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中间人带我们去见他。我们驱车进入太阳城，行驶在肮脏的小巷中，暴露在外面的下水道和路两旁的窝棚清晰地告诉我们，地震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困扰。破衣烂衫挂得到处都是，那些半裸的孩子们赤脚在垃圾中玩耍。人们的目光呆滞。住在太阳城的是穷人中的穷人，这个地方已经被犯罪、武装黑帮、疾病、失业、文盲等所有你能够想到的社会病所吞噬。

　　在小巷深处，我们见到了被凶神恶煞般的年轻人簇拥着的莫里斯。这群人中谁是老大，一眼便可瞧出。和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他戴着昂贵的墨镜，穿着整洁且价值不菲的衣服，耳朵上还有金耳钉。他让一个男孩去拿可乐，当人们聚集到他周围时，他开始讲他的故事。

　　不越狱就会被砸死

　　他已经在监狱里关了两年，关在一起的还有四五千名杀人犯、精神病患者、小偷以及一些无辜的人。地震来临时他和大约80人一起被关在7号囚室。“每个人都很害怕，”他说，“警卫跑了，墙壁开始摇晃。大门锁着，没有路可以出去，我们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但是地震把大门周围的墙震得摇摇欲坠，我们用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将它推倒了。”记者去过监狱现场，那里一片狼藉，我们依稀可以看出，即使没有发生地震，那也是地狱一般的地方。

　　那些没有窗户的黑暗囚室里到处是衣服和床垫，很明显，囚室的拥挤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有些囚室的门已经被打开，还有一些是被推倒的，门锁周围的墙上凿满了小孔，这些小孔告诉我们，为了能逃出去，那些囚犯曾经多么疯狂地用临时制成的撬棍以及其他工具撬锁。

　　临走时，有些囚犯洗劫了军械库，并放火焚烧了行政楼，这样他们的记录就全部被销毁了。大多数人都从主要的出口逃走，只有莫里斯爬上了一堵围墙，然后跳上了旁边一间屋子的屋顶。那间屋子很快就倒塌了，但莫里斯只是脚被拉了一下，幸运地活了下来。

　　然后，他走回到了太阳城。夜暮降临了，到处都是人们在尖叫、嚎哭并疯狂地在废墟下寻找自己的亲友。火势四起，大街上到处是废砖烂瓦。因为没有穿囚服，直到回到家里，他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说：“我家人看到我回来都大吃一惊。”

　　“没人会喜欢那样的生活，”他说，“如果当局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就会理解我们出逃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因为如果不逃的话，我们就没命了。”

　　想让记者帮他逃到邻国

　　两个星期过去了，莫里斯早已没有了意外获得自由的兴高采烈。目前他觉得呆在太阳城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他知道警方有太多比抓捕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一旦警方进入这个贫民窟试图抓捕他，他的马仔就会发出警报。

　　这也是他十分乐意告诉《泰晤士报》记者他在哪里的原因。

　　当然，他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每隔一两天就要变换住处，他也不敢离开贫民窟，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永远是个通缉犯。虽然人不在监狱里了，但他依然是个囚犯。

　　我们的位置在飞往太子港机场航线的正下方，每过几分钟，就会有一架满载急救物资的运输机飞过头顶，我们和莫里斯的对话就被打断。天渐渐黑了，即使有莫里斯的保护，夜晚的太阳城也没有外国人歇脚的地方。在让他摆好姿势拍了几张照片后，我们准备离开。

　　莫里斯拦住了我们。他说，他唯一可以获得平静生活的方法就是离开海地，他想多陪陪妻子和13岁的儿子，他问我们打算何时回家？他暗示我们可以在开车去多米尼加共和国时把他带上，因为边防警察不会想到他和外国人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不”字是很难说出口的。我们只好敷衍他，我们很热情地讨论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把他带出海地。他给了我们很多感激的拥抱，然后亲自护送我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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