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传统乡土教育:婚育知识与四书五经并重

吴氏族谱

农民吴烈的书案

　　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还是居于首位

　　当然，在培田村，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传统还是居于首位。培田各类学馆讲授的课程依官定为基础，大致分为“识字“、“实用”、“知礼”、“明经”4类。识字、实用的有《人家实用》、《千字文》。知礼、明经类的有《三字经》、《大增广》、《幼学琼林》，还有统称“十三经”的《易经》、《书经》、《诗经》等经典，还有朱熹的《四书集注》，另外还要学习唐诗、宋词、书法，以及必考的八股文。

　　培田村历史上的9所书院中，南山书院的规模和影响最大。书院前身即为石头丘草堂。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曾为草堂题联：“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清中期以后南山书院替代石头丘草堂成为家族书院，取名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据村人说，清同治年间南山书院就已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学堂，不光招收本族子弟，周边村庄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来入读，一年学费要四、五担谷子，甚至还有从长汀县来的。

　　南山书院占地面积1980平方米，内有9间教室，还有藏书室、老师宿舍、学生宿舍、厨房、杂物房等，一应设施俱全。书院的选址也颇费心思，位于村北面的一个小山坑内，背后有一道林木繁茂的小山梁将其与村子隔开，使其自成天下。传说乾隆年间纪晓岚到培田视察时曾在此住宿两天，对书院的清幽环境赞赏不绝。

　　不过，跟今天的所谓“名校”一样，书院之所以名闻遐迩，主要还是因为师资与教学质量。还在其前身石头丘草堂创建之初，培田七世祖便不远千里请来浙江台州籍进士出身的谢桃溪任教。清乾隆年间，村里又延聘福州才子邱振芳来执教席。到了清后期，族人吴昌同兄弟延请福建宁化名儒曾瑞春来书院授课。当时培田吴氏先人“到处延访名师，教诲诸子”，一时蔚成风气。曾瑞春除了在书院授课之外，还被村中不少家庭延至家中为子弟授业解惑，当时称“点教”。曾瑞春在南山书院任教10年之后，吴昌同赠盘缠，助其赴京应试。曾瑞春不负所望，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他后来旧地重游，应约撰写了《南山书院记》，并慨然题联于壁：“十年前讲贯斯庭绿野当轩宝树兹培齐兢爽，百里外潜修此地青云得路玉堂清洁待相随。”当时的培田村“义塾有名师，宾榻有上客，水轩竹院有鸿儒”，可谓极一时之盛。

　　在培田吴氏族谱上还记载这样一桩轶事。“高祖延素堂邱振芳先生掌南山，朔望冠带请安善饮，鸡畜任取。一晚谈及瑞邑（汀州城）肉蔗（一种肉干）味美，归即着往市，第三晨出供，先生谓："吾厨亦能此乎！"以实告。先生叹曰："两夜一日得二百里外物，仆诚健矣！抑君何殷勤至斯！"”培田人以此作为美谈，对后辈儿孙津津乐道。

　　名师们受此礼遇，自然知恩图报，勉力教学。福州才子邱振芳应聘南山书院后，从教三年，书院首开文科，其弟子中先后有一人中举，二人参加省试入取“岁进士”等。从此南山书院名声大振。书院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创办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共140年，据统计，由此步入仕途的国学生、贡生、秀才、举人、武进士等有120多人，其中达至五品与三品衔的有9人，应了明代兵部尚书裴应章“距汀城郭岁百里，入孔门墙第一家”之美誉。

　　而另一方面，这些名师也为培田村培养了一批本乡本土的师资。村中一些未能科举入仕而留在乡土的名士成了强大的师资后备力量。如第十九代吴泰均就是远近闻名的教书先生。据说吴泰均年少家贫，好读书，聪颖异常，“进泮后，舌耕为业。删《礼记》、《左传》、《周礼》，手抄授徒。长（汀）连（城）两邑，游其门者甚众。一时春风化雨，游庠食饩者不下数十人”。族人吴昌同“素重先生（吴泰均）品学，延主南山书院讲席”。

　　除了延请名师硕儒来乡教学之外，培田吴氏族人还将子弟送往他乡游学。如第十六代吴一滋投长汀城一名儒门下，第十九代吴汉均慕名送子到本邑有名的雕版之乡四堡村鳌峰书院读书，第十九代吴世尧，曾先后师从过4位名师。

　　“水如环带山如笔，家有藏书陇有田”，培田村继述堂门前的这副对联道出了培田吴氏族人世世代代的耕读理想。培田村家家户户均有藏书。当时村中还建有两个藏书楼：一为明末清初修建的“藏珍楼”，藏书数不详；一为同治年间建的“馥轩楼”，藏书两万余册。前者被太平军一把火毁掉，后者于文革初期，被用箩筐全部挑到禾场上烧掉了。

