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外交三种表情:媒体宠儿社交明星最好传播者

　　【核心提示】

　　我们常常费解：西方为什么误读中国？但中国何尝不在误读西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各说各话。

　　文化的鸿沟，语言的障碍，傅莹以她独特的方式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逾越。

　　她从不咄咄逼人，也不照本宣科，有的只是前所未有的坦率，和风细雨的讲述，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在中国外交的舞台上，她优雅、美丽、幽默、睿智，再硬的坚冰在她面前都可能融化成水。

　　从某种程度上说，傅莹用她自己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本身，也是中国外交思路的一种变迁。换句话说，中国要想真正融入世界，“傅莹方式”就不应该被忽略。【提要】

　　她很喜欢引用邓小平的话——中国既大又小，既强又弱

　　她一直相信，人在有生之年很难听到真正的赞扬

　　她从来不用“无可奉告”类的语句搪塞媒体

　　她在英国大学里的演讲，没有鼓掌，只有笑声

　　她以“阿莹”为笔名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她经常讲，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

　　【傅莹的外交之旅】

　　197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1978－1982年任驻罗马尼亚使馆随员

　　1985-1986年英国肯特大学深造

　　1982－1990年外交部翻译室副处长等职，承担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工作

　　1992－1993年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工作

　　1993－1997年在外交部亚洲司任副处长等职，负责亚洲多边合作和东盟事务

　　1997年任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公使衔参赞

　　1998年任驻菲律宾大使

　　2000年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2003年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2007年4月任中国驻英大使

　　2010年1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傅莹外交的三种表情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距离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已经过去了二十余天，傅莹面带微笑的照片仍然挂在中国驻英使馆网站上。

　　1月4日，国务院任免新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在长长的名单中，蒙古族女性傅莹格外耀眼——外交部副部长，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位女性担任这一职务，如果以少数民族论，她是第一位。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过去两年，因为在英国大使任上的卓越表现，傅莹早已被国人熟知和喜爱。当然，许多人第一次认识她还是通过一篇文章——《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

　　2008年4月13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评论版刊登了这篇英文随笔，在文章的开头，傅莹这样写道：“4月6日那天早上，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不禁想：今天的北京奥运火炬伦敦段的传递将会怎样？”

　　在奥运圣火传递频频受阻，西方媒体一边倒歪曲中国的背景下，这是中国外交官第一次在海外主流媒体发出中国声音，反响热烈。一位英国读者在给中国驻英使馆的邮件中写道：“我谨代表全体国民，就火炬伦敦传递期间一些反华示威者的行径向您表示遗憾和不安。”

　　实际上，傅莹魅力的独特之处远不仅止于文字——她优雅端庄，幽默睿智，结交英国各界精英，频繁出入酒会、讲座、论坛，官方的，非官方的，到处演讲，以柔克刚，和风细雨地阐述中国政策与立场。

　　

　　媒体宠儿

　　2007年4月，到伦敦的笫一周，傅莹便出席了“中英媒体论坛”，主动与媒体接触，不畏惧、不退缩。此后，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登门造访英国各大媒体老总，和他们喝茶聊天，希望他们能报道真实的中国。当然，她也不是什么媒体都会造访，从《泰晤士报》、《独立报》，到《每日电讯报》、《经济学家》，都是英国中产阶级才看的媒体。“中产阶级是英国社会的核心，说服这部分人至关重要。”旅居英国多年的中国留学生曾飚说。

　　文章发表在主流大报，上电视当然也有所选择。2009年3月29日9点，英国王牌节目AndrewMarrShow在英国广播公司（BBC）1台播出，一位满头白发、戴着眼镜、打扮考究的中国女性正用流利的英文解释中国在金融峰会上的立场，希望西方不要捧杀中国。“当人们给中国戴上"富裕"、"有钱"和有大量储备等等各种帽子的时候，中国民众会感到这是在吹捧中国，甚至是在忽悠中国。”语毕，主持人Marr哈哈大笑。

