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思考

　　摘要：社会主义的命运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世纪，革命导师期望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未能建立，反而出现了苏东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反思其原因，一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位失误，导致了取代问题上的盲目乐观；二是时空的移位，导致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反差，使一些人产生了信仰危机；三是对社会主义定位的失误，导致固步自封，自外于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种下了遭受挫折的祸根。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经济国际化发展到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全球霸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使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渐趋成熟。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发展到全球范围，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改变，因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其他矛盾仍然存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已接近极限和临界点，由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已近耗尽，因而成为迈向全球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门槛。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以其多姿多彩的内容和多元化的实现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将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独立探索、两路兼程并进，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并举，现实社会主义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再次凯歌行进的喜人景象!

　　关键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特征；临界点；全球社会主义；条件；必然性

　　《共产党宣言》问世一个半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命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无产阶级领袖和思想家预言社会主义必胜而且速胜，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则一百次一千次地诅咒社会主义“死亡”。站在21世纪的门槛，回首昨天，社会主义虽历经磨难，千回百折，但并未消亡，而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顽强地生存和发展着；但也毋庸讳言，社会主义不仅未能“速胜”，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失去了2/3，社会主义运动又一次陷入低潮。善良的人们在跨进新世纪的时候，不能不冷静地思考：早已被判了死刑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还在强劲发展，而具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未能在全世界胜利，反而灾难重重?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将产生什么影响?21世纪社会主义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人们心头，要求作出科学的回答。

　　一、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反思

　　19 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这一矛盾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随着这些情况的发展与恶化，势必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1](P278)。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1](P237)这一分析，宣告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一分析，由于生产关系的束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出现生产力的质的飞跃；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将最先被消灭。

　　正是根据上述分析，马克思早在1850年就充满信心地指出：19世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纪。他多次表示同意工人们的预言，“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1](P368)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曾预言：20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1918年他曾满怀激情地说：“普天同庆世界革命第一天的日子快要到来了”[2](P132)，1919年又说：“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2](P503)1920年他甚至认为“再过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3](P31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危机深重，西方必然会发生革命；苏联可以先进入共产主义，然后带动欧亚国家也进入共产主义。1948年2月，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的时候，苏联《真理报》响亮地提出：20世纪是共产主义的世纪。毛泽东同志在总结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与无产阶级革命关系的基础上，于1962年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4](P97)

　　然而，当20世纪结束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取得了成功；世界范围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巨大扩张力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并没有炸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好像仍然充满活力；革命导师期望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未能建立，反而出现了苏联解体的悲剧。这是怎么回事呢?

　　从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仍然是无懈可击的。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和整个理论大厦是不可动摇的。但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密切相关，必然受一定的时空限制。这就需要后人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探索、创新、丰富和发展。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一）对资本主义的定位失误，导致了“取代”问题上的盲目乐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已强大到生产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过高定位，对于当时组织和动员无产阶级群众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激励无产阶级革命斗志，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急性病”的产生和在“取代”问题上的盲目乐观情绪。之所以出现对资本主义的过高定位，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当成了同一事物。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无非是市场的普遍化。因而，他们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时，把本质上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属于自发市场经济体制的“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当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本质反映，进而把由此必然产生的经济危机等弊端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

　　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既有天然的联系，又有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作为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它自发地倾向于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制度，它的涵义要比资本主义宽泛得多。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同制度都可以使用的经济体制、方法，资本主义则是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社会制度；从时间先后来讲，市场经济的出现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的萌芽早在奴隶社会就已产生了。商品交换是在市场中进行的，因而商品交换与市场是共生物。在我国春秋时代，商贾已被列为“四民”(士、农、工、商)之一，《论语》中就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说法，说明当时市场已比较繁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贪婪本性，也使市场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

