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在海地的铿锵玫瑰

　　海地维和期间，我担任防暴队的行动官兼联络官，是任务区担任此职务的唯一女性。我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做好与联海团、各国维和部队、维和警察防暴队及当地政府的沟通协调，全力参与重大行动的情报收集、形势研判、方案拟制等。在执行任务的8个月时间里，我陪同防暴队首长出访78次，联络友邻单位112个（次），参与“马提桑地区联合搜捕行动”等紧急重大勤务20多项。

　　在履行行动官兼联络官的职责中，我时刻把祖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为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与战友们同甘共苦,直面挑战,承受了压力,收获了成功。那些难忘的经历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是2007年4月12日到达海地的。15日，我们就接到联海团的通知，要求参会受领任务。我凭着在东帝汶维和的经验，知道联海团在分配任务时有明显偏袒某个国家的现象。果然，中国防暴队的任务不仅重而且任务区分散，就是把部分负责后勤保障的人员安排上去，兵力还不够。再加上，我们刚到海地，环境不熟悉，分配这么重的任务明显不合适。当会议准备结束时，我站起来，进行了义正词严的申诉。自知理亏的联海团副总监只好让代表们再次回到会议桌前，对勤务进行了重新调整。以后，每次召开会议，联海团的官员和各国行动官都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中国防暴队成了公平、正义、和谐的主要倡导者。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每个维和官兵就是一名“外交官”。我们始终牢记孟宏伟副部长提出的“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展现我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要求，以自身风采，为祖国和防暴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和友谊。2007年6月12日，是菲律宾维和部队授勋的日子。他们提前郑重邀请中国防暴队出席授勋仪式。队领导欣然同意，并对他们把中国防暴队列为贵宾的热情表示感谢，同时指示我事先提醒他们：授勋仪式上一定要悬挂中国国旗，如果他们警队没有中国国旗，我们可以提供。因为我们虽然到达任务区时间不长，但是注意到很多警队不太注重悬挂别国的国旗，有的维和人员甚至不认识中国国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我和队领导才放心地准备出席仪式。

　　授勋当天，队领导带着我还有几名队员代表到达菲律宾维和部队营地，坐在贵宾席的政委一眼就看出菲方没有悬挂中国国旗，当即要我询问原因。负责协调的菲方联络官放下正在进行的工作，对自己忙中出错造成的失误表示歉意。见我们态度坚决，这位联络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上找到该部队长阿伦出面解释并道歉，并再一次表明他们对中国防暴队的特别敬意，任务区有42个国家的维和力量，虽然他们维和部队和我们防暴队分属不同系统，但是一样把我们列为为数不多的贵宾，希望我们能留下来继续参加仪式。从菲方领导的态度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道歉的诚意。队领导郑重地告知他们，只有尊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旗，才是对我们这支警队最大的尊重。后来，队长阿伦专程到中国防暴队道歉并恳请我们赠送一面中国国旗。五星红旗也第一次在任务区的维和部队营地庄严升起！这件事在任务区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以后，任务区的其他警队只要举行重大仪式并邀请中国防暴队参加时，他们都会提前商请我们提供一面中国国旗，五星红旗成了我们在海地赠送国际同行最珍贵的礼物。

　　人生因事业而精彩，青春因奉献而崇高。对每个在海地维和的队员来说，能得到联合国授予的和平勋章，是最高的荣誉。每个国家对授勋都非常重视。根据总体规划，联海团把中国防暴队的授勋时间安排在2007年9月29日。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胡政委意识到，授勋仪式是中国防暴队向世界人民展示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最佳时机，如果能把授勋仪式放在国庆日当天一同庆祝，那么联合国授予125名队员沉甸甸的和平勋章将是献给祖国母亲最好的生日礼物。于是队领导明确指示我到联海团协调，一定要把授勋时间定在10月1日。

　　我马上找到了联海团警察总部礼宾官。他说授勋时间是联海团总部规定的，他无权更改。我又来到联海团总部礼宾司，这位负责人耸耸肩，遗憾地说：“你们想在国家独立日授勋，心情可以理解，但联海团至今还没有更改授勋时间的先例。”我听后，用流利英语回敬他说：“NO！SIR.YOUAREWRONG！10月1日是我们新中国的国庆日，不是独立日，因为我们国家从未被帝国主义殖民过。”

