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驻科索沃维和警察：女警边吃饺子边流泪(图)

2008年03月07日12:21

执勤中的汤海军

汤海军和在科索沃的外国同事们 　　记者刘昌武 实习生王洪岩/文图

　　2月1日上午，郑州市维和警察汤海军从科索沃载誉归来。汤海军，37岁，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综合科科长。2006年10月28日至2008年1月28日，作为中国派驻科索沃第四批警队18名成员之一，在科索沃任务区代表联合国执行维和任务，2007年5月10日被联合国授予蓝色和平勋章。

　　在维和期间，汤海军表现出了中国警察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斗志，充分展示了郑州警察的精神风貌，为河南、为郑州争了光添了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然而，作为代表联合国执行维和任务的一名普通民警，荣誉的背后充满了艰辛和泪水，在科索沃那片动荡的区域，他如何度过了自己的15个月？

　　我成了科索沃的第16264名维和警察

　　当我看到最后一项需要填写“因公死亡抚恤金受益人”时，心头猛地一颤，想到了父母和妻儿。

　　2006年10月底，我和其他17名队员一起，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到达科索沃，开始了我的维和生涯。

　　尽管在出发前对科索沃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但我们这些习惯了和平环境的警察，一下子来到了一个陌生又充满危险的地方，特别是看到不时开过的北约部队的坦克和装甲车，还有在大街上巡逻的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心里不由得有些压力。

　　到达科索沃的第一天，我们被领到一座两层的铁皮办公楼办理“CHECK IN”，也就是登记手续。每个人都要填写一张详细的个人情况信息表，当我看到最后一项要填写“因公死亡抚恤金受益人”时，心头猛地一颤。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的妻儿、年迈的父亲和病重的母亲，如果没有了我，他们该怎么办？

　　作为一个带枪任务区，选择在科索沃维和就意味着选择了危险甚至死亡。这一天，我领到了自己的ID卡，号码为“CP16264”。这意味着从当天起，我成了科索沃任务区的第16264名维和警察。

　　领导给我们每人带来一棵大白菜

　　同事一起包饺子庆贺新年，没有擀面杖就用瓶子擀皮，有女同事边吃饺子边兴奋地流泪。

　　到任务区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接受培训，随后，大家分到了不同地区的不同岗位，开始各自找房子住，联合国是不负责安排维和警察住房的。

　　我和一名来自四川的同事被分配到离首府约50公里的吉兰市，到达时上批中国警队已于两个月前结束任务回国，因此没有人接应我们，加上语言不通，找房子真是件头疼事儿。联合国要求租住的房子离上班地点不超过半小时车程，中国警队内部则要求尽量靠近警察局或北约军营，以便发生不测时就近躲避，还要求避免离咖啡厅或饭馆之类太近，那些地方发生爆炸的几率很高。在一位联合国同事的帮助下，我和四川同事费了两天时间才找到一处狭小的住房，连床都没有，只能在两张破沙发上睡觉。

　　早就听说科索沃水电奇缺，但真正生活在这里，才知道情况远比想象的还要困难很多。战争导致电力系统瘫痪，平常首府市中心每天要停电三四次，每次停电两个小时左右，而其他地区停电则更为频繁，特别是冬天，供电两小时就要停四小时，给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在这里不是饿了才做饭，而是有电时就想办法做，炒菜时最担心的是做到一半停电。当地的医院、银行、饭店等都配有发电机，经常可以听到发电机的轰鸣声。

　　由于科索沃战争时期北约在此投下大量贫铀弹，当地的水只能用来洗漱和冲厕所，饮用水需要买进口瓶装水。但即便这样，当地的水也很缺乏，停水像停电一样没有任何预兆，有时洗完一次衣服要好几个小时。我刚开始不知道接水备用，以致出现用完厕所后没有水冲的尴尬。