　　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资本主义同封建主义刚刚解决了谁胜谁负的问题，确立了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国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即阶级斗争领域，发挥阶级镇压的职能，而对经济领域则完全自由放任，供给、需求、价格的调节完全随着市场的起落自发进行。这种原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引发了前述生产领域里的两对矛盾，导致了经济危机的发生。资本家阶级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它是不允许这种现象长期存在的。它一旦发现了这些矛盾，就会运用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力量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自发状态，缓和矛盾。特别是在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资产阶级在明确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时，它便开始调动一切力量来避免矛盾的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继实行国有化、“资本社会化”以及社会福利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不同程度的计划化，资产阶级运用国家全面的社会功能，对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机制发挥着调节作用，使市场机制在资产阶级国家利益的范围内运行，同时对市场机制自发的消极方面发挥着全面的遏制作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两对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半世纪前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这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同历史上其他生产方式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今天的视角来看，19世纪4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巨大扩张力尚未显示出来，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展的地步。同时，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P221)而当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远没有扩展到欧洲以外所有国家。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区分开来，错把市场经济的弊端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定位失误。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定位问题，恩格斯在1895年写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通过总结近半个世纪斗争的经验教训，曾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思，他说：历史表明我们错了，“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5](P510)“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而工人阶级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并进行政治统治的程度。[5](P512～514)但遗憾的是，恩格斯仍然没有觉察到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因而，他的有关论述只能是对传统分析的修补，并没有引起后来社会主义者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都坚持《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还特别强调帝国主义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发展到了腐朽和垂死的阶段。于是便出现了十月革命后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构想和中国革命胜利后赶超资本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尝试。

　　（二）时空的移位，导致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明显反差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自然历史过程的实现，又需要人的参加，这样便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作用，就是通过阶级斗争形成的暴力，起到新社会助产婆的作用。因此，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社会所能达到的顶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的。它不仅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实现，后资本主义和后商品——市场经济的社会，而且是在一切文明国家，至少是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实现的，因而，它不仅具有比资本主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具有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他们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作的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其高级阶段自不待言，就是第一阶段也属于这样的范畴，其依据都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他们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发展，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革命导师设定的顺序，首先在孕育了先进理论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而是恰恰相反，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取得了一国数国革命的胜利。这些国家革命的发生，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熟透，而是由于战争打断了正常的自然历史进程，造成革命形势，出现了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状况；同时，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较早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因为这些革命的矛头是对准资产阶级的，所以革命后建立的新社会自然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字。

　　革命发展顺序上的颠倒，使理论与实践出现明显反差，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不少历史难题。第一，国际环境十分严峻。由于20世纪内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始终未能突破资本主义，因而形成了两个体系并存和“一球两制”的世界大格局。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始终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国家扼杀、颠覆、遏制、演变的威胁。第二，经济上的强烈反差使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国家因基础差，起点低，要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需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甚至需要人们牺牲部分眼前利益，勒紧腰带，支援国家建设。第三，由于缺乏建设经验，需要经历长期曲折的探索过程。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波澜起伏，大起大落，无疑是和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球两制”、西强东弱的世界大格局分不开的。

