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晚报蒋介石曾六次下令严查赌博风(图)

1941年2月，蒋介石（右三）和宋美龄（右四）在新生活运动中带头吃素。
　　蒋介石曾六次下令严查重庆赌博风

　　最近，市档案馆整理出的一份材料显示，1940年9月，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蒋介石为了配合由他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改善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城市形象，维持重庆地区的社会治安，针对重庆地区当时赌博风盛行的状况，在1940年、1941年、1945年、1946年先后六次明令重庆有关当局严厉查禁赌博。

　　由于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大多腐化堕落，精神萎靡不振，利用赌博获取心理刺激，得过且过；主管机关执法不严，苟且敷衍；加之赌博与娱乐活动的界限模糊，社会赌博之风屡禁不止。虽然蒋介石连续不断下达手令，但注定雷声大、雨点小。赌博禁而不止。

　　入档理由

　　-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在前后6年里，6次下达命令，要求严查重庆赌博风，这在蒋介石的从政生涯里异常罕见。

　　-不论高低级文武官吏，不论男女老少人民，如从事赌博，一律予以逮捕。

　　-蒋介石企图依靠几道严厉的手令查禁在重庆流传已久的赌博之风，虽用意不错，但成效注定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六次手令赌博军法审判查赌阵容

　　赌博军法审判

　　市档案馆资料显示，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在前后6年里，6次下达命令，要求严查重庆赌博风。文史专家认为，如此持续关注一个社会问题，这在蒋介石的从政生涯里异常罕见。

　　第一次：1940年12月1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训令重庆市政府“奉国防最高委员会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第一四零零四号训令……近据查报，中央各机关迁建区内之公务人员及其眷属打牌聚赌之风甚盛，以致引起当地居民不良之印象……兹特重申明令严加申儆……饬宪警分区负责查拿惩办……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

　　第二次：1941年1月30日，蒋介石手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据报，最近重庆赌风甚炽，尤其是军政机关文职人员与党政名院部高级官员为最多，应彻底密侦，严拿为要。”

　　第三次：1941年9月27日，蒋介石手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宪兵司令部司令贺国光、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重庆赌风仍盛，迭令严禁，迄未见效。以后凡属赌博案件应照军法审判从重惩处，不得送普通法庭处理为要。”

　　第四次：1941年12月，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第四次卫戍会上，蒋介石到会指示：“渝市之盗匪与烟赌娼均应限期肃清。”

　　第五次：1945年5月15日，蒋中正手令：“近闻重庆赌博之风甚炽，应即负责查禁，对于党政军高级人员及其家属，尤应特别严格执行，毋午畏避权势，稍存姑息。否则以各区卫戍宪警主管人员玩忽职守之罪，按律论处，希即遵照并通令所属一体遵照办理为要。”

　　第六次：1946年6月10日，国民政府代电：“据报，渝市自政府还都后秩序日坏，最近各大街小巷赌摊林立，中正路一带，几举目皆是。设立赌摊者多为地方流痞勾结失业军人所为，并有少数治安机关人员暗中包庇等情，希查明处办。中正。(卅五)已灰府军义。”

　　查赌阵容

　　军警宪一齐上

　　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介绍，蒋介石手令下达后，国民党重庆当局异常重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重庆市政府、市警察局及宪兵司令部遵照命令，联合组织展开系列运动。

　　接到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后，重庆市政府即训令所属各局处会室，重点打击、取缔公务员打牌聚赌。但效果不佳。

　　一个多月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刘峙再次接到蒋介石命令，于1941年2月4日召集宪兵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和卫戍总司令部相关官员召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查禁赌博会议”，商讨对策。该会议决定出18项规定及查禁措施，范围铺开至全民禁赌，其中包括：

　　(一)不论高低级文武官吏，不论男女老少人民，如从事赌博，一律予以逮捕。

　　(二)凡麻将、纸牌、牌九、单双、轮盘、四门摊、扑克、骰子及一切两人以上以金钱为输赢的赌博行业俱谓之赌博。

　　(三)凡捕获之赌犯，一律由捕获机关或部队解送卫戍总工程师部，视其情节轻重，处以一日以上七日以下拘禁，并将赌犯姓名公诸报端，如系公务员，于执行禁闭后，送回原机关遵照国防最高委员会1940年12月7日第14004号训令从严惩处。