　　科索沃四周群山环绕，春秋天大雾弥漫，能见度有时不足1米。夜里下班开车回家如果碰到雾天，只能靠公路中间的白色分道线缓行。我上班的检查站离住处约20公里，绝大部分是山路，临着悬崖，有好几次回住处的路上什么也看不见，开车时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吃饭是个大问题，在科索沃任务区能买到的蔬菜主要是土豆、洋葱、包菜和辣椒，偶尔也能买到生菜，但论棵卖，1欧元(合10元人民币)一小棵。2007年春节前夕，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领导专程从贝尔格莱德来看望大家，给我们每人带来了一块肉、一棵大白菜和一个白萝卜。我和其他同事一起包饺子庆贺新年，没有擀面杖就用瓶子擀皮，吃饺子时，有女同事边吃饺子边兴奋地流泪。

　　在别人退缩的时候，冲到火场最前线

　　“虽然联合国不鼓励这种行为，但请接受我对你本人以及你的国家的敬意和谢意！”

　　去年7月22日，我值下午班。在上班途中，快到我的工作地点--科索沃第五号检查站时，突然发现滚滚浓烟在附近山上翻腾。我心中一惊：昨天距离检查站两公里的山上着了大火，消防人员一直在连夜扑救，难道没有被扑灭，竟然烧到这里了？

　　我加速开车到达检查站，只见整个山火呈环形从山顶蔓延下来，可以闻见刺鼻的焦煳味，四周都是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山顶对着检查站的一侧，十几名消防员正在和火魔作战，他们在努力地用树枝、扫帚等灭火，可和蔓延的山火相比，他们的力量显得过于弱小。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6点多，大火已经烧到半山腰，最近处离检查站只有不足50米，已经严重威胁到检查站和过往车辆的安全。我马上通过电台报告指挥中心，同时和受我监督管理的当地警察带班队长商量，随时做好暂时关闭检查站的准备。五号检查站位于科索沃边界，是瑞士、德国等通往科索沃的主要通道，每天过往车辆有1500台，关闭检查站可不是小事。我建议当地警察通知他们的指挥中心，尽可能增援消防力量。半小时后，又有两辆消防车呼啸而来，近1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

　　我决定带着那位带班队长到大火现场察看一下，快到现场时，阵阵热浪扑面而来，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那位队长很快就站住了，说太危险，不愿再向前挪步。我的职责只是监督他，发现他哪里做得违反规定我可以写报告，并没有上下级关系，只好撇开他往前走。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记住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一名警察。

　　消防员正一字排开奋力灭火，人人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湿透，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树枝上前扑火。过了一会儿，那位队长终于也赶了过来，看到我在灭火，惊讶得张大了嘴。他后来告诉我，着火不是第一次了，可联合国警察零距离赶赴现场，这是他8年警察生涯来第一次目睹，这是当地警察包括别的国家维和警察绝不会做的。

　　没想到一次徒手灭火却一下子树立了中国警察的形象。在我工作的检查站，原本中国维和警察就以纪律性强、待人友好闻名，这次大火过后，中国维和警察更赢得了当地警察和其他国家维和警察的倍加尊重。一次，我和地区司令、瑞士人菲利兹德偶然相遇，他特意停下脚步对我说：“虽然联合国不鼓励这种行为，但来自遥远中国的你的这种勇敢、奉献精神，依然让我极为敬佩和感动，请接受我对你本人以及你的国家的敬意和谢意！”

　　那天晚上8点左右，大火终于被扑灭。当地阿尔巴尼亚族警察说，天气干燥、两个多月滴水未降是起火的自然因素，但也不排除人为因素，大火是从科索沃边界朝着科索沃方向燃烧的，他们怀疑是塞尔维亚人故意朝这边放火。看来，大火虽然扑灭了，但阿族和塞族之间的仇恨之火仍在燃烧，未来的和平之路依旧漫长。

　　遗憾目睹一名中国人被原机遣返

　　接待他的当地女警察从这位中国人手中接过所有证件，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他却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去年10月15日早上，我突然接到通知，总部决定把我调到普里什蒂纳国际机场移民处工作。我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检查站，来到了新的岗位。