　　中国文化崇尚文韬武略，文武双全。明清时期的培田还有习武传统，村中办有集勋厂武校、化成厂武校两所武术学校。村民们忙时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到禾场上挑灯习武，农闲时则练习更勤，至今集勋厂武馆旧址门口还放着当年练武用的上百斤重的石块，上面还有长期抓摸留下的手印。明清时期培田吴氏家族出了郡武庠生3人，邑武庠生16人，武举1人，武进士1人，获有军功者6人。这个传统至今还保留着，前几年村小还有武术课。

　　以兴养立教为己任的村落自治

　　明清时期的培田属于典型的中国乡村宗法制社会，有着健全而发达的乡村自治系统。而培田的村落自治还有一个特点，即以兴养立教为己任。

　　清同治年间，尽管尊师重教在培田已蔚成风气，但延请先生，赴县、省、京应试毕竟是一笔可观的花销。族中一些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无力负担，被迫弃学务农，或外出经商。当时族中虽有义仓，用来救荒济贫，但尚未有义学。族人衍庆堂五亭公考虑到“吾乡虽有义仓，而实业无多，恐形支绌，且有养无教，尚留遗憾”，遂慨然表示“以兴养立教为己任”，未及实施便赍志以殁。其夫人遵其遗命，捐出村北苦才坑内良田30余亩，充作义学资金，称为“经蒙田”。其后，村中3位家资富有的族人吴华年、吴震涛、吴拔桢相继仿效，“立捐义仓义学田字据执照”，并郑重声明：“永为族中义学公用，不得别用”，以“期望教养有资，人才辈出”。

　　这两代吴氏族人的共同努力，为培田村兴养立教奠定了物质保障基础，并且也起了表率作用。在培田村吴氏家族的不同支派中，均有专门用于文教与科举事业的族产。例如，十七世南村公派下五大房，在分家之计专门设立了“经蒙田”，每年共收田租稻谷30担。南山书院每年的经费便是由南村公祠承担的。全村最多时义学田年收租谷达6000担，用于放贷后年年生利，本金不动，为兴养立教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培田族绅吴爱仁在其所撰《苦才坑经蒙田说》中说：“有志之士，不亟亟成其名，惟孳孳苦其学；学已苦而才自成，才已成而名自成，此理之有必然者。特是人自中材已降，类不能无终窭之嗟；枵其腹而诵，声如金石者有几人哉！此苦学又不可无资助也。”这番话道出了培田人倡立此举的良苦用心。据族谱记载，当时培田村的义田分为：祭田、经蒙田、秀才田、婚田、流税田、义田。对此，培田村《南邨公尝租跋》中这样解释：“祭田者，所以敬祖宗也；婚田者，所以绵子孙也；流税者，所以济衣食也；经蒙田，所以笃栽培也；秀才田，所以嘉上进也；义田者，所以宏奖赏也。不宁惟是有祖宗而后有子孙，有子孙而后有衣食，衣食而后有栽培，有栽培而后有上进，有上进而后有奖赏。六者有相循之义，无可缺之。”在今天看来，正是这样一个有机的循环系统维持了生生不息、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明。

　　培田人对于兴养立教的考虑可谓周详之至。清代后期，为便于族中学子上府治汀城（现长汀县，当时培田属长汀）应试，培田吴氏族人在长汀先后修建了八四公祠与南村公祠，为培田学子提供一个赴考的栖停场所。福州与培田相距千里，“大凡赴省、乡试者，赁屋艰难”，村中两位族人吴泰均、吴昌同又共同捐资在福州购屋，辟为“吴氏省垣试馆”，不仅培田吴氏子弟，一府所属“八邑之凡姓吴者”，赴省应试，一律免费提供食宿。

　　为了使兴养立教的传统能够代代相传，培田一代代吴氏家族不断完善管理机制。清后期，经由十九世引斋公诸兄弟牵头，重新修订了助学奖励制度，其中对经蒙田的奖励分配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每年收入得若干份匀给。入馆者收一份，入经馆而与考者收二份。入经馆而不与考者，只收一份；与考而不入经馆者为师设馆亦收二份；有先捐监职，而复考童试者，既以监职收租，即不得跨收馆租谷。庶息纷争，以昭平允。”新修订的制度还把在学无人、捐纳无人也纳入了考虑，做到“本末兼该，先后不紊乱，一切章程，了如指掌”。新修订的制度除了对参加庭试、乡试、会试的学子给予奖励外，也还奖励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会试的成绩突出者。如：

　　文武乡试每贴闱费银三两五钱正；

　　文武会试每贴闱费银50元；

　　文武举人每贴花币银100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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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元、榜眼、探花则可得奖励花币银200元正。

　　彼时1元可买稻谷180斤。

　　尤为难得的是，培田村民不固守陈规，“因时变通”。清末光绪年间“创行新政，停科举、立学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培田村随即拟就适应形势的《续议新章》，开列出小学、中学、大学、甚至留学各等奖学金。另外，对于族内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留学的毕业生，分裔资谷或春节祭祖分猪肉时，按1∶2∶3∶4∶8的比例分配。这种奖励制度一直延续到19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