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低收入线徘徊的中国打工者

　　各地“两会”召开在即，多个省市传出“涨工资”的呼声和动作。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1月23日，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向社会宣布，从2010年2月1日起省内各类地区的最低工资涨幅超过12%。

　　此外，北京市、重庆市以及东莞市等也纷纷表示初步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

　　专家认为，各地相继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是基于中国经济回暖的大环境，此举措对国家、对个人，乃至对用工企业都有利好。2008年11月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要求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当时恰恰是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显现之际，企业经营面临极大的压力，作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最低工资标准被暂缓调整，这也是意在稳定就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之举。

　　一年多以后，情况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经济回升走出了人们事先敢想而不敢求的V形轨迹，GDP逐季上升，2009年第四季度增长已从一季度的6.2%上升到10.7%。

　　经济形势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再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是地方政府决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首要前提条件。这些消息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信号，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国民收入分配失衡问题，正在力图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分配比例，达到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最终共同富裕的目的。

　　—编者按

　　在最低收入线徘徊的中国打工者

　　■ 顾列铭

　　在南方，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90年代初父亲来这里打工，月收入为800元；10年后儿子又来这里打工，月收入仍然为800元。

　　换言之，10年过去了，两代打工者的工资收入没有任何变化，而这么低的收入在今天，连维持打工者自身的简单再生产（即养儿育女）也非常艰难。

　　而这正是在最低收入线徘徊的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中国工人的真实写照。

　　收入偏低的中国工人

　　以下是笔者采访的几个低收入者。

　　2010年1月2日, 无锡23岁打工者王先生。当天无锡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在城市忙碌的马路上，人们用大衣、羽绒服将自己层层包裹起来。而在这越来越寒冷的冬日里，建筑机械厂23岁的打工者王先生说：最怕的是生病。

　　虽然厂里发了新手套，但正在干活的他并没舍得戴，仍戴着露了手指的破手套。“冷吗？”“当然！”“为什么不戴新手套？”“舍不得，旧的还能用。”

　　王先生半个月前刚过完23岁生日，脸上还略带稚气，可干起活来却一点都不含糊，因为他们是计件拿钱的。但公司产品利润率太低，老板给的钱也不多。

　　王先生来自安徽，来无锡打工一年多，他最喜欢听的歌是《爱拼才会赢》。 王先生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一家四口，兄妹两人。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外出打工，去过苏州、南京等地。来到无锡后，他开始学习干车床。“干这个活，夏天和冬天最不好受。夏天车间里没有空调，热的浑身是汗；冬天车间里没有供暖，冻得透心凉。”说着，他摘下手套，露出冻得通红的双手。笔者戴上他的白线手套，摸了一下一旁的零件，的确，手套几乎没什么抗寒的作用，寒冷依然渗透到手心。

　　虽然在外打工有时会累一点，但他说，每月领工资的时候心里还是挺高兴的，觉得辛苦没有白费。当谈到在外打工最担心遇到的事情时，他说，“最怕的就是生病”。因为打工挣的钱一个月才1000左右，除去每月固定开销外，根本剩不了多少。一旦生病，小病还能吃点药扛过去，要是严重的话就只能到小诊所里输液打针什么的，误工不说，光看病的钱就让人难以承受。

　　2009年12月20日，苏州42岁的打工者朱先生。采访朱先生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笔者眼前是一排低矮的简易房，屋外用蛇皮布遮盖起来，工人们说，这样能挡风。房子没有门，蛇皮布卷起来再盖上几块板，就是最简单的门。工棚里，一些民工的床上放着新买的被子，几位民工正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屋外一个工人正在洗衣服，他就是朱先生，42岁，来自湖南，已有20多年的打工史了。朱先生说，老家的温度与苏州只差几摄氏度，但是苏州的冬天更阴冷。“每人发了两床被子，但还是冷，所以很多人自己又买了被子。”他们每天6时出工，17时下班，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广播。为了第二天精神好，很多人20时左右就睡了。“冷水洗衣服很冷吧？”笔者问。“这点算啥。”朱先生说这话，一双大手就伸了过来，手上尽是老茧，还有一条条裂开的口子。朱先生说，他们的手早就经过风吹日晒的磨炼，不仅不会轻易破皮，就是放在冰水里，也不觉着凉。

　　朱先生家里有两个孩子，还在读书。平时想家的时候，他就翻看存在手机里的孩子与老婆的照片。“这是我儿子，这是小女儿，都挺乖的，呵呵……”朱先生说话时，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在外打工他就靠这些照片抚慰心灵。

　　朱先生说，在外面打工肯定是苦的，但为了挣钱，也顾不上那么多。工程快结束了，这也意味着他很快就能带着几千元钱回家了。他说，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拿着打工挣来的工资回家过个好年，把家里的老房子翻造成新房子。但不知道包工头能否在回家过年前把自己一年的钱给结清。

　　2009年12月10日，上海50岁的刘先生。刘先生学法律出身，在国企做法务工作，他所在的国企经营状况比较差，不过也没亏损。收入不高，年薪福利加起来也就3.5万的样子。刘先生的老婆收入也不高，在一特大型国企，因为学历不高，也没有什么技能，就做些辅助后勤工作，收入就在1.5-2万左右。孩子上初中，又刚买了房，所以有点生活压力，年节余大概就在2万左右。这在房价高达几万元的上海基本就是城市贫民。

　　“家里没点储蓄总不行吧，现在的收入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难应急啊！”对收入分配，刘先生认为，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不仅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更应通过二次分配以多补少，千方百计提高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希望工资能体现一线员工的价值，因为绝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一线员工承担的。”刘先生说。