　　到了机场我了解到：由于科索沃地处欧洲、地位待定，来这里不需要签证，普里什蒂纳国际机场成了非法移民偷渡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理想中转站。我所从事的非法移民查处是机场最为重要和敏感的岗位，整个机场共有13名国际警察，除我之外几乎全部来自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到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上，除了在检查站的突出表现，可能还与我简历上写的有在英国移民局工作的经历有关。调到机场后，原先检查站的一个巴基斯坦同事非常羡慕我，任务结束前，他专门把自己的简历交给我，希望我向机场方面推荐他。

　　到机场上班的第8天，因为下午从土耳其飞来的航班经常有中国乘客，我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移民局办公室。果然，这次乘客中有一名40多岁的中国男人，从衣着看像是一名农民。他和其他几名乘客一起被带到移民局办公室门口等候审查，接待他的是当地女警察沙必叶，她从这位中国人手中接过所有证件，打开结婚证问他什么时候结的婚。他一下子想不起来，紧张地对我说，他42岁，有一个11岁的女儿。他越紧张越想不起来，大概等了两分钟，女警察不耐烦了，把东西都还给了他，拒绝他入境并原机遣返。那名中国人跟我解释说他老婆在这里工作3年了，现在正在外面等着他团聚，并向我展示发黄的结婚证。我根据他的请求，告诉那名女警察能否再直接问问他老婆或再问他本人一些其他问题，但被拒绝了。

　　我觉得女警察的做法过于武断，立即将此事口头报告给机场警察局局长，他很赞同我的观点，当即找来当地警察局长和主管移民的处长讨论如何处理。大家一致认为，任何一个结婚超过10年的人，突然被问起何时结婚，一时想不起来都很正常，何况是一个刚出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外国人。双方讨论后决定：一是找那名被拒绝的中国乘客重新询问，如果确实是夫妻团聚并有合法手续，应准予入境；二是当地警察局长找那名女警察谈话，予以口头警告。

　　由于那名中国人搭乘的飞机已起飞，他最终未能留下，但此后当地警察再也不敢简单拒绝符合手续的中国乘客(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乘客)入境，也开始很客气地征询我的意见。

　　被狗袭击后我睡着了，野猫竟然在枕边打呼噜

　　朦朦胧胧听到有人在旁边打呼噜，我本能地伸手摸枕头下的枪，然后数一、二、三，咬牙突然坐了起来。

　　上班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住处，主要是为了安全，当然也没有地方可去，我时刻感到自己被无边的孤独包围着。我一个人住在偏僻的塞族村庄里，周围荒无人烟，到了晚上静得可怕，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大坟场。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决定出门走走。刚出院门拐进一条小道，黑暗中有两只狗突然朝我扑来，我赶紧拔枪，一边呵斥一边后退，可它们根本没有要停下的意思，碰巧一名当地人路过把狗吓退了，否则我真要开枪了，根据联合国规定，遇到野狗袭击时可以开枪。

　　放弃了走走的打算，回到住处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好吃了一片安眠药。半夜里，朦朦胧胧听到有人在旁边打呼噜，我以为是在做梦，掐了一下胳膊感觉很疼，一下子惊醒过来，脑子里闪过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写一个小偷偷盗时在主人家睡着了，难道真有这样的事情？我本能地伸手摸枕头下的枪，然后数一、二、三，咬牙突然坐了起来，最后发现是一只野猫正在枕头边熟睡。我房门锁得好好的，也不知它怎么跑进来的。

　　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夜里跪向家乡哭了

　　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临终前她不停地喊我的名字，问我为什么还不回来。

　　母亲身患肺癌多年，身体时好时坏，我出国后她一直很想念我，但我能做的只是经常给她打电话。去年10月14日，母亲的病情突然加重，抢救无效最终离开人世。临终前她不停地喊我的名字，问我为什么还不回来。身为家里的长子，我未能在床前尽孝，未能在最后时刻陪着她。那两天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国内，夜里我面向家乡长跪不起。后来听说母亲临终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等到见我一面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