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全：耐得大寂寞才出大成果(图)

　　“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有我这样机遇的人不是很多，是部队给我提供了干大事的条件。要说起来，我当时的选择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创新。那时，国内洋博士不多，军队里更是凤毛麟角，“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有我这样机遇的人不是很多，是部队给我提供了干大事的条件。要说起来，我当时的选择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创新。那时，国内洋博士不多，军队里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到军队后很受重视。正所谓，不随大流，机会概率才会高。”

　　2009年12月2日，中国工程院2009年院士增选结果在京揭晓。44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研究所总工程师于全与邓中翰、吴曼青一起当选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院士，刷新了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记录，成为新增选的48名院士之一。这一消息不仅让于全的九江家乡人为之骄傲，更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

　　出人意料的选择

　　对熟悉他的人来说，于全当选为院士这一消息并不意外，自幼天资聪颖的他，求学与科研之旅可谓一路坦途——

　　1982年，于全17岁时以九江市高考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信息物理系，成为其母校同文中学和九江市三中的荣光。1986年，本科毕业后又考入以“西军电”之称蜚声海内外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攻读物理系电波传播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6月30日，作为该校唯一入选的国家公费研究生，被派往在欧洲通信界大名鼎鼎的法国里摩日大学光纤微波通信研究所继续深造。

　　初到法国，按法国规定必须首先取得攻读法国博士的资格（即DEA），一年后，不服输的他以全优的成绩在来自世界各地的60多位同学中名列前茅。此后3年，在集光纤、通信、计算机等多学科为一体的法国里摩日大学光纤微波通信研究所，于全苦心修炼，先后取得了多功能光纤传感器、光纤网络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等3项重要科研成果，撰写的6篇学术论文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创造的可调式光纤藕合器获得法国专利，出色的科研能力令人刮目相看。

　　1992年5月11日，于全顺利地通过了博士答辩，《多模光纤效应的研究及在光纤网络CAD中的应用》作为一等论文，被列为里摩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范本，专家评判“非常出色”。尤为人称道的是，于全在论文中解决了法国巴黎地铁公司、煤气公司、电力公司光纤网络建设中的技术难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时间，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外诸多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纷纷邀请于全加盟，他却毅然谢绝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优越条件与丰厚待遇，在1992年6月30日即他出国4周年这一天回到祖国，成为同期70多位留法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学成归国的博士。

　　“4年留学生活，开拓了我的思维，也给了我自信。我受不了西方人居高临下的同情与怜悯，不甘于做发达国家的"二等公民"，选择回国创业就是希望能在祖国这块土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求一种在科技创新上与西方列强精神平等的途径。”在于全心中，国家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祖国送我出国深造，4年就得花费50多万元人民币，相当于5000个农民1年的农业税，这是人民的血汗钱呀！”留学4年，承载着祖国消息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为他了解祖国的窗口，这种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已在1400多个日夜中深深浸入他的血液。

　　彼时，像于全这样的人才，在国内也是“宝贝疙瘩”。在首都机场，于全就被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给“预订”了，很快航天部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有意请他加盟的单位络绎不绝。与于全同期回国的学者，不少选择了高等学府，成为了行业领军者，保持着在全世界行走的高度自由。那时，中关村已经出现了收入高达5万元的年薪，像于全这样的“海归”精英，可以拿得更多。

　　这时，一位好友给他介绍了总参某研究所。所领导和于全促膝长谈，谈的不是条件，不是待遇，而是我军目前的通信现状及其与国外的差距。于全感觉自己的血管里有一股热流在奔涌，他出人意料地谢绝了多个国内知名学府与大型企业的邀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部队。这个选择，意味着月薪300多元，而且，要受到部队高度的组织纪律约束。

　　在当时，于全的选择太出人意料，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回答为什么回国、入伍这两个问题，只因为好奇、不解的人实在太多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于全含笑谦称：“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但是有我这样机遇的人不是很多，是部队给我提供了干大事的条件。要说起来，我当时的选择也是一种思维上的创新。那时，国内洋博士不多，军队里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到军队后很受重视。正所谓，别人不太容易想到的，往往是机会最多的；不随大流，机会概率才会高。”