　　（三）对社会主义定位的失误，导致固步自封，埋下了社会主义运动产生挫折的祸根

　　本来落后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新社会并不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它并不取代资本主义，而是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实现社会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新途径，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但作为由“两个必然”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却希望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为其提供实现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的情况下，亲眼看到理想的实现，在心理上不愿意把理想社会的实现推向遥远的未来。于是便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的原则作为现实的原则而在社会中推行。这样便产生了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而生产力水平却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无论在生产力水平，精神文化方面，还是在国际环境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不同。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革命是共产党人领导的，而共产党人是坚信《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估计的，所以这些国家毫无例外地都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定位在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6](P139～140)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试图通过新经济政策对实践中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模式选择进行校正，但由于他的过早逝世，他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和模式选择还未来得及在理论上以准确的概念确定下来。斯大林掌权后，很快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教条主义地对待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对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预测，力图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尽快实现这些原则和设想，从而形成了以权力高度集中、行政手段为主，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排斥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模式。机械地理解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思想，在生产关系上强调“一大二公”，在思想观念上强调“破旧立新”，割断同资本主义的一切联系，把社会主义看成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对立物，把社会主义建设理解为与资本主义对着干。这样，整个实践中的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历史定位和模式选择的失误，大跨度地脱离了社会现实。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并不高于资本主义，因而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在长期的比较、借鉴和竞争中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但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出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大都教条地对待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定位的论述，普遍认为自己处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在舆论宣传上，不加分析地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高于和快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消灭饥饿和贫穷，而资本主义已陷入严重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是人类社会迄今最高类型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社会主义能促进科学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新型文化，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窒息了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文化是没落的腐朽的文化。既然现实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都比资本主义优越，那就没有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必要了。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拒绝承认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否认资本主义发展生产的潜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命力。而在另一边，西方资本主义则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中，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中，深刻认识到了原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以及自身的生存危机。它们借鉴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手段、社会福利政策、工人参与管理等措施，普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家调节制度，原始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化为具有宏观调节功能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已占据了比较优势。

　　由于对现实社会主义定位的失误，导致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都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经济和科学文化方面，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没有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从而没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植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我们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脱离落后国家实际的未来社会的价值观，虽然人们表面上对这种宣传表示认同，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内化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两大阵营从对抗走向对话，国门打开后，人们突然发现，外面的世界与自己原来接受的教育反差如此之大，一些过去我们长期宣传的理论观点，一下子变得苍白无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丰裕的物质生活远远超出我们父辈的期望，福利国家使得穷人获得了一定的生活保障，需要社会主义来消除饥饿的观点失去了说服力；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历了一代人的充分就业，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出现了隐性失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大众失业的观点也不再有效了；过去我们引为自豪的东西，如国有经济、经济计划化、福利政策等，已为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此外，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尚不健全，甚至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也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体制的趋同模糊了人们对制度区别的视线，于是，一些人难免产生信仰危机。国内外敌对势力正是从这一点打开缺口，推波助澜，实现了和平演变的图谋，导致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重大挫折。

　　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及其特征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四次重大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都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新的发展变化。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初，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实现了自然力代替人力的变革，导致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蓬勃兴起和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革，使人类从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机器大工业时期，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确立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机的发明和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内燃机、化学工业、钢铁技术等也获得了突破性进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垄断取代自由竞争成为全部经济生活的主要现象，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私人垄断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以原子能的利用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电子化时代，生产的自动化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创造了崭新的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20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200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1948年至1973年，世界工业增长了353%。因此，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世界经济的黄金时代”。与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加大，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的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计算机的不断普及，全球互联网的出现，通讯和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化”，以及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社会化由国内扩展到全球，当代资本主义已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国际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

　　随着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上升，知识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崛起，大步走来。知识经济替代工业经济是一次划时代的新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领域的面貌焕然一新。

　　1、生产力的质的飞跃

　　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促其生成和发展；运用于改造传统产业，使其旧貌换新颜；运用于金融、商业和运输业，使其提高效率，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1973年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次为13500亿美元、4140亿美元、1834亿美元、3437亿美元、2539亿美元，1993年则为62600亿美元、42142亿美元、9399亿美元、19102亿美元、12422亿美元。1993年分别为1973年的4.6倍、5.1 倍、5.6倍、4.9倍。

　　2、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变化

　　计算机、电子、航空等知识密集的高技术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已逐步取代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式。目前从美、日、英、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构成来看，第一产业的比重一般都在3%以下，美国只有1%；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在60%以上，美国已达72%。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已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转化，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尤其是信息产业发展迅猛，1996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已有33%来自信息业。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大大减少，脑力劳动者、技术劳动者、管理劳动者的比重则大大增加。目前，美国在工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人数只占17%，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则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0%。