　　日子一天天临近，授勋的时间还没有着落，我非常着急，嗓子一度说不出话来,满嘴都是水泡，有时连晚上做梦都在办理授勋的事。以后，我有空就往联海团跑，不是找不到负责人就是吃了闭门羹，事情的发展似乎看不到任何转机。连日的劳累再加上高温酷暑，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就在我心情极度沮丧的时候，与我朝夕相处的队友，特别是防暴队几位姐妹用实际行动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姐妹们坚韧拼搏的形象一次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维和防暴队是一支特殊的战斗团体。男队员能做到的，女队员也一定能做到。因为，在这里，只有军人，没有女人。来自南海边检站的汤筱晶，体能和五公里成绩超过了许多男同胞，被队友称为“超女”；顺德边检站的张伟，手枪射击成绩始终保持在46环以上，是防暴队有名的神枪手；护士孙花玉除了正常的医护救治外，还承担了枪库管理员的工作，她经常忙碌在医疗室和军械库之间；医生马德芬在对外义诊中要接触疟疾、伤寒、霍乱等病人，她凭着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海地人民的赞誉。多才多艺的戴红总是把歌声和欢笑送给战友，为他们洗去执勤归来后疲惫。黄凌怡等办公室值勤官担负着上传下达、文件办理、会议接待等工作，8个月，仅翻译联海团来文来电就达1286份，上报各类材料150多万字。无一差错。

　　无论是训练场的叱咤风云，还是抓捕现场的果敢顽强，我们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情让人折服。但是，在坚实的盔甲后面，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对父母、孩子、爱人的的牵挂。

　　我第一次到东帝汶维和的时候。孩子不到4岁，还不太懂事。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妈妈，是不是宝宝不听话，惹你生气了，你不要宝宝了。”我在心里请女儿原谅，不是妈妈不爱，而在地球另一边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妈妈。

　　去年4月，当我第二次踏上维和之旅时，正遇上女儿感冒发烧，同为军人的丈夫出差在外，只好让爷爷奶奶带孩子去医院。就在我跨出家门的一刹那，她突然从奶奶的怀里挣脱出来，使劲拉着我的衣服，哭着哀求我不要走。不是乖巧的孩子不听话，而是幼小的她经历过太多次的别离。这时，出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是在女儿的哭声中流着眼泪离开家门的。对女儿的愧疚一直是我心中的隐痛，伴随着我在海地的日日夜夜，无法释怀。

　　和我一样，每个维和女军人都经历了一些刻骨铭心的事。她们为了维和事业，离家别子忍受孤独，她们经受磨砺无怨无悔，她们把对祖国、对亲人的爱无私地献给了那片满目疮痍的土地，献给了那些饱受战乱之苦的海地人民。我在她们身上看到了善良与友爱，力量与坚韧。领导的重托，战友的期待，使我不敢有任何的松懈。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困难，只能是弱者的绊脚石，却是强者的垫脚石。于是，我重抖精神，决心要把10月1日授勋的事拿下来。

　　就在我积极协调这件事的时候，联海团代理团长、首席特别副代表柯斯达先生走马上任。费了很大周折，终于见到柯斯达先生，我向他进行了详细汇报，并说明10月1日授勋对中国防暴队的特殊意义。没想到，柯斯达先生非常认真地看完了我们的材料。他被中国防暴队的卓绝工作和良好形象所感动。最后，柯斯达先生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就冲着你一个东方女子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你们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联海团这次为中国破一次例。”

　　我知道，这是柯斯达先生对我讲的客气话，我心里更加明白的是：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必须受人尊敬的大国!

　　在10月1日举行授勋仪式上，联海团、海地政府官员、各国驻海地使节、42个国家维和警队负责人以及海地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海外华人华侨代表等500多人出席。参会人数之多，规格之高创下海地所有维和警队的授勋纪录。当我们佩戴着和平勋章，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向五星红旗敬礼时，我和队友们都饱含着热泪。国家利益和荣誉高于一切。这是身处异国他乡的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诉说；这是中国边防警察对人民的忠贞誓言；这是我们125名维和官兵对伟大祖国的庄严承诺！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