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靠群众 对口支援成中国奇观

　　新华网成都2月1日电　题：重生，在祖国的怀抱中——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奇迹的昭示

　　记者　刘欣欣　丛峰

　　不到两年时间，四川地震灾区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片片曾是废墟的土地上，矗立起上百万栋新房，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

　　今天，当我们重新走过那些曾经令我们心酸流泪的重灾区时，我们不禁被一个又一个重建奇迹震撼了。奇迹的背后，昭示着什么呢？

　　重建奇迹：当惊世界殊

　　2008年5月12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伤痛。

　　前来考察的胡锦涛总书记，站在废墟上对灾区对全国也是对全世界庄严宣示：“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中央一声令下，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灾后援建行动。19个省市组成的10万援建大军迅速奔赴四川、甘肃、陕西的19个重灾县。几千万灾区干部群众擦干眼泪，从废墟上顽强地站起来，与援建者一起，携手重建新家园。

　　你能想到吗，去年秋季，重建的2960所中小学校三分之二己竣工，一多半中小学生已经回到新学校上课。今年元旦前，需要重建住房的120多万户农民99．8％已入住新房。截至去年底，四川灾区纳入国家重建整体规划的项目已开工27000多个，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已竣工；完成投资5500多亿元，超过概算投资的六成；城镇住房重建已开工25万套，六成以上已竣工。灾区工业企业已基本全部恢复生产，一些企业产值超过了震前水平。

　　在青城后山大山坳里，震前污染严重的水磨镇，如今变成了一个羌族风情浓郁、美丽如画的“小丽江”；漫步在苏州园林风格的绵竹市孝德镇，宛如置身江南水乡；走进高山峡谷里的汶川县城，残破的城市“大变脸”，让人不禁产生时空倒错之感。

　　在这里，矗立起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上海的一位援建者说，在我眼里，每一幢新建筑，都是一面飘扬的国旗！

　　全国一盘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祖国是个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办大事、难事。

　　对口支援，这是中国才有的奇观。

　　中央作出对口支援决策后，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援建者怀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背负着神圣的国家使命，像军人一样纷纷奔赴灾后重建的战场。这些援建者不畏万难、忘我工作，告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

　　上海承担的都江堰重建是实物工作量最大的，总计要完成80亿元的投资，总建筑面积达150万平方米。他们提出“白加黑”“5＋2”“夜总会”工作法，就是白天晚上都工作，每周工作7天，白天下工地、夜里开总结会。

　　在震中汶川县绵虒镇，来自珠海的工程专家张彤被称为“拼命三郎”，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他在援建中骨折动手术，右小腿里夹着一块钢板，仍然每天拄着拐杖下工地。张彤说：“我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援建，更是实践共同富裕的理想。现在东部先富起来了，支援西部是我们的责任。”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建者们为灾区想得更多、更深、更远。

　　青川是灾后余震最多的地区，这里大山连着大山，地质灾害频繁，连建房子的平地都难找，建设工业园区更是无地可用。浙江援建方绞尽脑汁，研究了一个“飞地工业园”的办法，在广元市城区建设“川浙合作产业园”，利税60％划归青川，预计可解决5000多人的就业问题，这是当地老百姓最期盼的事。现在，10家企业已落户此地，签约投资额超过16亿元。

　　在各方支援的同时，灾区人民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建设家园。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一年多来，这两幅出自青川县枣树村村民之手的标语，传遍灾区各个角落。靠着这种精神，枣树村在国家户均2万元的补助下，在青川县最早全部建成了永久性住房。

　　群众路线：在重建中生动实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在恢复重建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震后，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多次亲临灾区，冒着不断的余震到震中映秀镇、都江堰和北川等地调查，在帐篷里、在板房里，在满是废墟的现场，同灾区群众和各级干部共商重建事宜。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几经反复，一个重大的抗灾重建决策形成了。

　　灾区的情况千差万别，重建必须因地制宜、百花齐放。所以中央在决策时，只定大目标、大原则，为地方自由发挥留足空间。19个援建省市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广东省负责援建汶川县，他们把目标任务再分解，13个市分别援建13个重灾乡镇，至于各市如何建，省里也只确定大原则，“规定动作”是统一的，“自选动作”各市不同。

　　在重建中，各方援建者和当地党委政府都把“一切让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最高标准。