　　3、劳动方式的变化

　　信息技术开创了利用机械部分代替人类脑力劳动的时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信息库、数据库、信息网的发展，有助于知识的产生和传播，生产力中的智力成分正在变成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里，随着生产的高度自动化，出现了所谓“三三制”，即1/3的人员从事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工作；1/3的人员是经过良好专业教育的管理人员；其余1/3为经过培训的工人，脑力劳动者已占从业人员的2/3。随着生产的小型化、分散化、灵活化，劳动方式已由大机器工业的集体劳动变成分散的、个体的、家庭式的劳动。家里上班、灵活工作制打破了整齐划一的传统工作制度。1994年美国已有占劳动力1/3的4320万人至少部分时间在家里办公。

　　4、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的变化

　　在工业经济中，企业、公司是围绕着物流和资金组织生产的，在知识经济中，则是围绕信息来组织生产的。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产品更加复杂多样、市场需求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企业已从过去按着研究——开发——设计——制造的顺序进行产品开发变成了掌握市场信息——确定商品概念——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同步进行。20世纪以来以福特生产方式为主的流水线、标准化、大批量生产，已让位于强调知识含量、体现不同需求、灵活多样的分散化生产。适应生产方式的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传统的工业时代，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是呈金字塔式的大一统结构，层次分明，实行严格的垂直分级管理。今天由于电子信息系统可以把处于不同地方的企业联结在一起，甚至把供应商和客户的电脑及网络也都联结起来，在专业化基础上实行广泛的生产协作已成为可能。过去一个大托拉斯一般都管理很多企业，垂直的管理层次很多，现在则发展成为网状结构。许多企业呈平面分布，横向联系多，垂直层次少，信息传递快，决策程序短、效率高，反映变化迅速。同时，发达国家的大企业还越来越多地实行了承包制，大制造商不仅把零部件的生产分包出去，而且把零部件的科研、设计、试制，连同生产全部承包给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但在生产上却是一个整体，行动上协调一致。制造商的任务除发包和最后组装外，主要是协调各供应商之间的工作，使这一企业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承担压力。作为龙头的大制造商与供应商之间是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以大制造商为首、有众多承包商参加，共同组成的企业网络。这种网络往往延伸很远，甚至跨越国界，遍布全球，如美国最大的工业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约有4.5万家企业为其提供材料、零部件和进行工艺协作。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国际垄断从私人垄断占据全部经济生活的统治地位时就产生了。当时大量资本输出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形成以殖民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垄断。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跨国垄断组织获得了广泛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全球信息网络的形成，使全球的经济活动、经济过程联结在一起，使信息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准确、快速传递。这一方面形成了超国家的经济空间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为增强各种资源在全球的最佳配置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基础，从而推动了生产、资本、金融、贸易和技术的全球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无法像过去那样驾驭猛烈增长的社会生产力。这就迫使垄断企业实行全球化的经营方针，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技术和廉价劳动力的最佳组合，发达国家的几乎所有大企业、公司都具有了跨国的特征。据统计，1975年美国销售额达10亿美元以上的210家制造业大公司中，在海外设有子公司的公司数占这些公司总数的91%。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跨国公司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产物。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的拓宽和加深，使生产国际化发展到全球规模。跨国公司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与组织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控制子公司，从事国际生产和经营。今天，跨国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角。目前世界上共有各类跨国公司6万个，其分公司有70余万个。跨国公司的产出已占世界总产值的40%和发达国家总产值的50%，其内部贸易额和外部贸易额约占全世界贸易总额的80%，控制着75%的技术转让，90%的生产技术，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和90%以上的民用科技研究和开发。目前，全球最重要的工业和第三产业都已纳入跨国公司的一体化国际生产流通和服务网络中。特别是1995年以来，全球掀起了跨国企业大兼并浪潮，据统计，仅1996年全球企业兼并案就达22729宗，交易额1.14万亿美元。其中，世界最大的飞机生产厂家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案值133.4亿美元，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效应。跨国公司的兼并与重组，实现了跨国界的联合，结成了强大的国际联盟，对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经济国际化发展到经济全球化

