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学者耗时3年找到中国远征军美军少校埋葬处

梅姆瑞少校的葬礼

梅姆瑞少校

梅姆瑞少校的太太菲和两个女儿

摄制组一行（左起：邓康延、摄像牛子、章东磐、剧务宋燕、孙敏）

　　【冰点特稿】：寻找少校

　　本报记者 林天宏

　　把碟片放进播放机的时候，邓康延觉得，“他们能看上10分钟就不错了”。毕竟，这只是一场房地产商的私人聚会，饭局也马上就要开始了。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这个50岁的纪录片制片人颇为意外。

　　这群大老板，从头到尾安安静静地看完了长达70多分钟的片子，还多次推迟了上菜的时间。

　　片子播完后，他们不约而同地鼓掌，邓的朋友、一个国内房地产的领头人物说：“康延，以后再拍这样的片子，你缺多少钱，我都给你想办法找上。”

　　意外还在不断发生。

　　2009年12月23日，邓康延收到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寄来的信，称这部片子获得了2008~2009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长片“十佳作品”。这是国内官方最为权威的纪录片奖项，多由数家公立大型电视台或电视制作中心获得，极少颁发给像邓康延这样的民间制作者。

　　这部名为《寻找少校》的片子与商业无关，也并非宏大叙事。它静静讲述的，只是一个关于遗忘和寻找的故事。

　　从一幅意外发现的美军葬礼老照片开始，几个研究中国远征军的中国民间学者耗时3年，沿着当年远征军的反攻路线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还远赴美国国家档案馆，拜访老兵家庭，终于找到美军少校梅姆瑞在中国的埋骨之处，也考证出远征军中一支代号“Y部队”的美军顾问团的前世今生。

　　“历史总是在反反复复中丢失了许多细节，但有时候，细节却决定了我们怎样去记录历史。”邓康延说，“我们既是在寻找故人故事，也是在寻找内心的安宁，与历史的公正。”

　　老照片上的葬礼

　　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聚会，邓康延的生活本不会和“远征军”这一个历史名词发生太多交集。2003年年初的一个黄昏，时任《凤凰周刊》主编的邓康延和另外几个朋友，在深圳为刚从云南归来的朋友章东磐接风。

　　章东磐是这个圈子里公认的传奇人物，早年当过炮兵、侦察兵、文物鉴定家、出版社编辑，后来又做起了生意。从2000年开始，他前往云南一带，走访远征军中的抗日老兵。

　　那天晚上，饭局成了章东磐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讲述了在云南耳闻目睹的许多远征军老兵的悲壮故事。一桌子人都悄无声息，泪流满面的邓康延突然站起身来说：“我要去为他们拍纪录片，哪怕辞了现职。”

　　几个月后，邓康延果真搁下了主编职务，与章东磐一起前往云南，准备拍摄一部关于远征军的10集纪录片。片子的大纲都已经写好了，可这个时候，因为投资合作等方面出现问题，计划就此搁浅。

　　没有资金，也没有播出平台，片子还拍不拍？拍什么？“犹如一支部队正在冲锋时突然失去了目标”，问题被摆在了整个纪录片团队面前。

　　“我想起一个故事。”团队中的云南作家孙敏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故事来自一张60年前冲洗出的老照片。2002年，为了调查滇西抗战的历史，孙敏在云南腾冲一带进行田野调查。在距离腾冲城3公里的和顺乡，她结识了当地一个乡村图书馆的馆长、已逾70岁的张孝仲。

　　在一次闲聊中，张孝仲顺口问了一句：“我家里有一些老照片，要不要看一下？”

　　他取出一本镶嵌着92张黑白照片的相册，照片保存得很完好，“就像当天早上才从暗房里取出来一样”。

　　相册的主人，是张孝仲的父亲张溶。作为民国时的一个摄影爱好者，张溶在和顺乡开着方圆百里唯一的照相馆。1944年初秋，正是远征军收复腾冲城前的最后时刻。一名远征军军官来到店里，要求冲洗一堆胶卷。

　　当晚，在远处炮声的陪伴下，张孝仲和哥哥连夜冲洗出了这批胶卷。父亲张溶擅自主张，多加洗了一份，想作为这个家庭的“收藏”。

　　翻看着照片，孙敏发现，这些照片记录的是腾冲激烈的战争场面，以及一批美国军人的影像。其中一张照片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是一场军事葬礼：一棵巨大的榕树下，站立着十几位全副武装的中美两国军人，照片左侧，一个手持《圣经》的美国军官正在主持葬礼，一口中式的棺木，正被放入墓穴。

　　当时，孙敏并不太明白这张照片的意义，她只是进行了翻拍。随后，这些照片又一次被收藏了起来。她至今还记得张孝仲脸上很不好意思的神情，他喃喃地说：“其实，没有经过人家的允许，就加印了一套，有些不对，是吧？”

　　然而，历史就多亏了这次未经授权的加印，才不至于被湮没得干干净净。

　　少校的118封家信

　　与孙敏发现照片的时间相隔不久，一天清晨，美国得克萨斯州冷泉镇的居民芭芭拉·梅姆瑞突然从梦中惊醒。

　　一段时间以来，芭芭拉反复梦到同一个场景。在梦中，这个从来没有到过东方的女人，来到东方的一片亚热带田野，在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男人牵着一头水牛向她走来。

　　这个梦让芭芭拉整个早晨都不能释怀。她走进母亲菲生前的卧室，打开衣柜最底层的抽屉。抽屉里珍藏的118封信，是60多年前父亲从中国寄给母亲的，也是家里和东方唯一的联系。她觉得，梦中的那幅景象，也许来自心灵深处对父亲的怀念。

　　8岁之前，芭芭拉·梅姆瑞很喜欢漂亮的康乃馨花。但在那之后，她一点都不喜欢了，因为这种花会使她回忆起参加父亲葬礼的那一天。

　　芭芭拉·梅姆瑞的父亲威廉·梅姆瑞，出生于1910年6月20日。这个性格温和的美国男人是德州农工大学的优等生———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人数，在美国高校中名列榜首。

　　1941年7月，威廉·梅姆瑞接到了兵役通知。那个时候，妻子菲刚刚生下芭芭拉，可芭芭拉后来听母亲回忆，当时，“父亲兴奋得竟然忘记了刚刚得了一个女儿”。

　　两年后的秋天，威廉·梅姆瑞离开美国，到了印度的孟买，帮助中国远征军训练士兵。1945年5月，远征军开始反攻云南，怒江战役开始，他也随着部队进入了中国。

　　到达印度的时候，梅姆瑞少校的第二个女儿贝弗利刚刚出生。妻子随信寄去了母女三人的合影。收到信的那天晚上，他打开了一瓶价值90美元的樱桃白兰地酒，和战友们一起庆祝。前来庆贺的军官们，给这个新生命取名为“伯玛”（意为“缅甸”）。

　　这张照片一直伴随着少校的战地生活，直到1944年5月20日他在中国牺牲那天为止。人们在他遗体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这张照片。

　　1946年，美国军方在中国找到了梅姆瑞少校的遗骸，并将其部分移葬回家乡冷泉镇。所有家庭成员都出席了这场葬礼，少校的棺材上摆满了鲜花，有士兵鸣枪致敬。身穿制服的军官将国旗叠起来递给菲，然后递给每个人一朵粉白相间的康乃馨。

　　那时，芭芭拉只有4岁。如今，她已经成了鬓带白发的老妇，母亲菲也已于1996年离世。芭芭拉和妹妹只能通过这118封家信，来怀念自己的父母。

　　此时，她并不知道，在遥远的中国，一次与她父亲密切相关的寻找，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