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斌:年轻人扎堆大城市该怪谁
2009年12月31日的《中国青年报》公布了一项社会调查,经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18854名公众的意见,超半数人(53.5%)认为,年轻人没必要非得扎堆大城市。
在调查结果之后,还报道了北京大学硕士毕业的李建桥的故事:3年前毕业时,李建桥放弃了进入国家部委下属事业单位工作的机会,前往江苏昆山。如今,李建桥已结婚生子,有车有房。今年,又通过了昆山市的考核,成为昆山唯一一名赴日本友好城市挂职锻炼的国际交流员。生活状态让一些扎根大城市、疲于奔命的同学大为艳羡。
其后又援引专家意见称:“大城市有很多优秀人才已经在自己的职位上干了很多年,扎下根了。大学毕业生和他们相比,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如果去中小城市就业,会是当地素质比较高的人群,能有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这篇报道言之凿凿,但并不能改变人才大规模向中心城市流动的社会现实。
按照经济学的假设,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理性经济人”,会权衡利弊之后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既然大城市“居大不易”,生存压力巨大,为什么年轻人还要打破脑袋往进挤?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现行的高度集中的利益分配体制下,资源投放向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心城市高度倾斜。其为人才提供的物质待遇和发展机会是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虽然存在着竞争更为激烈、生活成本畸高等等问题,但是他人的成功事迹、绚烂的未来图景,必然激励着年轻人向大城市集中。
报道中援引了北大硕士李建桥前往昆山发展的故事,用来证明在小城市同样可以有大抱负。问题在于,昆山县作为中小城市并不具有代表性,作为毗邻上海的沿海城市,昆山县外资、民营经济高度发达,连续数年名列“全国百强县”之首,报道中李建桥称其“工资是北京的两倍”,这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大部分中小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现状。
但是,年轻人大量涌进大城市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大城市所能提供的交通、医疗、住房、教育等等公共资源是有限,短时间内增加大量外人口必然引发交通拥堵、房价高涨、教育成本上升等问题,导致生活成本畸高,前往大城市寻梦的年轻人不得不居住在相对“便宜”的城乡结合部,沦为“都市蚁族”,原有市民也不得不承受被大大抬升的生活成本。同时,成功者永远只会是极少数,大多数人在经过几年的打拼后,往往陷入“留下无益,回去不甘”的尴尬境地。热播剧《蜗居》中主人公的悲惨境遇正是这一社会现实在文艺作品中的投影。从另外一方面讲,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又会使中小城市陷入“要发展,没人才”的困境,进一步拉大与中心城市的差距,推动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追求更富裕的生活、更宽广的发展空间是人类的天性,同时也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空洞的理论劝说无法改变人才流向,要改变这一“双输”的社会现实,只有改变现阶段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利益分配格局,加大对中小城市的政策、资金倾斜力度,让人才在家乡“待遇上留得住,前途上有盼头”,从而少一些背井离乡的乡愁,少一些“蜗居”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