　　1992年9月4日，于全穿上国防绿，成为总参某研究所通信研究中心工程师，17年间，他历任高级工程师、研究员、中心主任、总工程师，2009年12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之一。

　　洋博士的自适应

　　许多人都以为于全在部队顺风顺水，实际上，这位留法4年的“洋博士”曾经经历了一个相当痛苦的自适应过程——

　　初进军营，部队并不因为于全是一名特殊的新兵，就给他特殊的照顾。几个月封闭的新兵训练，让于全感觉丝毫不比搞科研轻松，但这也锻就了他作为军人的刚毅与坚韧。

　　在山西完成新兵训练后，于全回到北京。当时各种舆论都将于全“举得很高”，媒体的轮番“轰炸”与重压，让他感觉压力很大。“最痛苦的不是后来睡实验室吃方便面做项目的日子，而是那段找不着北的日子。”

　　一次与同学聚会时，同学跟于全开玩笑说：“在法国，你好比"人头马"，是高档货；刚回国，你好比"五粮液"是抢手货；当了兵，变成了"二锅头"，是大路货。怎么样，现在你是不是有点想吃后悔药了？”于全表面上嘿嘿一笑，心头却是沉重的，怎样尽可能快地完成自适应过程成为他那段时期重点考虑的问题。

　　放下“洋博士”身价，虚心向“老人”学习，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我原来学的是物理专业，读博时学的是光纤通信，进入总参某研究所后，转攻无线通信。而且，军事通信与民用通信之间存在差异，我对军队的特点、需求完全不了解，因此很多东西都要从零学起。”半年时间，他所阅读的书籍与资料，摞起来比人还高。

　　那段时间，于全每天清晨7时就第一个来到办公室，去几百米外的食堂打来开水，然后拖地、擦桌子。“我想通过这种朴实无华的方式告诉大家，洋博士没什么了不起。同时，也想看看，从无拘无束到纪律严明，自己的自适应能力究竟怎样。”就这样坚持了三四个月，于全的心慢慢沉静下来，所里的“老人”们也渐渐接受了这个脚踏实地的“洋博士”。

　　这段自适应心得，后来被于全总结为“打扫卫生理论”，成为其所在单位人所周知的信条之一。在于全看来，扫地、拖地、打水、擦桌子，这些一般人眼中的小事，却很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体现出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处事心态与精神格调，只有脚踏实地干事、真正融入团队的人，才有可能成就大事业。

　　“如果只看外表，没人知道他是海归。”于全的战友们说。他经常会穿着作训服，与野战部队最基层的战士们混在一起。“只有这样，我才知道部队需要什么样的通信装备。”于全解释说。

　　凡是蹲过点的部队，于全都能叫出每一名通信士官的名字。在他的带动下，课题组的同事都爱上了基层蹲点试验，正是在这种深入接触与调研中，于全与他的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耐得大寂寞，才出大成果

　　接到第一个课题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为了加快项目进度，于全与他的两名助手放弃了休息日，加班加点查资料、编程序，每天都干到深夜，饿了就吃方便面，困了就凑合着在实验室睡一觉，500多个日日夜夜，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计算机程序枯燥而又繁琐，他们反复地编写、修改，再编写、再修改，光编制的程序就达几十万条，打印出来足有几公里长……

　　1994年12月，于全主持设计的野战通信网计算机仿真系统研制成功，并荣获1995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系统不仅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有10多项技术指标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其研制时间之短、质量之高，令专家们惊叹，更让人惊叹的还是它的神奇功效，如今，这一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卫星通信、无线通信、保密通信、电子对抗等军事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军事、经济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信息已成为掌控战场物质和能量流向的关键因素，制信息权成为决定战争胜负新的战略制高点，军队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和各国军队转型的核心内容。多年来，协同通信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军队通信畅通的一大难题。这一世界性难题引起了于全的关注和思考。