　　经济国际化是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出现而出现的，它是资本的无限增值和扩张本性的外在表现。本世纪初，经济国际化在世界范围内已达到相当规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战后西方国家的持续经济危机打断了经济国际化的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各国经济很快得到恢复，但由于两大阵营的长期冷战，经济国际化发展缓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欧、东欧和苏联剧变后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已把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世界上90%以上的人口卷入了市场经济，逐渐采用了同样的“游戏”规则，使各国经济加强了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推动了劳动市场与资源的全球化，生产的全球化，销售市场的全球化，商品与消费模式的全球化，交通运输的全球化，财政金融市场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这一切使世界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的国际化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世界范围的国际贸易发展迅猛，跨国贸易在世界生产总额中所占比例大幅增长。据统计，跨国贸易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在1970年是 7%；1973年是12%；1993年达到 17%；1996年世界出口贸易比1950年增长100倍，达到6.3万亿美元，占世界总产值20%以上。贸易全球化把全球变成了一个大商场。

　　第二，资本的全球化趋势愈益明显，国际舞台上活动的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加速发展。1993年世界社会生产产值为231000亿美元，同年世界范围内有价证券交易大约600000亿美元，后者约为前者的3倍。1993年底，各种金融衍生物(期货期权)交易额为140000亿美元，而1987年仅为13000亿美元。

　　第三，国际分工和协作进一步发展，生产活动全球化。随着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往在一个国家内部范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发展为一系列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和协作，从而使各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相互依赖，在国际范围内结成一个整体，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全球产品”、“万国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有450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日本出产的袖珍电子计算器上惟一由自己制造的部件就是印有“日本”的牌子，其中，微处理硅片来自美国，在新加坡、印尼或阿尔及利亚装配，钢制外壳来自印度，计算器运到横滨或神户之后，再把“日本”的牌子钉上。

　　跨国公司及其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的决定力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经营中占有绝大多数份额，起主导作用。例如，仅美、德、英、日、法五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就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2/3。在全球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87家属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公司。这87家公司的境外总资产占100家大公司总资产的88%。因而，经济全球化主要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导和推动的，是美国霸权在世界经济领域里的反映，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的综合结果和外在表现。

　　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全球霸权

　　冷战结束后，世界竞争已从军事领域转向以经济、科技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正如《克林顿变革战略》一书所言，“随着老的意识形态和军事竞争减退，争夺市场和技术的竞争正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由于跨国公司实力的增长，一个国家拥有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据统计，1993年全球500家大企业中，美国有159家，日本有135家，英国有41家，德国有32家，法国有26家，瑞典和韩国各12家，澳大利亚10家。1998年在世界最大的50家公司中，美国、日本各16家，德国7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各2家，另有一家英国荷兰联合公司。在全球10大公司中，美国占了一半，日本4家，德国1家。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大公司在世界大公司中的比重，与该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有的份额大体相当。跨国公司实力雄厚，往往富可敌国。全世界100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有一半以上是公司而不是国家(51个公司和49个国家)，有些巨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力量已超过所在的一些国家。跨国公司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能够对政府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可以左右政府的决策过程。在美国最有权力和势力的是大财团。美国式的民主一定程度上是大财团(包括跨国公司)操纵的政治游戏。总统、国会议员扮演的是代言人的角色。在国际上，跨国公司也是一支重要力量，甚至可以把持他国的国计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根据垄断财团的利益和愿望设计和维系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则。跨国公司实行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经营方针，借助于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合法”的经济渗透，推行经济殖民化，建立经济霸权。它们通过经济全球化，把国内危机、经济矛盾和阶级矛盾扩散向全世界，从而使国际关系阶级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具有阶级剥削的性质。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垄断财团的利益，不断加强国家机器，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幌子，动辄对别国大搞封锁、制裁直制军事行动；大肆鼓吹“人权大于主权”，并以人权、宗教、民族等问题为借口，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冷战时期，美国的竞争对手是苏联，苏联解体后，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强大对手，也失去了控制，面对资本的内在矛盾、危机和亿万受害者的反抗，充分暴露出了其冷酷贪婪、野蛮掠夺的本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垄断财团的石油利益，发动了海湾战争；为了拓展垄断财团的经济空间，发动了科索沃等战争。如果说在海湾战争中，美国和西方国家打着“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尚能迷惑一些人的话，那么科索沃战争则是一场以美国为首的当今最大的资本主义集团甩开联合国，单独以阻止所谓“人道主义灾难”为名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充分暴露了其全球霸权主义行径和强权政治面目。1998年，克林顿政府在《国防报告》中宣称：未来10-15年，美国将保持对全球事物的积极介入。1999年3月，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特?斯洛科姆在访问伦敦时公然提出：北约“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准许一些国家甚至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据此，北约新战略已把防卫范围从成员国的领土扩大到全世界，其职能也由维护条约国集体利益扩大到扮演“世界宪兵”的角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建立了挑战联合国权威的全球霸权，使得半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由联合国安理会无可争辩的充当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最高仲裁者的国际安全体系面临解体的危险。