　　这次专访令闾丘露薇印象深刻，这位凤凰卫视资深记者想起了十几年前第一次见到傅莹时的情景。

　　“在新加坡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当时她还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她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仪态高雅，穿着极有品味，说起话来声线很柔，但又绝不拖泥带水。”闾丘觉得，穿什么样的衣服，用怎样的肢体语言很重要，只有内在和外在的完美结合，才能够产生最好的效果。

　　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与傅莹打交道不多，但这位后辈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宣传自己，了解别人，这是大使的任务之一，但用怎样的方式宣传自己，各个大使的方法有所不同，傅莹很善于沟通，她的成功之处在于真正用英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说服人家，而不是讲套话。”蔡说。

　　事实上，早在澳大利亚担任大使时，傅莹这样个性化的外交风格就已经声名远扬。本报当时驻堪培拉的记者米立公回忆，上任没几天，傅莹就跑遍了澳洲最主要的城市，跟当地政界、商界、媒体交流，澳洲许多主流媒体用整版刊登对她的专访。

　　澳大利亚《时代报》外交事务记者BrendanNicholson曾多次采访过傅莹，让他最惊讶的一次采访是在2005年6月的那次。当时傅莹主持新书《澳大利亚全球：中国专辑》发行礼，但当地记者所有的问题都跟陈用林有关，陈是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十几天前，陈携妻女离开中国领事馆，在澳洲申请政治庇护，并声称中国在澳洲安插了1000名间谍。面对挑衅性的问题，傅莹心平气和、面带微笑地说：“如果我要处理这么多的间谍业务，怎能有时间在这里与各位见面？”

　　澳洲ABC广播网记者GRAEMEDOBELL同样对傅莹赞赏有佳。“从2004年3月赴澳以来，她从来没有用"无可奉告"这样的语句搪塞媒体。”一次专访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回答，DOBELL至今记忆犹新。傅莹当时说：“中国人不会接受容忍台湾独立，这就好比我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栋房子，咱俩是兄弟，我们都讨厌对方，常常对彼此关着门，但是我们不可能把屋顶拆了，我们不得不保存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

　　

　　社交明星

　　在国内，傅莹常被称为“柔性危机专家”，实际上，在英国精英阶层，傅莹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她最大的特色就是主动出击，打入英国主流社交圈，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位接近她的中国记者说。

　　这两年，傅莹在英国频频亮相，到处演讲，主题无一不跟中国有关——更好地了解中国；让世界看到真实的中国；变化中的中国与变革中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和谐与和平；中国与英国：可持续发展中的伙伴……

　　开创先河之举发生在2009年秋天。英国三党（保守党、工党、自民党）年会召开，中国驻英使馆首次开设“中国论坛”，格外抢眼——自民党的中国论坛上，原本70人的房间挤了120多人，座位不够，有的人干脆就席地而坐。

　　论坛主题是“后奥运的中国：我们是挑战者还是伙伴？”论坛结束时，傅莹说：“夏天休假时在家乡的一个山上旅行，与山顶气象站长聊天，他很认真地谈到，西方就是要遏制中国，不能抱有幻想……”

　　自己说不一定有说服力，就拉来本地人现身说法。工党的“中国论坛”上，傅莹找来撑英国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撑台。曾11次访问中国的普雷斯科说，英国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犯下很多错误，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痛”，一味指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等问题。

　　既要说给现在的精英听，也不能忘记驻在国未来的主人。傅莹演讲的大学包括剑桥大学、伊顿公学政治学会、伦敦经济学院、肯特大学……“没有鼓掌，只有笑声。”一位多次旁听傅莹演讲的中国留学生回忆。只要听一听2007年11月29日，她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的演讲，就会明白其中的奥秘。

　　自到英履新，我做了十几次演讲，今天的演讲是比较难准备的一次。我有一位国内的教授朋友告诫我，不要给大学学生演讲或作报告，因为他们不会对任何事物感到新鲜和满意。（听众笑）今天我发现，听众济济一堂，让我受到鼓励。（听众笑）

　　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似乎都很难置身局外。油价上扬，人们归咎中国。粮价上涨，也说源于中国（听众笑）。通货紧缩是中国的原因，通胀了又从中国找原因（听众笑）。

　　

