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永定河畔的汾州饭店 “别人管不着，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这是自2007年1月持续热销的图书《驻京办主任》中，对这一机构的形象概括。
2010年1月25日，一则《数千驻京办半年内撤销》的消息在国内各大媒体刊发，几年来饱受各界争议的各地驻京办，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紧接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对已设立的地级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俗称的驻京办，经所在省（区、市）人民政府核准后，可予保留；撤销县级市人民政府等以各种名义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
我省的驻京办现状如何，“三不管”的说法，是否如实？半年大限下，他们作何打算？1月26日以来，本报记者赶往北京，对多家驻京办进行了采访。
A 记者进京寻访驻京办 百度上输入“山西、县市、驻京办”，很快出现的是孝义、汾阳、河曲、左权、侯马、河津等有限的一些条目。
根据上边提供的地址、名称，在北京市114、12580热线查询，明确留有地址、电话的，只剩下了汾阳市、河曲县两家。
电子地图显示，孝义市驻京办坐落在北京市珠市口大街130号。
可是，1月27日，记者来到珠市口西大街，门牌显示，这条街最多只有126号。而在珠市口东大街，这儿的门牌编号，更是不足百个。
电话咨询孝义市委、市政府，值班人员均称，该市在北京是有办事处，但谁是主任、电话多少、位于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寒风中，记者打开电脑，再次查询，孝义市驻京办距离陕西巷居委会180米，应该是位于珠市口大街120号的太丰中惠大厦内。
但来到大厦内，保安详细查过了设在内部的各单位列表，并无孝义市驻京办。再向周边居民了解，没有人知道附近有或曾有过这样的机构。
离开珠市口大街，记者来到位于石景山西路的山西省驻京办，负责人不在，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目前，我省有多少家县级驻京办，他们也不知道，“各家驻京办都是归各地的政府管理”。
1月28日上午，对其他几家驻京办采访的同时，记者再次联系孝义市委、市政府，接电话的人多方打听后才告诉记者，驻京办主任现在是王仁谦。
王仁谦的手机通着，一听是记者，他表示，见面就不用了。有关的情况，他可以介绍。
他说，因为孝义是全国的百强县市，因此，近年来的几任书记、市长对于当地的信访工作极为重视：为给当地进京上访的群众及时答疑、解惑，并对他们接访，该市3年前成立了信访接待式的驻京办。“现在办事处有两个人，属于孝义市政府的外派机构。”王仁谦说。
提到这次撤销县级驻京办，王仁谦说：“不是撤，县级的驻京办原本就不允许设立，因此我们一直没有能在相关的主管单位、北京市发改委区域处注册。至于我们现在的办公地方，你也没有必要知道。”
B 县级驻京办的两个生存样本 北京市海淀区，离地铁一号线玉泉路站一步之遥，是一家并不起眼的招待所。
院内，大树掩映中的楼房、冬青、喷泉，在闹市中让人感到一份少有的安详、静谧。沿着两栋楼房之间的通道，顺着绿植镶嵌的走廊向左拐，进入一处清静小院，一座旧式的灰砖四层楼房静静地“蜷缩”在角落。
曾经的河曲县驻京办，就驻扎在楼房的一层。如今，这栋四层楼房、连同旁边已搬空的南方某市驻京办，都已整体被一家学校改造为学生公寓楼。
2006年年底，河曲县靠经营企业发展起来的王玉才只身来到北京，每年花20余万包租整层楼房，成立“并没在有关部门备案”的县驻京办。
没有对地方官员及家属的迎来送往，没有向外招商引资的重任，也没有跑项目、挖信息等使命。王玉才称，他们县的驻京办实际上就是河曲县普通民众解决到京城看病、上学、就业等的中转站。“县委、县政府领导，来北京住的都是宾馆。我最多就是帮助他们订订票、选选落脚点。只有那些平日里勤俭持家的普通百姓，来到北京时，才会住进我这家廉价"宾馆"。”
去年夏天，河曲县峪村一名大学生王某因患抑郁症来到北京，住进一家所谓的中医院看病。医院方面口口声声称专治这种疑难杂症，结果6000多元交给院方后，孩子的病却无人能看。
多方打听知道受骗后，王某找到王玉才办的“河曲人在北京的家”，请他出面帮助要钱。
王玉才又成了维权人，带着患者和家属找到那家医院。找消协维权，向工商投诉，让税务部门查验，甚至直接向公安报案，直到将6000余元全部退给了患者。