　　三、全球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拓宽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西方资本在全球循环并不断增值，丰厚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向国内，使一些阶层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钝化了阶级斗争的武器。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演进，资本主义本身也发生了部分质变，如资本主义国家存在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经济活动的一定的计划化和宏观调节，股权分散化以及工人阶级的“白领化”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一些人的视线，仿佛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不死的药方。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建立了全球霸权，恣意践踏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用军事手段干涉别国内政。面对此情此景，资产阶级政客断言“社会主义大失败”，善良而缺乏洞察力的人们，心头也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人们不会忘记，1871年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梯也尔曾以嗜血成性的口吻叫喊道：“社会主义从此休矣”!“巴黎遍地堆满了尸体，应当相信，这种可怕的景象将成为胆敢宣称拥护公社的起义者的教训”。[7](P659～660)但没过50年，梯也尔的狂叫余音未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国家便在十月革命的礼炮声中诞生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它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列宁曾形象地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入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全球化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如果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入口的话，那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则是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门槛。

　　（一）全球社会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已渐趋成熟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两个绝对必须的前提，即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8](P39)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两个前提条件已日渐成熟。

　　1、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促进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全球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1](P122)这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铲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达到共同富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5年，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6倍，从3万亿美元增加到22万亿美元。在这半个世纪中世界人口翻了一翻(从25亿增加到55亿)，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两倍多。另一方面也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高度发展至全球化阶段。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市场交换方式的电子化、信息化、符号化使国际市场的规模空前扩大，交换的频率迅速提高，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活动已经紧紧地联结在世界市场网上。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加深。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力既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更为成熟的物质条件，也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提出了客观要求。高度社会化、国际化的生产力必然要求冲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用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关系即公有制取而代之。

　　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使生产的社会化日益加深，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要求实行公有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知识作为财富，它的价值在于传播、扩散，使用的人愈多，其价值越高，而且能在广泛的传播和使用中不断创新。因此，信息和知识在本质上要求共有共享，与公有制存在内在联系。一旦世界上知识财富的总量大大超过物质财富的总量，就可以为广泛实行公有制、消灭贫富差别创造必要的条件。其二，从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和高技术的发展来看，其中每一种高技术的发展前景都把人类引向公有制。如生命科学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等，其研究开发都不是个别机构或企业能够实现的，哪一个私人公司也不可能投入巨资进行长周期的高技术产业化研究，哪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将其商业化交由私人公司去实现。其三，公有制自发地倾向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随着信息和管理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规划技术落后于生产技术的状况将会根本改变，人们完全可能通过巨型计算机的精确分析为门类繁杂的社会经济作出宏观指导性的生产规划，把人们对社会生产的计划指导提高到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水平。

