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看好的作家——顾仲起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大肆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顾仲起也于此时被怀疑为共产党员，而被撤销其连长职务，而到邓演达的总政治部挂名。同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不久广州的国民政府也迁往武汉。顾仲起随军来到武汉后，便将行军途中创作的长诗《红光》修改定稿，付梓出版。正好其时茅盾也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担任政治教官，顾仲起便请茅盾为《红光》写了一篇序文。因时局动荡，这部《红光》已散佚而无法寻觅，唯茅盾的序文传留了下来。文中有云:

　　在这部小诗集里，充分表现了仲起同志的热烈的革命情绪，和最近的思想。……我以为《红光》的新形式或者会引起了新的革命文学。文学界有一句老话:“旧酒瓶里不配装新酿。”革命的文学，须有新的形式来适合他的新精神。久矣我们听得人喊“革命文学！革命文学！”自然也已产生了许多好的革命文学，但是新形式的革命却不多见。似乎我们的文学家太忽略了新形式的创造了。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红光》纵使不能说是成立的新形式，至少也是“滥觞”了。

　　《红光》本身是慷慨的呼号，悲愤的呓语，或者可说是“标语”的集合体。也许有些“行不由径”的文学批评家，要说这不是诗，是宣传的标语，根本不是文学。但是在这里——空气极端紧张的这里，反是这样奇突的呼喊，口号式的新诗，才可算得是环境产生的真文学。我们知道俄国在十月革命以后，新派革命诗人如马霞考夫斯基等的著作，正也是口号的集合体。然而正如讬罗兹基所说:这些喊口号式的新诗，不但是时代的产物，环境的产物，并且确为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奠了基石。并且在大变动时代，神经紧张的人们已经不耐烦去静聆雅奏细乐，需要大锣大鼓，才合乎脾胃。如果我们不反对文学是时代的产物，那么，对于《红光》这作品也该承认他的时代价值罢？各民族的文学发展自然有他自己的径路，但是正当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将来的革命的新文学，或者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文学，会同一趋向罢？我希望仲起同志努力在这方面，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从茅盾的这篇序文至少可以看到三点:一是顾仲起这时写的这首长诗《红光》，与他从军前在上海所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它不再是缠绵悱恻的低吟浅唱，而是充满了阳刚之气的战斗呐喊。这无疑是作者投身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的产物。二是茅盾对顾仲起此作的内容和倾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种“口号式的新诗”是为革命和时代所需要的“真文学”，是“为……新文学奠了基石”。三是茅盾殷殷勉励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希望他逐渐“从标语式文学发展到更完善的新形式的革命文学”。

　　顾仲起在武汉期间的另一项文学活动，就是参加了文学团体上游社。这是茅盾和当时在武汉《中央日报》编《中央副刊》的孙伏园共同发起组织的文学团体，参加者除了沈雁冰(茅盾)、孙伏园和顾仲起以外，还有陈石孚、吴文祺、樊仲云、郭绍虞、傅东华、梅思平、陶希圣，共计十人，其中有五位是武汉分校的教官。上游社办有社刊《上游》周刊，附于孙伏园编的《中央副刊》出版。茅盾为顾仲起诗集《红光》所作的序文即载于此刊，顾仲起也在该刊发表一篇《红色的微芒》。这篇杂论开首就是八行诗句，庶几可见作者佚诗《红光》的面貌——

　　天空中已闪耀了红色的微芒，

　　红色的旗帜在微芒里飞扬飘荡，

　　那伟大而洪亮的钟声，

　　更是充满了宇宙间的声响。

　　正在沉睡梦迷恍惚的人们呀！

　　快快起来看那红色的微芒，

　　快快起来听那洪亮的钟响；

　　哦！那红色的微芒。

　　然而人生是复杂的，也充满了矛盾，顾仲起虽然写出这样慷慨激昂的诗文，热情地呼唤“前进，前进，社会革命呀！民族革命呀”(见《红色的微芒》)，但他思想的另一面，却由于目睹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在军中遭受到挫折和打击而相当消极。据茅盾回忆，他曾向茅盾表示军人只管打仗，对时局则不感兴趣，又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有一次茅盾去旅馆看他，他忽然叫来几个妓女，与她们闲谈了一会，就打发她们走了。听旅馆的茶房说，顾仲起几乎天天叫妓女来闲谈，却从不留一个过夜。这使茅盾十分感慨，一个革命的作家竟也如此寻求精神的刺激(见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后来，茅盾在创作《幻灭》三部曲时，顾仲起的形象不由得浮现在眼前，他便撷取部分塑造了一个对革命幻灭的人物，这就是第一部《幻灭》中的强连长形象。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下，顾仲起仓促离开武汉，乘轮东下，返回家乡如皋。后来被中共南通特委任命为军事委员，担任如皋“五一”农民暴动的总指挥。暴动失败后，他先是潜往天津农村隐居，后又返回上海，参加了以蒋光慈(光赤)、钱杏邨(阿英)为首的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这期间，他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创作了大批作品，无论从数量上或是质量上，都超过了前期。除了散见于报刊的单篇作品外，他编定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活的血迹》(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3月初版，7月再版)，又编定了另一部短篇小说集《笑与死》。此外，他还完成了四部中篇小说《爱的病狂者》(又名《爱情之过渡者》)、《坟的供状》、《葬》、《龙二老爷》和一部长篇小说《残骸》，其中《爱的病狂者》1928年11月由现代书局初版，其余的则在他离世后陆续出版。这些作品中，除少部分外均作于此时。他以自己勤勉的创作，兑现了他对殷殷关爱自己的师长茅盾的许诺。

　　可惜的是，顾仲起在他创作力最为旺盛、创作成绩最为丰富之时，却于1928年底、1929年初突然“自沉黄浦江而逝”。几十年以后，茅盾在撰写自己的创作回忆录时，在不同的章节里曾多次忆及这位青年作家，可见在茅盾的心里，顾仲起始终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