　　最好的传播者

　　站在外交的立场，她善用各种技巧传播中国，但以传播者视之，她只不过做了一个传播者的本分——讲故事，而不是大说道理。如果硬要说技巧，那就是她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结合，运用比拟和剖析这些西方人习惯的表述方式，不生硬，不突兀，有高潮，有转折，引经据典，行云流水，娓娓道来，游刃有余。

　　提起中国的今非昔比，傅莹经常喜欢拿“吃饭”举例。在剑桥大学《中国的发展：和谐与和平演讲》的演讲中，傅莹说：我记得一直到上大学的时候，路上碰到老师或者同学，相互的问候语都是，“你吃了吗？”但是今天你要是问年轻人“你吃了吗？”他们会反问，“你不会有问题吧？”

　　接着，她开始讲述整体：“今天，31万个中国家庭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到2011年还会翻一番。中国城市居民中，每100个家庭拥有153部手机、47台电脑和4辆小汽车。”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你会以为傅莹是在炫耀中国最美好的一面，但紧接着，她就会自揭家丑：但中国领导人会告诉来北京访问的朋友们，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18。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就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

　　她很喜欢引用邓小平的话——中国既大又小，既强又弱，告诉英国人“这仍然是当前中国的真实写照”。当然，“谈这些情况是想说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里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多种问题。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将回避自己应尽的国际责任。”

　　最鲜明的例子是她自己。1992年，傅莹作为一名中国民事维和人员（也是中国第一位参加维和的女性）赴柬埔寨参加维和行动。当时，总有人问她：“你是韩国人还是菲律宾人？”现在，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当中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最多的国家，累计14000人次，中国已向全世界共计派出近9000名维和人员。

　　不仅跟外国人说话如此，跟自己人说话也很坦诚。2007年5月22日，傅莹出席英国驻英使馆教育处为她举办的履新晚会，与会的曾飚记得傅莹当时说，自己离开澳大利亚，到英国履新以来，受到很多赞扬，然而“自己一直相信人在有生之年很难听到真正的赞扬”。

　　

　　为什么是傅莹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1985年，傅莹经历了人生的重要转折——作为早期少数公派到英国的幸运儿，到肯特大学卢瑟福学院（RutherfordCollege）深造，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这段经历对傅莹影响至深。在一次演讲中，傅莹回忆说：“我至今仍得益于在肯大养成的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在西方国家生活，有机会与英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留学生进行个人层面上的交流。”

　　

　　谁影响了她

　　那时，中西方人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但傅莹在肯大体验到，在人的内心深处，人类的本性是共通的。“我认识到，人类的共同之处远远大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相互接触和交流加深人民之间的精神纽带，而不应在敌对意识形态的面具下相互排斥。这也与中国古代哲学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我对普世的人性有了信心。”

　　在肯大的学习更坚定了傅莹在不同观点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决心。无论是在参与80年代末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和谈中，还是在本世纪初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努力中，这一决心帮助傅莹在棘手的谈判中悉心寻找利益的汇合点，提高谈判能力，打开局面。

　　傅莹很喜欢英国首相丘吉尔自传中的一句话：没有勤奋就不可能有聪明。当丘吉尔还是后座议员时，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已经在下议院中脱颖而出。每次在议会发言，哪怕只是提一个2分钟的问题，丘吉尔都会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在议会大厦走廊的图书架上查阅大量资料，研究事情的背景。这对傅莹很有启发。直到今天，她对自己做的每一场演讲和接受的每次采访都精心准备。

　　思辨的个性或许也受父亲的影响。傅莹的父亲阿民是内蒙古有名的文化人，曾任内蒙古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对哲学有较深的造诣，曾在马列学院就读。由于文革时受到迫害，阿民的余生一直病床上度过，澳大利亚《时代报》资者Nicholson记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当1978年，傅莹进入外交部后，每个周末，她都乘火车从北京到呼和浩特，在那里和父亲在医院呆上一天。”

　　在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之前，傅莹和所有血脉喷张的同龄人一样“上山下乡”，当时，她被分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站放电影。回想起这段痛苦的经历，傅莹却觉得这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锻炼了我能够吃苦、坚毅，而且做事情能够不计较得失，能够敢于奉献。”