　　2、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了必要条件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第一，普遍交往“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1](P86)“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P87)共产主义的胜利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模式和思想意识已扩展到全球范围，已形成全球范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已大致相同，各国无产阶级群众联系密切，同时由于信息和交通的便利，各国间的事变容易相互影响，共产主义已经能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第二，普遍交往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每一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交往的普遍发展，“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整个世界已连成一体。现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和远程通迅系统，将各国的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和技术开发机构的信息交流联成网络，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家庭终端听取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著名教授讲课，可以参加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可以查阅有关资料，咨询有关问题，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使人们的闲暇时间不断增多，人们将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提高，使自己成为具有良好的思想文化素质和健康的体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

　　（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道门槛

　　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为全球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而且由于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已接近极限和临界点，它自身的生命力也已耗尽。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已发展到国际化、全球化，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改变，因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其他矛盾仍然存在，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不完全一样，但其对抗性质并未改变。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资本关系的社会化在全球已接近扩展到尽头，如同恩格斯所说：资本关系“被推到了顶点，但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3](P753)

　　1、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没有改变

　　新科技革命以及由此推动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要求资本主义所有制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更新，因此与二战前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变化趋势。如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国有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利益攸关者经济”等现象。尽管这些经济成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本社会化的程度，但它们只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补充，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体地位，反而是为维护和巩固私有制服务的。例如资本主义的国有经济，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一种特殊的变相的形式，因为国有经济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而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8](P318)这种性质的经济事实上是全体资本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且这种性质的经济的规模完全取决于垄断资本的需要。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发展往往是与战争和危机相联系的。1973年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陷入了经济萧条，为了刺激国内需求，英法等国率先掀起国有化浪潮，国有企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度达到：法国占13.5%，西德占12%，英国占11.1%，意大利占24.7%。80年代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英法等国垄断资本便把私有化作为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带头发动国有企业私有化运动，使国有经济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的比重中都有所下降。这表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从根本上讲是为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么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9](P58)

　　2、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没有改变，贫富悬殊在扩大，阶级对立依然存在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推行了社会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同时在企业管理中出现了“管理民主化”的趋势，工人有权通过“工人委员会”参与企业决策、监督和管理，使劳资关系有所改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没有因此而改变，仍然是追求剥削雇佣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从7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的实际工资又呈现出停滞趋势，工人所得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一情况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情况来说明，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剩余价值率都在不断提高。以美国为例，它的剩余价值率1950年为236.7%，1987年已高达 364.7%。由于资本收入的大幅提高，工人收入的下降，两极分化没有减缓而是在加剧，贫富悬殊没有缩小而是在扩大。从1979年到1992年，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增加了19%，而最贫穷的20%的家庭收入下降了15.1%；美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财富的80%，而其余80%的家庭仅占有国民财富的20%，其中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4.4%。1994年美国大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达437万美元，是普通工人的200多倍。1989年至1994年间，只有收入最高的20%家庭实际收入有所增长，而其余80%的家庭实际收入均有所下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80%的家庭收入却下降，这意味着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已不再拥有一个稳定的中间阶级。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也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努力工作，工资却得不到提高”[10](P189)。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说：随着心怀不满的工人支持对移民、赞助性行动、福利和贸易实行遏制，它正在煽动一场“政治不满”。工人们感到被出卖了，因为公司没有遵守分享财富的“心照不宣的社会契约”[10](P190)。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人阶级知识化、白领化的趋势已经出现，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了变化，它不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而且包括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人员和知识型的“新中间阶级”、“白领工人”。“新中间阶级”是相对于传统的中间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小农场主等)而言的以智力劳动为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的群体，其主要由信息产业的从业人员构成，约占就业人数的一半，是信息社会的劳动主体和主流人群。由于他们具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社会弊端有正确的认识，随着多数人的觉醒，必将发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力军作用。