　　(四)捕获的赌犯应连同赌资、赌具，一并解送卫戍总部。

　　(五)没收商店一切赌具卖品，报送总部。

　　(六)没收赌资，存作空袭救济之用。

　　(七)没收的赌具，由卫戍总部择日公开焚毁。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将会议决定通知各机关、部队执行。此外，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与重庆市政府、市警察局、宪兵司令部还会商拟定《抗战时期查禁赌博暂行办法》，呈报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准。该办法规定，不问军人公务员或成年男女财物参赌或聚众赌博，分别处以五年、三年、一年、六月等有期徒行，并处罚金五千、三千、二千元，属军人或公务员的，从重处断。

　　由于军人赌博问题突出，地方警察查禁时常起纠纷。1943年1月16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还专门制定《取缔军人赌博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军人赌博由宪兵负责查辑，由军法机关审判，地方警察无权干涉军人赌博。

　　查禁过程

　　相互枪击火拼

　　唐润明说，根据档案史料分析，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等各部门在查禁赌博方面，基于本身职责，积极进行。

　　据国民党重庆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当年1-9月，市警察局司法科处理赌案208件，处理涉赌人员男1048人，女124人。先后抓获公务员参赌多起，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陈家馆镇警察分驻所长兼镇长张泽清、副镇长胡治光、彭亮清、保长汪成洪等四人赌博案件。该四人被现行抓获后，国民党重庆市政府当即决定撤出镇长职务，副镇长、保长撤职留任。

　　重庆市财政局第三、四税捐稽征所事务员王锡国等赌博案件被查获后，当事人员被分别予以撤职、开除、记大过两次的惩处，该管所长调职察看。新桥分驻所长罗可迈等七名警察聚赌案件被查获后，分别处以开除公职等惩罚，并追究所长、巡警责任。

　　当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迁驻中央机关人员和军队较多。由于政纪、军纪不良，中央机关人员和军人参赌，聚赌现象较为普遍。一些警察分驻所的警察在抓赌过程中，多次发生因赌博者系军方人员而遭到涉赌人员的辱骂、殴打、围攻。

　　1943年2月4日，还发生了新桥分驻所所长张爱德抓获盐政部盐务总局直管的盐务局职员赌博案后，不久即被盐务警卫士兵刺成重伤事件。后经查办，肇事者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1945年7月27日，因蒋介石对禁赌效果不满，命令不断，重庆市政府再次训令警察局：转发委座手令已两月，公共场所及路旁仍随时发现赌博情事，值勤长警间有不理者。为此，重申前令，切实取缔为要。1946年6月24日，市政府训令市警察局、民政局、保安警察总队：一周内全部肃清，期满后，如再发现有上项情事，即以该管警察分局长、区长、保甲长及保安警察总队队长包庇论究。市警察局除命令各区警察所，分驻所遵照办理外，还组织了督查人员秘密调查。

　　禁赌结局

　　注定禁而不止

　　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唐润明说，由于国民党政权结构和性质自身局限等复杂因素，蒋介石在重庆轰轰烈烈推行的严查赌博活动，虽赌博风暂时得以遏止，但注定无力根除，只能禁而不止。

　　1940年9月，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蒋介石为配合由他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为了改善重庆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城市形象，维持重庆地区的社会治安，决定针对重庆地区的赌博风下手。但蒋介石于赌博对于人民心理、生理健康等方面的侵袭认识不足，他或许根本没想到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来号召和查禁赌博。

　　此外，当时陪都重庆中央机构林立，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大多腐化堕落，精神萎靡不振，极度需要利用赌博来获取心理刺激。市政协委员、文史家廖庆渝说，当时，达官贵人聚居的歌乐山、山洞等处，一些官太太邀约结伙，公馆别墅里整夜麻将声不断；主管机关执法不严，权贵赌博不敢查处，只能苟且敷衍。

　　比如，就在蒋介石发出第五道手令后的同年10月，国民党军官总队就发生了两起公开赌博案件，结果接报的警察机关不敢查处。查禁赌博中，甚至时常发生查赌警察与赌博军人相互枪击火拼的恶性案件，最终多不了了之。

　　赌博是一种用财物作注，互争输赢的恶习，流传数千年。加之赌博与娱乐活动的界限模糊，因此，蒋介石企图依靠几道严厉的手令查禁在重庆流传已久的赌博之风，虽用意不错，但成效注定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记者丁香乐张质摄影报道） (来源：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