　　进入外交部后的道路并不平坦。耕耘20年后，她才第一次被委以大任——1998年11月，傅莹被任命为中国驻菲律宾第八任大使。她成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女大使。

　　

　　大国背景

　　如果不是2008年4月的那篇文章，或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傅莹是谁，她很少接受过国内媒体的专访。“傅莹的原则是对外高调，对内低调。”一位接近她的中国记者说。其实，在国内，她也曾相当高调——以“阿莹”为笔名多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在党校学习期间还有一篇论文《韬光养晦与外交实践》被评为优秀论文。

　　但她没有想到，多年后，一个美国学者“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将“韬光养晦”翻译成：“咬紧牙关、等待时机”。“不难想像这将如何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在一次演讲中，傅莹想借此告诉英国的精英们：“语言障碍可以是影响理解的重要因素。”

　　弱国无外交，时势造英雄。“只有个人作用，没有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不行的。”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认为，傅莹的文章能登上英国主流媒体，说明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西方是不能忽视的。

　　2005年12月，傅莹打破了参加墨尔本矿业俱乐部午餐会人数的记录，当天，550多名参加宴会者，都是来聆听她发表《今日中国及其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演讲。坐在返回酒店的汽车里，她思绪万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20多年里，我从未像今天这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声音在国际上有这么多人认真聆听，推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今天这般广阔的空间。”

　　中国的崛起需要新的外交，而中国新生代的外交人员也在这个时代应运而生。傅莹并非这个行列中惟一的代表，但肯定是最杰出者之一。

　　傅莹经常讲，公共外交要实事求是，要早说话，要多说话、说明白话。但与此同时，树立个性化、人性化的话语系统，在对外交往中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不仅要讲究技巧，而且要有适合国际主流社会的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和表达习惯。”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新加坡《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杜平认为，从中国这些年来的情况看，真正了解外国媒体和民众的官员还是太少。不用说西方人，就连天天生活在中国的民众，大概都无法接受那种几十年不变说话方式和语言。（宋鲁郑对本文亦有贡献）

　　

　　八篇文章看傅莹

　　作为大使，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中国与世界沟通的点点滴滴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于胜楠、刘俊发自北京外交家都能言善辩，却未必人人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根据本报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和2009年两年间，傅莹就在英国媒体上至少发表了8篇文章（不包括公开演讲）。如果将傅莹这些年来的文章和演讲稿集聚成册，它一定是一本最佳记者报道手册、辩论教材和英语阅读书。只要看看那些引人入胜的开头，就能感受到这位温柔女子内心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能量：

　　北京奥运会之后，常常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奥运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变化，中国将向何处去？

　　文章中，傅莹以“我”的亲身经历，讲述中国的变革和挑战，传达中国人的感受与声音，以心香之诚，泪酒之悲，纪其实而存其真。她写得平心静气，读者却读得激情澎湃。

　　

　　真诚

　　《如果西方能够倾听中国》被认为是傅莹的标志性作品，刊登在2008年4月13日《星期日电讯报》上。一位英国读者赞叹说：“文章论点清晰易懂，虽然有不同观点，但说理的方式令人能够接受。”

　　是说理，不是评论，更不是盖棺定论。文中，她还引用其他中国人的困惑，证明现在中国人对西方的真实心态。

　　一个年轻朋友看了BBC对火炬伦敦传递的转播，他在给我的信中写到，此刻百感交集，有悲哀、愤怒，也有不解。像他一样，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实际上，最早这是一篇中文作品，完成于4月6日火炬传递结束当天，写完后，就被傅莹扔到了废纸篓里。

　　接下来的几天，她和不少英国学者、记者进行了争论。虽然用事实和论据说服了对方，但对方指出了这样一个现实——“藏独”组织有一套完善的宣传机制，会在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中国政府的声音呢？于是，那篇扔在了废纸篓里的文章被找了出来，傅莹用英文重写了一遍。

