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农村报
被拐女子向嫌犯索赔10万元
南方农村报讯：广东阳春市女孩陈甘群被拐卖一案有了最新进展。近日,经过当地有关部门的介入,陈甘群将陈桂玲告上法庭,提起民事诉讼,索赔精神抚慰金10万元。18日,该案在阳春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按照陈甘群的说法,1993年,陈桂玲以介绍工作为由,将陈甘群拐卖至罗定围底镇,迫其“嫁”给大她20岁的当地人康有雀为妻。期间陈甘群曾六次逃跑未遂,四次喝农药寻死,终在2009年3月返回到家乡,与父母重逢。16年前,陈甘群父亲陈启深曾到松柏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立案；16年后的今天,阳春公安部门又以过了追诉时效期限为由不予立案。因而,犯罪嫌疑人陈桂玲一直未得到任何惩处。
“我有信心能赢!”1月17日早晨8点多,陈甘群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示。而后她也坦言,“心在扑通扑通跳,有点紧张。”可以看出来,不堪回首的往事仍似一副重担压在陈甘群身上。
2009年10月30日,陈甘群向阳春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松柏镇司法所无偿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所长柯绍豪为其诉讼代理人。
原告不语
18日上午九点,正式开庭。
法庭上,陈甘群胆小的性格再次显现,她一直低头不愿言语,不时擦拭眼角的泪水。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桂玲则显得“坦然”而镇定。
陈甘群的诉讼代理人柯绍豪陈述了陈桂玲拐卖陈甘群的事实,并简单勾勒了陈甘群度过的16年不堪岁月。“至今,这段经历给原告留下了经常头痛、耳鸣、怕黑、心悸、精神恍惚等严重后遗症。”柯绍豪说。虽然这些陈述语句简单,字数不多,但每个词对陈甘群来说,都是切肤的痛。
1月17日,陈甘群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我最近瘦了好多,身上好多处病。”
而所有这些伤害,柯绍豪认为“都是由于被告陈桂玲拐卖原告造成的直接恶果”。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抚慰金10万元。
此外,柯绍豪出示了松柏镇派出所关于陈甘群、陈启深以及陈桂玲的口供材料,以证明被告拐卖原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狡辩
尽管阳春市公安机关和陈甘群家人均认为拐卖一事“证据确凿”,陈桂玲于2009年4月13日在松柏镇派出所录的口供中也承认“拐卖这回事”,但在法庭上,陈桂玲仍极力辩解,并否认拐卖的说法,而坚称自己是“介绍”。
“是陈启深想把女儿嫁个好人家,让我帮他介绍,我带陈甘群走的时候,陈启深还一直跟到车站才离开。嫁人之后,康有雀给了2500元,都是陈启深拿了,我只拿了个几十元的红包。”陈桂玲语出惊人地辩解说。
而陈启深之所以要卖自己的女儿,陈桂玲说是因为“陈甘群曾看到陈启深强奸大女儿,怕家丑外扬,就想让陈甘群嫁出去”。陈桂玲还辩解称陈启深暗示要她做情妇。
陈桂玲的辩解激怒了陈启深。
“撒谎!”一直在旁听席上静坐的陈启深愤怒地脱口而出,同在现场旁听的陈启深大女儿阿英也忍不住对南方农村报记者说,陈桂玲“纯属瞎扯”。
事实上,陈桂玲在接受松柏镇派出所询问时,也曾说出这些令人难堪的细节。对于这些内容,松柏镇派出所曾做过针对性的调查,最后结论是“无法查实”,而陈桂玲也不能提出有力证据。
一个微妙的细节,让陈桂玲的话语令人生疑。审判刚开始时,陈桂玲称其没有中国的身份证。但法庭工作人员在随后的审判中发现,派出所的询问笔录有其中国身份证信息。
“陈桂玲说的这些都是一面之词,法院很难采信的。”柯绍豪表示。
庭审将近结束时,陈甘群坚持索赔10万元,陈桂玲坚称不愿赔偿,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审判长最后宣布休庭调查。
“宣判结果很快就会出来。”柯绍豪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不过,听法庭的意思,似乎还要追加康有雀为被告,那样的话,可能就慢一点,还要再开庭一次。”
前路迷茫
出庭后,陈甘群一家人神情平静,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或失落之情。毕竟,对于他们这个贫困之家,如何度过生活的一道道难关仍在考验着他们。
“我现在特别想我的儿子,但又不敢回去看他们,怕再被关。”陈甘群曾不止一次向南方农村报记者如此表露心迹。被拐12年、流浪4年后,原来的青春少女,已是育有3个孩子的中年妇女,陈甘群表示“自己已经基本丧失了生育能力”,如何应对未来的生活,仍是一道难题。
自去年3月份找到父母后,陈甘群因生活穷困,又怕遭邻里白眼和看到陈桂玲,她基本没有呆在家中,一直在江门的大排档打杂工。
“更换了四五个大排档,都是做服务员或者洗碗,每个月几百块钱,基本都用来治病了。”十多年的操劳令陈甘群有严重的胃炎。晚上,她经常发冷、做噩梦,“睡着之后,在罗定的一幕幕就出现在梦境中,我害怕得泪水都流出来了,医生说我的心理阴影还没抹去。”
陈甘群与父母重逢后,镇政府和派出所曾慰问过陈甘群,并给了1万元用于打官司或治病。但目前“一万块钱基本用完了,家里很穷,仅靠二老耕地为生,三天才能有吃顿肉,三个孩子还在罗定康有雀家里”,陈甘群每每想起儿子就会不禁落泪。“孩子都是我拉扯大的,他爸爸基本没管他们,孩子都喜欢亲近我。”但连自己的生活都成问题,她只能把思念埋在心里,“希望通过官司拿到赔偿后,自己的生活能够好起来,再想办法接孩子回来。”（来源：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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