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坛黑幕与举国体制

　　专栏 足坛黑幕与举国体制

　　乔新生

　　最近，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先后被司法机关传唤，有关足球腐败的案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实，中国足球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它腐败，而在于缺乏可接受的成绩。我国体育领域属于典型的“一俊遮百丑”，只要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即使内部乌烟瘴气，也不会被人揭老底。当年在一个中部省份举行乒乓球国家比赛，主管体育部门的领导专门送票，希望我能看一看世界级的比赛。谢绝领导同志陪同之后，我一个人到体育场，由于不辨东西，只好顺着楼梯循着声音走。在楼道的拐角处，看到几个吞云吐雾的小伙子。等到在看台上坐定，才发现上场比赛的居然是刚刚丢下烟头的著名国手。这些人现在之所以能红遍大江南北，不是因为他们道德品质高尚，而是因为乒乓球领域，中国一枝独秀。

　　而足球则不同，足球是一个世界性的体育运动。如果缺乏内在素质，那么，在足球场上就会现出原形。多年前中国的足球确实挣扎过，希望在世界足坛分一杯羹。可是，经过无数次挫折之后，中国足球界人士终于发现，在世界足球市场上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于是，他们破罐子破摔，在中国的足球市场上掀起了一场赌博风。

　　假如纯粹属于私人之间的赌博活动，不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把足球作为面子工程，结果导致中国足球内部的金钱交易变得正大光明。当足球比赛越来越假，足球市场越来越烂的时候，政府大员抽身而去，投资者干脆把足球作为赌博营生。由于缺乏公开的合法身份，没有制定明确的规则，所以，中国的足球很快变成了“黑吃黑”的地痞流氓运动。

　　说到底，中国足球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都是由举国体制所造成的。政府为了发展某一项事业，不惜倾尽全力加以支持。在不计成本的财政投入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搭便车者，这些人因为政府的投入而获得巨额的利益，也因为政府官员的支持而获得了护身符。

　　从表面上来看，中国的足球与西方国家的足球体制相同，都有独立的经营主体，也都有自己的职业联赛。然而，仔细分析人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足球与西方国家的足球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中国的足球缺乏自治传统。西方国家的社会体制是多元化的体制，除了国家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根据自愿原则吸收成员，并且按照自定的规则开展体育运动。这种自治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后来，西方的商人将这种自治传统发挥到极致，自己制定法律规则，自行组建裁判法庭，并且以自己的规则处理彼此的纠纷。我国《体育法》虽然赋予了单项体育协会独立的法人资格，并且允许他们组织各种全国性的体育比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单项体育组织并不是自治团体，它们的领导人不是由行业成员选举产生。政府通过任命行业协会的负责人，直接控制单项体育协会，而体育协会的负责人通过制定各项章程，充分贯彻政府官员的意图。单项体育协会的官僚并不关心体育事业，他们只希望自己的仕途畅通。所以，无论是全国性的比赛还是地区性的比赛，都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结果。这种把体育比赛当作政治游戏的做法，在举国体制下变得特别沉重。当游戏的参与者利欲熏心，或者，作为体育比赛形式出现的政治游戏失去了观众，那么，这个行业就会出现崩盘的现象，总会有人为此作出牺牲。

　　而在西方国家行业组织从一开始就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比赛规则，任何破坏规则的活动，都是对行业全体成员的挑战，行为人一定会受到自治团体的严惩。所以，虽然在西方国家也经常出现赌球现象，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虚假比赛，但是，由于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外，还存在着“公共利益”，行业团体为了维护本行业的“公共利益”，它们一定会采取各种手段，确保行业吐故纳新、自我清洁。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在中国当代社会结构中，只有国家体育，没有行业体育；只有个人体育，没有团体体育。中国体育在国际比赛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中国足球早已失去了体育精神。体育精髓就在于游戏，通过游戏强健体魄，健康人生。可是，现在中国盲目发展竞技体育，把那些不需要锻炼的人变成残废，把那些需要锻炼的人排斥在体育赛场之外。近些年来，足球比赛成了政治化的商业活动，每一场比赛的输赢，都关系到城市的脸面，关系到政府官员的进退，关系到国家的荣辱。

　　一些人深谙其中的奥妙，把足球比赛鼓吹得无比神圣。政府官员为了维持自己的脸面，不得不在足球方面加大投入。因此，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场馆，可是，普通中国人却很少能够享受豪华的体育设施。足球成为少数人自娱自乐的大本营，成为升官发财的捷径。这样的足球运动早已丧失了体育精神，成为藏污纳垢的大本营。

　　这场中国体育界的反腐败风暴可能刚刚开始，正如许多媒体所猜测的那样，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体育官员折戟沉沙。不过，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改变中国的体育监管体制，自下而上建立各种体育行业协会，并且由这些行业协会自发组建真正的体育行业总会，协调中国的体育事业，那么，类似的悲剧还将不断上演。（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