　　跟编辑沟通的过程相当顺利，《每日电讯报》编辑RhidianWynnDavies向本报回忆说：“刊登傅莹阁下的文章是在总编授权下由评论编辑决定的，过去还没有中国大使给我们报纸写文章，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她文章的优点，很难说这反映了中国官员整体外交方式的变化。”

　　这并非是傅莹在英国媒体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早在4月5日，火炬传递前一天，她就已经在《泰晤士报》发表过文章《奥运会属于我们大家》：

　　每次看到大昭寺门前磕长头的善男信女，看到藏族老妇人转动着经轮，看到年轻的喇嘛热辩经文，谁又能不感动于他们的虔诚。……西藏自从13世纪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藏族同胞是56个民族的中华大家庭的一员，而我本人也来自其中的一个少数民族。

　　而最近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不能说中国对“能源贪婪”》则举了一个国内读者耳熟能详的例子。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有的地方非常缺水，一个村子的农民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要求富人放弃洋房、汽车，我们能告诉那些中国农民：你们无权拥有他人拥有的生活吗？中国的使命在于，如何使13亿人都有机会实现他们的梦想，但要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来实现。

　　

　　善良

　　除了外交大事，傅莹偶尔就文化方面话题发表的见解，也每每成为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

　　去年9月23日，《忆霍克思先生》出现在《卫报》文艺版。霍克思是牛津大学一位中国古代文学学者，他把《红楼梦》（《石头记》）翻译成了英文，并因此而成名。傅莹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去年4月的一个下午，阳光充满暖意，傅莹与友人一起拜访了霍克思在牛津的家。

　　我尤为喜欢先生翻译的开篇诗——好了歌。这首诗代表着全书的中心思想，但是，只有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当生长于富贵之家的宝玉从锦衣玉食沦落到了“围破毡”、“噎酸齑”的境地时，当他终于意识到人生的欢乐如梦一般稍纵即逝之际，全诗的含义才表露无遗。……他选择了《石头记》作为书名，还将“怡红院”译为HouseofGreenDelight(少怡宅)，似乎在回避“红”字，难免受到质疑。其实中文中“红”寓意人生最美好的事物，比如青春、爱情、财富、高贵，营造着贯穿全书的意境。

　　不仅写文艺，偶尔也会来篇娱乐文章。2009年11月，英国一档电视选秀节目《X元素》进入决赛的选手，居住在傅莹官邸附近。当时，英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报纸《太阳报》报道称：“驻英中国大使馆不堪附近歌迷骚扰，并向英国外交部门投诉，大使傅莹十分生气”。没想到傅莹竟在百忙之中给该报写信澄清“外交纠纷”真相——“这真是太有趣了，其实在有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看《X元素》，而且我有喜欢的选手。”傅莹甚至对热门选手一一点评，并说自己的女儿也是中国《超级女生》的粉丝。

　　

　　从王海容、吴仪到傅莹

　　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代表中国在世界舞台游刃有余的女外交家仍不多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履新外交部副部长之位，或许是傅莹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早在去年的一次内部演讲中，已经因在“3·14”事件和北京奥运圣火传递风波中的出色表现广为人知的傅莹，就曾明确表露过对个人未来政治前景的达观看法。

　　2010年1月25日，距离新华社披露外交部人事变动消息的时间已过了二十余天，傅莹依然在英国忙于各种辞行拜会活动。

　　很少有波澜壮阔的豪言壮语，却往往能四两拨千斤，触动外国人内心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弦。

　　这就是傅莹方式的魅力。

　　“傅莹或许很难成为第一位女外长，但是她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两个月前，当傅莹正因一场误会投书英国《太阳报》，推销中国“超女”“快男”节目的时候，就有网民如是称许傅莹。

　　这种直白的充满网络特色的赞美，与其说是对傅莹仕途之路的揣测，不如说是民间对这位女外交官的由衷问候和敬意。

　　事实上，自2007年4月担任驻英国大使起，傅莹就已经是副部级外交官。而此前她的足迹已经遍及柬埔寨、印尼、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此后，伦敦的舞台为傅莹提供了更为活跃的空间，也令她成为少数同时拥有亚洲和西方外交经验的高级外交官。

