2008年市场化相对指数比2000年降低0.11点，而这一指数2000年至2008年的上升率，浙江仅列全国倒数第二位。

　　除上述因素，我对浙江经济发展总体还是看好的。这场金融危机，促使浙江很多企业转变了旧的操作方法，竞争力有了很大提升。

　　东方早报：后危机时期，使得浙江经济全面复苏的重点在哪里？

　　卓勇良：重中之重仍然是转型升级。其中产业结构的转型，必须加快服务业发展并推动制造业高级化。浙江的制造业具有巨大的国际市场，服务业则是区域性的，市场规模差异是服务业比重较低的主要原因。当前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推动服务业“走出去”，金融业可以借助企业向省外投资，在全国具有相对较高份额；物流业、旅游业则应该强化为省外服务，实质也是“走出去”。

　　另外，社会环境的转型升级也很重要。当中可以有三个重点：一是促进分配结构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治理结构由政府为主向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转变；二是加快城乡格局由二元分割向统筹发展转变，区域格局由差距扩大向相对均衡转变；三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由物质要素投入为主逐渐向依靠人力资本投入为主转变。

　　县域经济突出集聚效应

　　东方早报：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卓勇良：这点应该从两方面解读，即浙江企业和县域地方政府分别做的一些工作。

　　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转型升级，其中包括产业内调整、产业链拓展、产业资本转型等。

　　政府方面，各级政府都着力于为企业发展打造产业平台、强化空间整合、要素支撑，这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利的支持。

　　东方早报：作为浙江经济的优势和特色，县域经济在现阶段发展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卓勇良：现在，一些区域正面临着产业层次低、创新能力弱、信息沟通滞后、要素配置不完备、转型升级缓慢等问题。浙江省内产业的空间结构发展到了需由各区块并重推进，向以中心城市为节点集聚转变的新阶段。

　　浙江要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和产业集聚两者协调发展，突出中心城市的集聚和带动效应，强化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模式，增强杭州、温州、宁波三大中心城市以及浙中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形成相应的城市经济圈和产业带。同时，依托交通枢纽、物流网络和研发中心，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优势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并提升全省城市化水平以及中心城市的品位和竞争力，实现产业集聚和城市化的联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