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稳定比大萧条更危险
《经济学人》印刷版2009年12月17日当期封面故事
导读：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但经济衰退余波的危险程度将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2009年，世界经济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人们称之为“大衰退”。但同时它还应有一个更为合适的名字： “大稳定”，2009年之所以非同寻常不仅因为全球产能暴跌，还因为这一年得以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一年前，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恐慌使得金融市场几近崩溃。全球经济活动—从工业生产到对外贸易—都不断下跌，速度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初期。不过，这次下滑在数月内即受到了抑制。新兴经济体大国的经济率先复苏：中国的产能虽一度停滞但从未出现下滑的情况，在第二季度仍达到了约17%的年增长率。在2009年中期，世界大型富国（除英国、西班牙外）的经济再度开始增长。只有拉脱维亚、爱尔兰等国仍处在萧条中。
经济萧条的附带损失不计其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接近9%。在美国，失业率已翻倍，达到了10%。由于赤贫国家受到了经济疲软和粮价居高不下的双重打击，所以很多地方多年的减贫努力化为泡影。但多亏了中国、印度、印尼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快速恢复能力，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比1991年经济危机时要好。对许多人来说，大衰退并不是好事。
这个结果并非不可避免。这是最巨大、最广泛、最迅速的政府反应所造成的后果。摇摇欲坠的银行被数万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和担保所包围。各央行削减利率；大银行则大幅度扩大了资产负债表。各国政府都热情接受了财政刺激计划。这种超乎寻常的激进主义有助于抑制恐慌、支撑金融体系、抵消私人需求的崩溃。但没有上述举措，大衰退可能就成为大萧条了。
稳定却脆弱
好消息到此为止。坏消息是，无论现在的稳定多么受人欢迎，但其脆弱程度令人堪忧。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全球的需求还依赖政府的支持；二是因为公共给付掩盖了老问题的同时制造了新的不稳定性。地产价格下跌的地区比上升的要多，银行业的压力犹在。有些成功显而易见，如美国银行业巨头在提前偿还公有资本，这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样一个事实：经济复苏仍在依靠政府的支持。除了公司补货产生的暂时效果外，大部分全球需求量的反弹要归功于公众投资（即国库），这包括中国政府引导的投资浪潮，以及美国靠财政刺激计划驱动的消费需求。这种做法在新兴大国是经济的快速复苏，而在富裕国家只能避免再度陷入经济衰退。
这种差异还将继续存在。富裕国家的需求仍将处于疲软状态，特别是那些家庭负债严重、银行体系崩溃的国家。美国家庭负债同收入相比，仅略低于最高值，但比10年的水平高了30%。英国和西班牙家庭调整的更少，因此私人开支出现长期疲软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公共债务负担的加重，富国政府很快会发现，用更多的举债来补偿需求会越来越难。富国与新型国家之间的差异会更加尖锐。投资者已经开始担心希腊政府违约的行为，而且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也处在危险中。甚至英国和美国也会面临急剧增高的借贷成本。
新兴经济体大国面临相反的问题：政府选择的资产泡沫以及其他扭曲市场的行为被迫使金融环境长期过于宽松。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和组合使其境况让人担忧。中国的流动资金充裕程度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而且人民币不升值限制了中国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但富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使新兴经济体难以收紧其货币，因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将会招来更多境外投机资本。
行走钢丝绳
世界经济能否从大稳定平稳过渡到可持续的复苏取决于应对上述挑战的程度如何。有些补救办法显而易见。更为坚挺的人民币会加快中国经济的重新平衡，同时还会减轻其他新兴市场的压力。富国采用可靠的中期财政削减计划可降低长期利率不断上涨的风险。但如果富国现在收紧财政措施必将挫伤经济复苏。
这就是决策者在制定正确策略时面临巨大技术难题的原因。更加糟糕的是，他们必须在愈发黑暗的政治背景下作出正确的决定。正如英国开始对银行红利征税所显示的那样，富国的财政政策面临这样的危险，即公众对银行和救市行为产生的愤怒情绪日益高涨，财政政策正被这些愤怒所驱动。在美国，美联储的独立正受到来自国会的威胁。
那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悲观主义者设想了2010年将会出现的各种各样令人震惊的事情：从以希腊政府违约为代表的主权债务危机到以美国对中国轮胎征税为代表的不计后果的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一系列其他问题：从英国大选前夕出现的债权收益激增，到针对减薪罢工而作出的财政决定—征收金融交易税。这与去年突然降临的大灾难相比不值一提，但足够压抑节日的快乐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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