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历史上一批军工厂或将被列为文物

　　新华网贵阳1月15日电 （记者王丽　齐健）在中国西南部贵州省群山峻岭中的一个山洞里，贵州省黔西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陈文蓉正带领技术人员对洞内的建筑进行测绘。他们调查和探询的，是埋藏在山洞中的一段历史。

　　“在喀斯特地区，两端都开口的溶洞被称为穿洞，是建筑的天然掩体。”陈文蓉说，黔西县红林彝族苗族乡穿洞村的这个穿洞，长180米，宽30米，高10余米，40年前专门生产战斗机油泵的红林机械厂厂房，就隐藏其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为备战之需曾在西南、西北偏僻之地建设的一批军工企业，如今已进入工业遗产和文物保护的视野。

　　在贵州省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中国大备战“三线建设”工业遗迹首次被列入普查和保护的重点。与贵州省一样，曾经作为“三线建设”重镇的重庆市、四川省等地，在正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也将目光瞄准了这些逐渐消失的军工企业。

　　“这些记录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工业、科技等历史的宝贵遗产和遗迹正在遭遇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将这些工业遗迹纳入文物普查和保护的范围，必将大大扩展和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史料。”贵州省文物局综合处张勇处长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由于周边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抗御外敌、加强国力，同时改变全国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中国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中国将一些重要的工业项目建在“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战略后方。

　　“三线建设”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中西部13个省、自治区投资高达2000亿元，安排了1100多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战略部署之一，对至今中国经济结构和布局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中国内地和西部经济发展，并形成攀枝花、六盘水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

　　但由于不少企业建设十分分散，交通不便，配套设施缺乏，产品成本高，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对三线企业进行调整，将它们从大山沟里迁出来，整体搬迁到临近的大中城市。

　　“留在深山里的那些遗迹记录着国家一段历史，更记录着几代人的沧桑沉浮。”今年61岁的彭相禹40年前从湖南来到贵州参与“三线建设”，就再也没有离开，对于“三线建设”工业遗迹的保护，他非常高兴，“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些什么。”

　　张勇说，这项为期5年的文物普查结束后，贵州省将根据普查数据和资料，对“三线建设”遗迹建立文物编码、电子地图，并将编制文物档案和公布文物名录。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进行普查、摸清家底，对下一步合理利用工业废弃设施的历史价值和开发利用将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贵州省文物局局长王红光说，对“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贵州将有针对性地制定两套方案：一是将遗产中有代表性的关键节点作为核心保护，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二是将位于交通便利、民族文化富集区域的非核心遗产建成文化产业创意园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