　　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水到渠成。只是，另外一个时间跨度却告诉我们，尽管女大使、女发言人在中国外交领域已经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冲到舞台前沿的女外交家仍并不多见。

　　所以，王海容才注定被人们再次提起。

　　

　　王海容：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物

　　王海容是谁？

　　不止一个80后这样问。王海容，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外交风云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年轻的外交部女副部长，时至今日，却已经不再为人熟知。

　　1月18日，当本报记者辗转与王海容的秘书取得联系时，得到的答案和她过去的表态如出一辙：不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倔强的女性，虽然早年为全国人民所熟悉的乌黑短发已经一片银白，但性格仍然如往常一样干脆泼辣。

　　安徽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张立志，半年前曾在北京见到王海容，后者当时已从国务院参事室退休五载。张立志看到，王海容一身浅灰便装，脚穿一双布鞋，虽已71岁高龄，但仍显得相当硬朗。

　　当年王海容身居外交部副部长时期，张立志正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学习。“我们只能从银幕上看到她。”张立志告诉本报记者。

　　“毛主席见外宾时，十次有九次会有她在场？”

　　“对，还有唐闻生。”

　　张立志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纸的头版，或电视的黄金时段见到王海容活跃在毛泽东主席身边。一头乌黑发亮的短发，一副学生时就戴在脸上的白边眼镜，非常合适地架在小巧玲珑的鼻梁上；白净而又娟秀的脸颊，生动红润的双唇，总是挂着浅浅的微笑。

　　王海容出身于湖南的名门望族，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同时也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参事、政协委员。正是这一层特殊身份，才成就了王海容后来在外交部的飞黄腾达。

　　1960年，王海容考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四年后，当大多数同学都到中小学任教时，王海容却青云直上，进了外交部，并被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1965年，27岁的她被分配到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

　　此后的仕途之路，如坐火箭般飞速蹿升。1970年夏，王海容任外交部礼宾司负责人；1971年，被正式任命为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升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其时，她年仅36岁。

　　从1965年算起，短短九年间，王海容完成了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到中国高级外交官的角色嬗变。秘密接待基辛格、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大席位……她与当时的翻译唐闻生一起，几乎参与了毛泽东晚年的所有外交决策。

　　而围绕在王海容身边的，不仅有普通大众对其神秘身份的猜测，还有后来的无尽争议。

　　当年王海容在外交部的特殊地位，章含之曾在《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披露过。在书中，章含之直呼王海容和唐闻生为“通天人物”。在外交部，章含之当时官至亚洲司副司长，但最后没能调任驻美大使，谈及原因，她这样写道：“我已明白，外交部的人事权，尤其是涉及中美关系这样的部门，越来越由部内两位毛主席身边的人掌握。”

　　但在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笔下，自己的这位“姐姐”则是另外一种角色：秘赴巴基斯坦与基辛格见面的艰辛，到联大出席会议吃不惯西餐的烦恼，接待伊朗公主时的奔波……在《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中，孔东梅对姐姐的心疼溢于言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多有海容在场。她见证了外公的家——中南海游泳池会客厅高朋满座的盛况，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

　　然则造化弄人。1978年底，王海容结束了在外交部的生涯。此后直到1984年，才被重新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且一干就是10年。晚年之际，站在了祖父曾经工作过的岗位上，不知道王海容当时是否亦曾感慨万千？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与当年的高调相比，离开外交部后的王海容，学会了沉默。她与新同事温和相处，一起讨论物价高低，甚至还曾念叨过“什么时候也发笔小财”，却一直拒绝谈论过去的只言片语（除了孔东梅的那次对谈）。

　　耐人寻味的是，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全部有关王海容的信息只有一条个人简历，而且并不全面——“漏掉了”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四个春秋。

　　大浪淘沙。回头看那段历史，张立志用了十个字来评价王海容：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人物。

　　的确，如果试图从王海容和傅莹身上找到共通的地方，看上去是相当困难的。除了同为外交部副部长，同为女性身份外，她们是那么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其实也是中国外交身处不同阶段的一种折射，传承抑或改变，都在其中悄然发生。

　　