　　长期偏低的消费率

　　2009年7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979元，同比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收入减去消费额为8659元，其中减去三金等费用，大约还剩5000元，只够维持家庭的基本开支。

　　与此同时，虽然第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大幅上升，但社科院世经所发布的2009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报告却认为，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仍然疲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掩盖了这一事实。

　　而市场咨询公司尼尔森的2009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报告也显示，虽然我国消费者信心从第一季度底部开始反弹，但仍未恢复到2008年下半年的水平。

　　社科院世经所的报告指出，从表面上看，消费的表现总体令人满意---2009年前3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接近19%，与历年情况相比，处于一个正常的增速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指标口径不仅包含了居民的消费，还包括了政府和企业的消费。

　　该报告比较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情况。“可以粗略估算，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量中，政府和企业的贡献占到66%；而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只能解释剩下34%的增长。”报告指出了另一个显示消费疲弱的指标，即居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2008年年底，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平均消费倾向达到0.74，但这一水平目前已降至0.65。而农村居民收入平均消费倾向以往在大约0.6的水平，但目前已降至0.57。”

　　居民消费的不振映衬出一个很普遍的现实，那就是国人的低收入。这就可以理解在2009年7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1.2%，远超同期GDP7.1%的增速时，社会上对此提出的质疑。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通过对我国消费率的研究，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消费率的变化趋势有以下特点。

　　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近几年呈现加速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2.1%下降至2007年的48.8%，下降了13.3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呈现出加速下降的特点，短短8年间消费率下降了13.5个百分点。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较，近20多年来，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7%，而2007年我国消费率只有48.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8.2个百分点。

　　我国消费率的持续下降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的持续走低引起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48.8%下降至2007年的35.4%，下降了13.4个百分点。相对而言，我国政府消费率的变化幅度较为平缓，波动不大，1978年与2007年的政府消费率基本持平。因此，我国（最终）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实际上主要是由居民消费率的持续走低引起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针对金融危机采取的短期政策已初见成效，2009年GDP增长8.7%。虽然经济出现短期回暖，但能否长期持续增长仍有很大疑问。

　　据了解，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目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是负数；内需对GDP贡献略有增长，但很不明显；真正在拉动GDP增长的是投资的扩大，2009年政府投资较2008年同期增加了130%。

　　据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持续；另外，中国也可能长期用补贴发达国家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吴敬琏所说的补贴发达国家，指我国用低价的劳动力成本为发达国家生产低盈利、低价格的产品。因此只有让老百姓花钱，以消费拉动GDP持续增长才是当前最合理的。

　　很明显，目前消费不够的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不够，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士的收入没有得到应有增长。

　　贫富悬殊建不成和谐社会

　　2009年底，人民论坛 “未来十年十大挑战”问卷调查显示，第一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第二为“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激化社会矛盾”。

　　近几年，社会上关于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议论越来越多，普遍的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对社会的稳定就会造成威胁，而这种扩大的过程往往正是能量的积累。

　　在上个世纪初，刘少奇等人曾经到安源煤矿做过安源煤矿工人阶级的调查。几十年后的今天，一个农业科学院的博士生正沿着刘少奇的足迹做着和他当年同样的事情，这位博士生发现，现在在安源煤矿，矿工的生活依然十分艰苦。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几十年没有给这个社区这个行业的这类人群带来深刻的质的变化。

　　请注意，在做出这个结论时，这位博士生做了严格的限制，只针对特定的对象。这位博士生的说法绝对不是在否定制度，而是给制度做一个提醒：现实生活和你承诺的制度空间是有差距的，是我们应该改进的。否则任由这种情况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的话，一方面在客观上造成极大贫富差距的存在，另一个层次上也是在积累社会矛盾的冲突。这就强调了这样一个现实：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区域空间，造成剧烈的冲突，造成剧烈的心理上的群体的认同和群体之间的排斥，对一个社会的秩序稳定有巨大的瓦解和破坏作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

　　而贫富差距的扩大，肯定要造成弱势群体生活出现问题、困难，如果这种局面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弱势群体不能得到保护，自身通过努力又无法改变，就必然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

　　当然，全国总的情况还不至于那么严重，但在一些地区，贫富差距的扩大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程度，引起的愤怒还是比较大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安源的情况。另外，在一些地区，一些人在生活方式上的炫耀，所带来的不良效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在大城市还好一些，尤其是在一些落后地区，比如农村的一些村镇，那种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行为的标志、社会群体的识别符号。这个问题引起的冲突还是很大的。这些从一些已经发生的案件中，就可以看出这方面冲突的心理基础。现在北京的有钱人流行“开车别开太好的”说法，言外之意就是不要招摇，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祸。

　　许多国家都存在城市居住空间的贫富分化问题，即有所谓“富人区”与“穷人区”之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住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城市也开始显露居住空间两极分化端倪，如深圳、上海、南京、广州等。

　　专家研究认为，贫富人群相对集中聚居，形成贫困人口区位化现象，将会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贫困人口本身来说，贫困人口聚集在一起，因整体消费能力低，减少了其就业的机会；由于设施的欠缺，恶化了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社会上对贫困社区人口的人为分类，易使他们“破罐子破摔”。另一方面，我国城市贫困区大多集中在城乡结合带，流动人口多，人口素质相对较低，容易形成贫困素质循环感染和治安死角，增强诱发社会不安定因素。

　　总体来说，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并未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但已经到了国家和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阶段。国家应该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必须正视个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一少部分收入很高，相当多人收入很低，甚至有一部分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这一社会现实。

　　邓小平曾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段话中，邓小平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最本质的问题做了界定，此话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须知，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是不可能建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