　　“软件无线电”这项刚刚萌芽的新技术进入了他的视野。研究所领导全力支持他的大胆设想，筹备60多万元人民币，从全所选调精兵强将，组成一个包括2名博士、5名硕士在内的课题组，协助于全一起攻关。

　　“军用软件无线电网关”课题的研究需要大量野战电台运行数据来支持，在立项后一年多时间里，于全和他的团队从青藏高原到天涯海角，从辽东半岛到东海之滨，跋山涉水，战严寒，冒酷暑，深入陆海空通信部队，掌握第一手资料，仅搜集、归纳的各类数据就有数百万条。

　　1998年11月，于全和他的团队以最少的经费和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软件无线电网关”电台，成功地实现了我军不同频段、不同体制电台的互连互通，较好地解决了三军协同通信这一世界难题，被誉为“自模拟过渡到数字之后无线通信领域的又一场革命”，使我军在野战通信技术研究上第一次走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前面。

　　荣誉接踵而至，“耐得大寂寞，才出大成果”，为排除干扰，于全给自己定了“三条规矩”：成果不急于报奖，不急于出专著，不接受媒体采访。他淡泊名利，多次在报奖时划去自己的名字，还常把自己所得奖金悉数分给他人。他常说：“泰戈尔说得好啊！鸟儿的翅膀绑上了黄金，怎能飞得远呢？”

　　正是在这种清醒与淡定下，于全率领他的团队继续瞄准世界军事信息技术发展前沿，马不停蹄地创新，先后完成了20余项重大科研项目，成功研制出我军第一代战术通信网，实现了通信保障模式的跨越式发展，为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7年来，于全刻苦攻关，不断创新，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国家重点资助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全国优秀归国留学人员；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青年科技奖—求是工程奖；全军学习成才标兵；全军通信系统优秀科技骨干；总参青年标兵；总参优秀中青年专家；总参优秀科技干部；一等功1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1次；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标兵”等奖项。一批科研人员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成为我军通信领域的中坚力量，而他自己也成为我军最年轻的军事通信学科带头人，是当代青年景仰的偶像之一。

　　文理兼备的“交联”式读书与学习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对于全来说，惊喜之外，更是责任。“它是我人生的重要节点，今后，我将在这个更高的平台与更大的舞台上，为自己所钟爱的军事通信事业而奋斗。”

　　在一般人眼里，于全是一个传奇，他的人生写满精彩，充满创新。前辈称赞他“思维不拘一格”，学生说他“善于出奇制胜”，而于全自己却谦逊地说这得益于“交联”式的读书与学习。“交联”本是物理和化学领域的一个专业词语，于全借用过来，旨在强调一种互联互通、融会贯通、触类旁通的学习方式。“虽然工作繁忙，但他至今依然保持平均每周读一本书的习惯。“工作再忙，也不能放松学习；不学习，就意味着放弃明天。”这是于全给自己的忠告。

　　于全经常阅读的书基本上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通信行业的专业书籍，第二类是作战理论方面的军事类书籍，第三类是涉及人生观、价值观方面问题的哲学社会科学类综合图书，第四类则是小说、散文、艺术之类怡情养性的图书。

　　“各类图书与各种学科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不断印证、互相映射的。”对于这一点，于全深有感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美国作家杰夫?凯尔斯撰写的《分布式网络化作战》。这本书从分布式网络化作战的基本概念和需求背景出发，描述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充分发挥分布式网络化作战优势，文字简洁优美，内容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于全爱不释手，很快将之翻译成中文，并于2006年11月在北京邮电大学出版。

　　细细品味，这位看上去很是理性、严谨与稳健的军人院士，内心深处，却也有着文人墨客的浪漫、忧思与怅然。自幼喜好绘画的他，后因学习、工作等原因而不得不放弃，每天高强度的工作与学习，使得他几乎没有了自己的业余爱好，“但在国外，不少杰出的科学家同时还是出色的艺术家”，于全在法国里摩日大学读博士时，导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小提琴却拉得相当专业。而这，似乎才是于全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也才是他的理想所在。

　　（《中华儿女》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