　　吴仪：“铁娘子”的强势外交

　　当王海容在湖南出生的时候，相邻的省份，湖北武汉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也有一名女孩来到人间。她就是后来官至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

　　与傅莹和王海容相比，吴仪从来没有进入外交部工作，但她却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外交的一名杰出代表。

　　吴仪最让很多中国人感到“提气”的大动作，发生在2005年5月。

　　当时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跌入谷底的中日关系正岌岌可危，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此时，日本爱知世博会被中日双方认为是改善关系的机会。在此背景下，时任副总理吴仪在5月17日开始访日之旅。但5月20日，小泉却再次高调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其个人信仰。此外，日本还宣称把18个日本人户籍落在钓鱼岛，这都为吴仪访问投下了阴影。

　　非常时刻，必然采取非常手段，外交同样如此。5月23日中午，吴仪突然中断访问行程，取消了原定当天下午与小泉的会面，提前回国。

　　这一石破天惊之举，被认为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标志性事件。

　　尽管后来披露的信息表明，突然回国并非是吴仪一个人在战斗，但这种行事风格，却颇契合吴仪在国人心中的印象：强硬，雷厉风行，坚持原则。

　　这或许也是当年吴仪从小小的谈判桌名扬中外的关键。

　　故事的脉络早已为很多人所熟知。1991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前，因中方团长突然患病，刚担任4个月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的吴仪替补出战。面对美方代表咄咄逼人的“与小偷谈判”论调，吴仪回应得干脆而利落：“我们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抢来的。”

　　吴仪因此一战成名。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外交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身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长达7年之久的吴仪，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后来到国务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任上，吴仪在中外交往中的纵横捭阖更是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道独特风景。

　　她曾数次与美国同行交手，也曾率团到世界各个角落访问、采购、谈判，其间的风云变迁，早已在国际政坛和中国民间被传为美谈。

　　为什么吴仪能享誉中外？当我们抛出这个有些庸俗的问题时，答案显而易见：完整的履历，锐利的个人风格，钢铁般的意志。

　　吴仪肯定不会在意这些，所以才有了她在2008年3月退休前同样惊人的宣言：请你们完全把我忘记。

　　但她显然很难被忘记。

　　从个人的角度看，在中国官场，她的看上去有些特立独行的风格，是中国民众等待太长时间后才出现的一缕清新。从中国外交的大格局来解读，也为韬光养晦战略提供了新的诠释。

　　

　　与时俱进的风格变迁

　　那么，傅莹呢？儒雅，端庄，气质美女，我们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咄咄逼人。即使是奥运圣火传递遭到恶意干扰时，她的笑容也依然灿烂。而在笑容背后，则是理性平和的苦口婆心——“很多人可能从中领悟到，中国融入世界不是凭着一颗诚心就可以的，挡在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这堵墙太厚重了。”

　　柔和的语言，诚恳的态度，真诚得令人不忍心对她的发言产生怀疑。

　　凤凰卫视评论员杨锦麟曾经感叹：我们的傅莹太少了。“很多时候，有话要讲，不是声音够大、道理够硬就行了，要怎么讲，好让人听得进去，才至关重要。”杨锦麟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地赞扬傅莹，“尽管柔声细语，但立场清晰坚定，而且给人听了觉得合情合理，心服口服。”

　　同样是杨锦麟，在吴仪副总理退休的时候，则在节目中专门配了歌曲：潇洒走一回。

　　从吴仪、傅莹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两个风格迥异（至少在外人看来如此）的女性，却都怀着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为中国走向世界辛勤打拼。

　　最近几年，一系列大事件的纷至沓来表明，中国外交所处的环境已经与过去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对如何与西方打交道，提供了新的命题，而与时俱进，却再好不过地诠释了中国女外交家风格变迁的必然。

　　共和国一代全面接掌中国外交

　　——中国外交人事新棋局

　　外交人事调整是自然的新陈代谢，但如此大规模的代际交替还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刘俊发自北京当傅莹在伦敦与英国各界辞行之时，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也正做着同样的工作。1月22日，他来到新华社东京分社，看望并鼓励分社记者进一步作好对日报道工作。2月的某一天，崔天凯将和傅莹、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一起，正式就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国务院1月4日的这份决定，同时免去了何亚非、武大伟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2010年的年初，中国外交部新一轮人事调整备受各国关注。