　　2009年3月，广州市援建汶川工作组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他们邀请世界著名专家设计的11套汶川体育馆建筑方案，竟然没有一个能让当地群众满意的。原来，汶川县是一个藏族和羌族群众的聚居区，人们对藏羌民族特色怀有深厚的感情，认为专家设计的方案好是好，却少了点“民族味儿”。

　　援建组立刻请来民族建筑设计专家帮助修改新方案。当第12套既时尚现代又独具民族特色的方案公示后，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一片赞扬。

　　重建成不成功，要看群众满不满意；出现矛盾纠纷，也靠群众解决。

　　气壮山河的灾后重建，显示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看到，从普通灾区群众到各地援建者，每个人都在充分、自由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这无数的涓滴之力，最终汇聚成排山倒海的力量。

　　科学发展观：创造重建奇迹的“法宝”

　　震后，最让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头痛的是重建缺钱。只有改革。刘俊林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散居农户变为集中居住，全市就可以节约集体建设用地约6万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农户的宅基地流通变现，就可以“变”出一笔巨资，解决住房重建难题。

　　借助这项改革，都江堰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集中居住模式，村庄的美丽和现代化，超过许多城市住宅小区。现在，这样的居住小区已建起60多个，还有140多个正在建设中。

　　以人为本，为群众雪中送炭，成了灾后重建中各方援建者不约而同的行动。

　　重建过程中，浙江援建方发现，青川还有数万人喝不上干净水，部分山区百姓甚至没水喝。浙江决定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拿出3亿多元“埋入”地下，投到“看不见”的安全饮水工程上，彻底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饮水难问题。

　　廉洁援建也是19个援建省市一致的追求。上海建立了三级监管体制，所有援建资金全部通过银行划转，一分钱也不经过个人之手，预算安排和实施情况全部在网上公布，每一笔钱，人们都可以随时查询。北京把负责奥运场馆的审计师请来，为重建资金“把大门”。

　　特殊课堂：理想信念坚定不移

　　对于参加灾区重建的千千万万名共产党员来说，灾区是一所“特殊的党校”。

　　大山深处的北川县白坭乡，地震后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这里气候湿冷，让烟台援建副总指挥张耀征患上了关节炎，晚上只能裹着护膝在酸痛中入睡，白天就靠方便面充饥。

　　张耀征很庆幸，自己来之前在电脑里拷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长征》。在白坭乡援建的艰苦日月里，看《长征》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张耀征说，“这里的山山水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那段最艰苦，也是最伟大的历程。没有坚定的信仰和巨大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援建者，我要对得起先辈们洒在这里的鲜血。”

　　援建不仅仅是艰苦，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提起北川新县城的建设，人们永远会记住一个名字：崔学选。他是山东潍坊市原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也是北川新县城建设组第一任组长。

　　2008年5月，到北川不久，崔学选渐渐地不断发烧，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走路时脚像踩棉花，要吃下平常剂量两倍的药，但他一直咬牙坚持。北川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使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同事劝他回山东看病，崔学选左推右拖，就是不肯走——北川两万多群众还等他建新房子呢！

　　2008年9月6日晚，崔学选倒下了。人们用担架把他抬上飞机。医院诊断：结肠癌晚期。妻子宋伟从潍坊赶来，此刻她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丈夫了——黑瘦憔悴，走时75公斤的体重，只剩下了50公斤不到。主治医生叹息地对宋伟说：“太可惜了，晚来了一个月……”

　　弥留之际，崔学选仍喃喃地对守在身边的84岁的老母亲说：“妈妈，等我病好了，我带你去看一看新北川。”

　　2009年7月，这位共产党员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利益奋斗终生的誓言。

　　距离震中只有27公里的宝兴县硗碛乡，是75年前红军翻越夹金山大雪山的起点。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四川省广安市的市委书记王建军亲自带领援建队伍赶到硗碛，像当年红军一样，踏遍每一个村庄，挨家挨户地走访藏族同胞，了解他们的困难和急需。在广安的援建下，今年元旦前，农房、学校、医院、道路等30个项目全部完工。

　　回忆援建的日子，王建军很动情：“今天，我们搞改革搞开放，不能丢了传统。我们仍然要像当年一样，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鱼不离开水，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在灾后重建这所“特殊党校”里面，我们看到，时代在变，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没有变。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今天的共产党人依然像75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一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长征的路上，不断创造新的奇迹，从胜利走向胜利。（参与采写记者杨三军、侯大伟、江毅、叶建平、陈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