王玉才谈道：“外界炫称的风光，在我身上其实都没有。大多的时间，是给人们办些这样的杂事，只能靠他们给付的一点微薄住店钱维持。给人联系住院、上学、就业，则纯粹是帮忙。因此，我包租的酒店本应到2011年到期，但入不敷出，提前终止了合同。现在，我在太平路附近重新找下一套普通住房，继续给老乡们办点事。那个"驻京办"，其实早已名存实亡。”
北京市紫竹院路的左权县驻京办，房门紧锁。
辗转联系到网络上公布的主任何君兰，她说，她现在已经不是驻京办主任，而是左权县某局局长。
几年前，左权县有关部门多方联系，准备在当地建成华能左权电厂。为了办理手续、环评审批等的方便，左权县政府责成何君兰筹建、成立县驻京办。
“眼下，电厂的有关事宜已经基本办妥，我们驻京办的日常工作，也就没有多少了。我现在，正在左权县参加县里的一个会议。”电话联系该县驻京办主任程晋宇，他说。
谈到这些年的工作，何君兰和程晋宇很快明白记者是因近来热炒的驻京办撤销问题要采访。因而，两人均表示，要采访，请记者先联系左权县政府有关领导，“我们毕竟是政府的人，接到他们的通知，才好介绍”。
C 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中街29号，一座以母亲河命名的酒店、北京黄河京都大酒店格外引人注目。运城市驻京办就坐落在这儿。
1月26日晚，记者来到该酒店房间时注意到，桌子上是一张北京黄河京都大酒店管理（投资）集团（以下简称黄河京都）的内部报纸《黄河人》。
集团董事长、报纸总编辑屈启晓，是运城市驻京办的第一任主任。1991年，当时的通讯还不发达，网络刚刚起步，住宿条件就连北京市也不是太好。考虑到地方来京人员的接待，国家有关政策的及时了解和上下沟通信息的便利，运城市政府委派时任该市粮食局办公室主任的屈启晓筹建该市驻北京办事处。
运城市驻京办现有人员不足十名，均为自收自支的事业性编制，黄河京都大酒店，则是完全的企业运作模式。
当时的屈启晓，面对的是一个资金缺口1000多万，自己又人地两生的局面。但这位河东汉子凭借着自己的魅力和诚意，不仅在1992年建成了当时颇具规模的北京黄河宾馆，此后又建成黄河京都大酒店，还很快让驻京办的工作在我省同行中脱颖而出。
如今的北京黄河京都，除在北京有多处产业外，还在我省的北到大同，南到运城、晋城等主要城市，有一定规模、各具特色的酒店。曲启晓不久前在一次给清华大学学生的演讲中，不无骄傲地提到，集团现在的总资产20个亿，共有员工3000多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与运城市驻京办类似，全国各地驻京办，特别是省级驻京办，都因时代的需要相继诞生，最早的一批成立于上个世纪50年代。
由于个别工作人员自身问题，社会上对这类机构“神化”，外界普遍将驻京办人员、特别是主任们视为手眼通天、无所不能的神人。“事实上，许多项目、事情，都是中央和地方已经确定，外人看来不时"跑部钱进"的驻京办人员，主要的工作只是联络好上下，无数次的报送和补充材料，进一步做好中央、地方的交流和沟通。而且现在，随着交通、通讯、住宿等条件的变化，驻京办原来的那些沟通、接待、联络等功能，越来越被淡化。”运城市驻京办一位工作人员称。
D 县级驻京办“禁令”下转型 一层是总台和餐厅，楼上是清一色的客房，楼门口一个待建的自动取款机，寒冬的饭店内，顾客稀疏。
北京西南，风景秀丽的燕山脚下，冬日冰封的永定河畔，一栋四层大楼上，写着汾州饭店字样。这儿，也是汾阳市的驻京联络处。
2010年1月28日，记者来到汾州饭店时，一层总台的服务室内，两名来自汾阳市的女服务员正悠闲地绣十字绣。“老板张秉富回山西了，上午刚走。你要早来一天就好了，我们老板是个热情人，见老乡来，绝对会好好招待你的。”姓张的服务员边给记者让座，边说。
多年前，张秉富在汾阳市一带经营煤矿。靠资源致富后的他，为人豪爽、热情，是当地知名的“善人”。“谁家孩子上学没有钱，哪家村民患病没有治疗费……只要找上门来的人，张总都会全力帮助。”
3年前，张秉富将投资目光盯上了北京，投资1000多万，在京郊建成了这家集餐饮、住宿一体的饭店，并在当地政府的许可下，将其作为汾阳市政府的接待中心。“饭店旁边，是闻名北京的森林公园，附近还有一家知名射击场。因此，近一段时间看似冷清，但每年的大多时间，这儿生意不错。”曾在此做过一年服务员的莫新弟说。
莫新弟称：“有关部门已表示不允许县级设立驻京办。而汾州饭店，充其量不过是汾阳市驻北京的接待站，而且没有正式挂牌。这种情况下，汾州饭店就成了一家普通的酒店。当然，作为汾阳人，张总少不了帮老乡们办点力所能及的事。”
E 驻京办主业嬗变
驻京最早可追溯到汉朝。当时，各个州郡和封国都在首都长安设立“郡邸”或“国邸”，实质是勋臣王公们在北京的家。这种机构在明清时退出历史，驻京的主体转向民间商帮组织，现在的北京宣武区，就是清朝、民国时期商会会馆最集中的地区。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交通、通讯、吃饭住宿都是很实际的麻烦事。地方政府设立驻京办，主要功能是为进京官员提供吃住服务。其次，也为地方政府和中央进行一些信息沟通，但在这里，沟通的是政务信息还是其他官场内幕消息就很难分清，实际工作是沟通还是勾兑，也没有界限。以致，1962年，国务院下文要求对驻京机构进行撤销和“大力紧缩”；在“文革”开始的1966年，各省驻京机构被全部撤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省驻京办又陆续恢复。