　　副部长崔天凯

　　现年58岁的崔天凯比傅莹大一岁，他俩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插过队，英语专业毕业，国外大学深造（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硕士），担任过亚洲司司长。惟一的不同是，崔天凯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当然，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驻英大使，一个是驻日大使。一直以来，在所有大使中，驻日、驻美大使的份量相当重，除了美日是中国重要外交国外，几乎每一任外交部长都有驻日、驻美的经验，从唐家璇、李肇星到杨洁篪，无一例外。

　　早在2007年9月，崔天凯接替王毅（现任国台办主任）担任驻日大使时，日本媒体就已经预测，这次任命主要是为了让崔天凯积累经验，为未来铺路，因为在日本外交圈，很少看到驻日大使不懂日语。

　　熟悉崔天凯的人对他的印象是：儒雅、谦逊，说话十分有条理。在赴日履新时的侨胞见面会上，他谦虚地说：“我从未拥有过在日长期学习、工作的经验，也从未学过日语。对此，这次来就是以小学生的姿态虚心向在日新老侨胞求教的，大家都是我的老师。”

　　崔天凯上任时，中日关系已经走出最低谷，但要想保持良好局面，依然任务艰巨。两年多来，崔天凯历经“毒饺子”风波、中日领导人互访、日本政坛多次变天等重大事件的考验。

　　继任者猜想

　　人事布局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三人被委以重任，空缺的位置由谁来填补，填补者的空缺又由谁填补，引发外界连环猜想。

　　驻在国的媒体总是格外敏感。中国外交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出前后，日本媒体就开始密切关注可能接替崔天凯的人选。

　　日本共同社早在去年12月19日就猜测，中国驻韩大使程永华将接棒担任驻日大使。程永华曾在中国驻日使馆服务15年，是精通日语的的知日派。日本《朝日新闻》1月5日的报道预测称，程将最快3月赴任。

　　那么谁将接过程永华的驻韩大使之位？韩国韩联社去年年底则披露说，继任人选很有可能是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大使杨厚兰。杨厚兰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经验丰富，曾在首尔和平壤的中国使馆担任副大使、公使级参赞等职，亦曾在美国的大学深造，2007年3月到2009年4月担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

　　日本共同社1月8日猜测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朝鲜通”刘洪才将出任驻朝大使，香港《星岛日报》由此预计，现任驻朝大使刘晓明将被任命为驻英大使，接替傅莹的职务。

　　除此之外，到今年8月，驻美大使周文重将年满65岁，媒体预测周估计将要退休。《星岛日报》因此预计接棒者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张业遂，但也有媒体猜测是刚刚被免职的副外长55岁的何亚非。2008年7月，何亚非由部长助理升任副部长，但一年半后即卸任。

　　

　　共和国一代崛起

　　在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看来，这次外交人事调整是自然的新陈代谢。“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大使三到四年就得换一个。”但大规模的代际交替却无形中产生了一个共同特征——共和国一代全面接掌中国外交。

　　卸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的武大伟是1946年生人，已近退休年龄。由此，中国外交要员中，20世纪40年代人几乎悉数退任，现任外交部全部领导班子成员及驻美、俄、日、德、法、联合国大使均是50后。去年，1957年出生的彭清华出任外交部驻港联络办主任；现任驻朝大使刘晓明1956年出生；王光亚在2008年9月由驻联合国大使，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委书记，他和部长杨洁篪同年，都是1950年出生；从副外长任上出任联合国大使的张业遂，从副外长位置上转任驻俄罗斯大使的李辉，由中联部副部长转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志军，傅莹、程永华，都出生于1953年；翟隽则出生于1954年，而在2008年初出任驻法大使的孔泉生于1955年。

　　长期关注中国外交的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杜平认为，他们的年龄虽然与共和国几乎同代，但现在还不能说他们的集体登场具有更多实质意义，“还要看他们未来的表现”。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