　　（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并在深化、发展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把生产的社会性扩大到全球范围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也在全球范围内积聚、扩大。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面貌，也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首先，国际垄断资本对世界的剥削，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中心”地区暂时缓解，在全球范围内却以南北差距更加拉大的形式凸现出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具有了阶级对抗性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工业部门和上游技术产业，并排挤当地企业，阻遏当地的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创新，阻碍技术和管理方法的自主发展；跨国公司榨取的利润流回本国，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积累。“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使得财富在发达国家积累，贫困在发展中国家积累。这虽然使“中心”地区的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却使“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即南北矛盾加剧，造成了一个贫富悬殊、南北对立，更加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据统计，1965年至1995年的30年间，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而同期非洲仅为0.3%。1997年世界人口总计58亿，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约为30万亿美元。约占世界人口16%的发达国家，占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80%，而占世界人口84%的发展中国家，只占20%，其中占世界人口35%的低收入国家仅占约2%。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低收入国家的73倍。世界上最大的20家跨国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80个最贫困国家全年国民经济产值的总和。同时，“中心”对外围的剥削也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进而激化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保守主义等矛盾，使这此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

　　其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正在全球范围内深化为维护人类生存条件的斗争。国际垄断资本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追求，使人类的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7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在依靠科技革命，推进经济巨大发展的同时，却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危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国际犯罪、毒品走私、艾滋病蔓延、核武器扩散等等。特别是资产阶级追求资本无限增值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以来，全球工业用水量增加了20倍，而且有14%以上的水体遭到污染，全世界每年有700万人死于水污染造成的疾病；全球29个国家约4.5亿人严重缺水，14亿人缺少安全饮用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全球平均每年砍伐的热带森林，约在1500万公顷以上。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6，但却消耗世界原料和资源的4/5。全世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年达55亿吨，大部分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其中美国就占了1/4。据估计，全世界有10亿以上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足以影响健康的环境里。据研究一个美国人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废物分别是一个印度人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一样消费，从经济角度看人类需要4个地球，从环境角度看，需要9个地球。1989年联大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这种生产、消费方式”。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剥削以及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灵魂，资本家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所以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改变全世界范围内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对物质生产的有计划的自觉控制，也就是说建立从全人类的需要和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出发合理利用资源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手段向全球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还将演化出一系列具体的矛盾，如跨国公司的严密组织和科学管理与世界市场的盲目扩张和混乱之间的矛盾，各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与全球经济的无计划和缺乏调节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市场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各跨国集团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矛盾等。在传统的国家干预手段日益失效，不可能有“世界政府”进行干预的情况下，这些矛盾的尖锐化，将导致世界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以及世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之间的失调，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和危机。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预感到了这一点。绍罗什基金会主席乔治?绍罗什在美国《华尔街日报》1998年9月15日发表的题为《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一文中认为：“曾给我们带来引人注目的繁荣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濒临崩溃。”法国前总理利昂尔?若斯潘，1998年9月在《新观察家》周刊上发表的文章说，资本主义始终“保留了自己的致命弱点：一种为赚钱而赚钱的本性”。因而，自80年代以来它犯下了“那么多的冒失行为”：1982年和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以来的东南亚和日本，现在的俄罗斯。他还援引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的话说，“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出现了裂缝，这些裂缝孕育着地震。人们不知道地震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样的方式爆发，然而却知道总有一天会要爆发”。[11]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征服”，意味着全球危机不可避免，它将激起全世界亿万受害者的反抗，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走向国际垄断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消融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反而使其以新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积累、扩展。随着国际垄断资本扩张极限的临近和资本主义各国生产关系非爆发性质变的积累，社会主义以其历史逻辑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孕育、萌生。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以其多姿多彩的内容和多元化的实现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它将呈现出发达国家的独立探索和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探索两路兼程并进，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并举，现实社会主义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不断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低潮走向新的高潮，再次凯歌行进的喜人景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肖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M].北京：当代世

　　界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M].北京：三联书店，196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楚树龙.跨世纪的美国[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

　　[11]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兼及考察全球化的方法[J].马克

　　思主义与现实，1998，(6)：22.

　　原载：《社会主义论丛》2001年5期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