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人民日报“民生三问”栏目昨日对话专家谈北京垃圾处理问题
本报今日全文转载：垃圾围城 如何突围
对话人：编辑李智勇 记者孙秀艳 专家王维平（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
新闻事件
最近，北京一家媒体刊载报道称，北京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将在4年内全部填满。“垃圾围城”现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在全国范围内看，许多城市也都面临着垃圾成山的麻烦。
在日益攀升的城市垃圾产生量面前，单纯靠填埋处理已经捉襟见肘。焚烧处理虽能解决占地问题，却因为污染问题备受争议。2009年11月，广州番禺因兴建生活垃圾焚烧厂，甚至发生了市民抗议事件。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认为，垃圾焚烧将产生致癌物质二噁英，强烈要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迁址。经过权衡，有关部门决定“缓建”。
不少人指出，解决之道在于通过垃圾分类，实现循环利用，从而减少垃圾量。而目前，垃圾分类做得还很不够，不少地方甚至存在市民前头分了类，垃圾车来了一锅端的做法。
垃圾形势有多严峻？焚烧法到底清洁不清洁？垃圾分类为何如此艰难？这些都成了盘旋在公众心头的问题。
一问：
垃圾真的无处堆放了吗？
编辑：北京的垃圾形势如何，4年后真的面临无处填埋的境况吗？真的没地儿可埋，该怎么办？跳出北京一城来看，全国的情况怎么样？
孙秀艳：北京的垃圾问题确实形势严峻，日产垃圾1.84万吨，但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量1.74万吨，设施超负荷率达67%，现有垃圾处理设施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如果按照现在的填埋量和填埋速度，4年内，现有的垃圾填埋场将被填满。
从全国的情况看，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也就是说，全国城市一年约有2000万吨垃圾没有被处理掉。
要解决垃圾问题，光靠填埋等传统的末端治理方式肯定是不行的。从国外的情况看，无不是从减量上做文章。日本曾经历过垃圾危机，自从推行垃圾减量化措施之后，垃圾总量下降了约50%，垃圾的问题迎刃而解。
垃圾减量，分类资源化是关键。垃圾分类的问题，在我国也已经提了多年。在大城市，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程度很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地方居民在前端分类，后端处理又发生混淆，这成了垃圾减量的一个瓶颈。在我对垃圾专业处理站的采访中发现，其实从技术上说，工业化分选已经可以做到对垃圾进行很好的处置与分类，但是因为投资太大还不能做到大面积普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居民前端垃圾分类，后端体系建设没跟上，还是垃圾减量的一大障碍。
在对北京市垃圾问题对策的采访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垃圾问题上了市委常委工作会，可见北京市对垃圾问题的重视。北京目前已经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作为解决垃圾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这是很好的思路。从目前的情况看，“增能力”还是被放在了第一位，毕竟政府现在必须面对的还是4年后无处可填的窘境。但是从长远看，促减量应该提到更高的层次，从管理到投资都应该向这个目标倾斜。
二问：
焚烧垃圾污染到底多大？
编辑：从目前的情况看，对垃圾的处理手段无外乎填埋、焚烧等。可是填埋大量占地，焚烧又颇有争议，现有的手段是否已经捉襟见肘？焚烧的毒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实现垃圾减量还有多远？
王维平：能够运用工业化的技术对垃圾进行工程化处理的方式主要就是填埋、焚烧、堆肥等，选择方式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定。我想特别说说焚烧的问题。
垃圾焚烧不是垃圾对策中唯一的选择，也不是最优选择。但是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大城市，焚烧可以节约90%的土地，对大气的污染也远低于填埋处理，所以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把它作为垃圾处理的手段之一。有人说垃圾焚烧是把固体污染变成气体污染，这是一种误解。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都集中于烟气净化上，这些保证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污染。
现在，有些公众谈“烧”色变，以为垃圾焚烧一定会致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技术角度讲，焚烧完全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在1992年以前，一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还没有被认识，当时的垃圾焚烧炉确实存在一些技术问题，产生过二噁英等致癌物质。但是在二噁英的毒副作用被发现之后，国外已经在技术上克服了这个问题，把二噁英排放完全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我觉得，百姓未必了解这些，所以会反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与公众的有效沟通。
对于垃圾焚烧的安全性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垃圾处理主管部门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关于垃圾焚烧厂的操作运行规范、监督处罚制度等，比如目前焚烧厂从业人员的考核、培训、持证上岗等基础规范都还没有。企业从来都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为了省钱有时该装的设备不装，该更新的零部件不及时更新，该用的耗材不用、少用或者以次充好，怎么能保证运行的安全？规范、监管的缺失，势必导致焚烧厂运行的不正常。应该说，垃圾焚烧的病根是在运行和监管上。
三问：
差的是技术，还是管理？
编辑：要解决垃圾问题，从技术、机制以及理念上需要什么突破？发达国家是怎么做的，有什么地方值得借鉴吗？
孙秀艳：垃圾问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技术的更新也是比较迅速的。目前，我们跟发达国家相比，最欠缺的不是资金、技术，而是垃圾管理的理念。还拿北京为例，为解决垃圾问题，政府已经从去年开始投入百亿元资金，这不能不说是个大手笔。然而，仔细观察资金投向，95%还是用于末端治理，可以说，我们对垃圾问题还是处于被动和末端的方式。而在发达国家，2/3的钱花在了减量化和资源化的管理上。
在采访中，北京市政府垃圾处理主管官员几次谈到关于垃圾全过程管理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社会还停留在生产不考虑废弃的阶段。垃圾管理实际上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合，而目前的垃圾管理还仅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前端的工作远远没有到位。比如我们的法律制度、产业政策、消费导向等，都需要将产品生命周期考虑进去。
王维平：垃圾管理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综合管理”，垃圾综合管理的核心包含三项内容，首先是从被动接受的末端处理转变为对策前移。垃圾是社会物流的最末端，要想解决垃圾问题，必须从社会物流的源头开始控制，从资源开发到生产、流通、消费、废弃全过程控制和管理。
第二，对策前移需要政府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要实现全过程管理，所有的部门都必须行动起来，也包括公众、非政府组织、媒体，因为垃圾处理是社会问题，必须走社会化管理的路子。
第三，就是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管理。宣传教育、政策引导、法律约束、经济激励，一个也不能少。像有些地方正在实施的垃圾计量收费制度就是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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