恢复后的驻京办仍然以“提供吃住方便”为主要事务，从改革开放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北京的吃饭、住宿条件依然紧张，来京的官员，不住驻京办，就很难找到别的舒适方便的安身之处。
然而，提供吃住同时又无法划清另一个界限：为官员本人提供，还是为官员的家属也提供，官员来京很多时候都不是为公务来的，而是带着家人、亲友办私人事务。我省某市的驻京办主任就回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该市驻京办主要精力是为地方官员家属看病、子女上学找人找关系，他们对主要官员的家属，谁的爱人叫什么，谁家的孩子在哪个大学上学，谁的父亲患的什么病，比任何本地机关里的人都熟悉。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各主要城市的交通通讯、商旅吃宿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四通八达，到处是高档宾馆饭店，地方政府官员来到北京，基本都早订下宾馆，仍然来驻京办食宿的极为少见。有个别来的，也被别人看作“混得不好的”古板型人物，遭到讪笑。
但不需要管吃住的官员却仍要和驻京办联络，因为要办什么事，还得靠驻京办人员“熟悉门路，懂得行市”。驻京办人员也为地方做一些招商引资工作，同时做得更多的是“跑部钱进”工作，这两者其实界限模糊。
记者见到的山西省各级驻京机构办公地方，都堆放着一堆堆的地方土产，有平遥牛肉、纸皮核桃、沁州黄之类。
从2007年起，各驻京机构的职能重点又发生大的转移，打探跟踪当地来京的“非访人员”（非法上访），“维护首都稳定”成为他们的新使命。
一个市级驻京办，一般的编制不过七八人、十几人，人员工资有全额财政的，也有自收自支的。而真正拥有庞大规模、开支巨大的，而且全部由财政支付的是另一支队伍：各县从信访、政法、公安机关抽调，长期驻扎北京的维稳队伍。
以长治市为例，该市13县（市、区）从2007年至今三年时间里，每县至少有一人长住北京。在“两会”或其他大型活动期间，则要增至每县至少3人。
长治13县（市、区）的维稳人员集中包住在宣武门外大街25号的富豪宾馆，该宾馆三层的四五间客房被常年包下，而“特殊时期”，四层和五层会全部住满。
这些人员来京并无正规名目，也没有北京方面的登记管理。他们都是长期包租宾馆，以月为单位轮流“进京值班”，吃饭也在宾馆或附近饭店。他们成为北京市中低档宾馆饭店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
F 第四次整顿驻京办 对于驻京办，我国曾在1962年、1966年、2006年三次公开表示要精减裁撤。
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下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提出保留省一级、有条件保留部分市一级、全部撤销政府部门和县一级驻京机构的意见，是建国以来第四次整顿驻京办。
据记者采访，山西省“县一级驻京机构”从来就都是若隐若现，在灰色地带生存的。这类机构数量有多少，没有准确数字；由于未在北京市发改委登记，性质是非法的，谈“撤”与“不撤”基本没有实质意义。
目前，我省县一级的所谓“驻京”机构，九成以上都和在京企业，特别是当地在京人士开办的宾馆、饭店业相关，官商难分，是“同一个地方，同一套人马”。如果不让再挂“驻京办”的旗子，这类机构可以回归商业面目，而仍然从事为当地“服务，联络”的工作，无人可以分辨和禁止。记者曾试图了解山西县级驻京办数字，由于没有备案者居多，至记者发稿时，北京市负责备案工作的发改委相关部门没有查出准确数据。山西省发改委有关人士估计，约百余家。
市一级驻京办的去留是本次整顿涉及的主要对象。这些机构中的人员，工作关系在当地政府，但有许多人已经有北京户口、北京住房，开着京牌的车、有在北京“工作居住”并享受医疗服务的许可。如果单位被撤，他们是回到当地，还是继续留在北京，才是本次整顿带给这个人群的实质问题。
记者采访的相关人士认为，这些机构在经过合理的审批程序后，基本可以继续存留。
本报记者任俊兵李旭东
来源：山西新闻网-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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