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英烈施洋的革命精神内涵略论

　　施洋革命精神是李大钊和林育南最先提出来的。施洋的革命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主要体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心向党的精神，为“劳动界得利益”的奋斗精神，英勇献身的精神。1957年董必武同志为施洋烈士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肖遗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这正是对施洋牺牲精神的高度肯定。

　　“施洋革命精神”这个名词是李大钊和林育南最先提出来的。1924年2月，在施洋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李大钊写了《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一文。李大钊指出：“……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二七"被难同志虽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李大钊这里所说的“他们的精神”便包含施洋的革命精神。林育南在《伯高死的含义》一文中则明确指出：“伯高死了，他留给我们的"革命精神"是教我们永远不会消失的，在他死后的一年，我们节哀忍痛，搜集他生平的行事，作成传记，附以追悼他的文字，编印成这本纪念录，以纪念他的"革命精神"，并序述他死的意义，以告国人。”由此可见，“施洋革命精神”的提法是有历史根据的。

　　什么是“施洋的革命精神”？我们认为，施洋革命精神内涵丰富。概括地讲，主要是：

　　一、爱国主义精神

　　施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不断追求救国真理的探索者。在救国道路上，他不断探索，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实现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是施洋爱国主义思想与活动的主要内容，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是施洋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

　　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在汹涌澎湃的学生爱国反帝潮流的鼓舞下，施洋挺身而出，投入战斗。他以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的名义，召开律师公会紧急会议，提议发通电写宣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指导和推动学生的爱国斗争。

　　6月1日，武汉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

　　穷凶极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出动大批军警，实行血腥镇压。当天有学生数人倒在血泊中，受伤和被捕者有数十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这一惨案，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无比愤怒。施洋目睹惨状，怒不可遏，愤然而起，仗义执言，利用律师的合法身份，一面指导学生将受伤的学生送去法院检验，一面召开律师公会会议，提出援救学生议案，呈请法院提起公诉。

　　在全国罢工罢市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施洋不避艰险，四处奔走，联络武昌各界人士，连夜草印宣言传单，到处散发，鼓动罢市。6月12日，武昌市民终于冲破阻力，集会于积善堂。施洋激情奔放，登台演讲，向商民宣讲罢市的重要意义、罢市的要求与条件。他强调指出，一定要坚持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爱国反帝是我们每个市民的天职。到会的听众，无不被施洋的讲演所激动、振奋。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林育南后来这样写道：“以伯高讲演之熟练，又益以爱国之真诚，讲时声泪俱下，听着无不感动。伯高的主张和指导，遂为一般人民所信从……”会后，施洋还深入商店，进行具体的组织工作，在施洋等人的鼓动和具体组织下，12、13两日，武昌商界全体罢市，提出“罢市救亡”、“休业救国”、“除卖国贼，救爱国学生”等口号，并宣称：“不惩卖国贼，决不开市！”一个新的爱国浪潮在武汉掀起。它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在湖北、武汉的反动统治。

　　罢市的胜利，鼓舞了各界人民的斗志。为了巩固武汉各界的团结，协调步调，统一行动，掀起更广泛的爱国反帝群众运动，施洋与学生代表肖骧等以律师公会、学生联合会发起，联络武汉各教育会、农会、商团保安会等筹备组织湖北各界联合会。7月12日，武汉农、工、商、学、报各界团体的代表30人，在汉口辅德中学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与会代表公推马刚侯为筹备主任，施洋等12人为筹备员。施洋、王明仆等4人被推举为筹备起草员，负责拟定章程，起草宣言和各种传单。各界联合会的章程宣言以及各种函电文件，大多出于施洋的手笔。由施洋等起草的宣言号召“农工商学报各界及其他各界可亲可爱之仁人君子除私见，勿忘（念）旧恶，以国家为前提，以外交为要务，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既往种种……即昨日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当此外交危急，国家存亡之时，亦当释仇救国舍党对外……。”宣言特别强调团结各界民众，进行救国的重要性。

　　“湖北各界联合会”不仅在湖北爱国运动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而且积极联络各省爱国人士，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施洋作为该会派赴京请愿团团长，带领湖北代表赴京与天津、上海等地代表向北洋政府请愿，控诉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却被北洋政府投入监狱。

　　被营救出狱后，施洋与各界代表共同筹商，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施洋被举为筹备员。经过了两个月的积极工作，11月1日，全国各界代表二百多人齐集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选举了京、津、沪、宁、汉等地代表为驻会常任理事，负责日常工作。施洋之奔走呼号，功绩卓著，被选为第一届评议部长。全国各界联合会，在马骏、刘清扬和施洋等人的领导下，开展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大大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由此可见，施洋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炽热的爱国热情和勇敢坚毅的爱国精神。

　　二、一心向党的精神

　　施洋在五四运动后继续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时，包括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等社会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施洋也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1920年春恽代英、林育南等办利群书社后，施洋经常来利群书社看书。“利群书社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资料库”。里面有许多书，只让看，不出卖，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通过它联系进步分子。吴德峰回忆说：“记得我在"五四"后要求进步，但找不到门路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被一位朋友知道了，介绍我到利群书社去看书。”施洋也是在这时来到利群书社看书的。

　　施洋谦虚而诚恳，不耻下问。当时施洋已30多岁，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利群书社的社员，一般只20岁左右。他常主动向利群书社社员请教。经过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体会，他逐步认识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社会、自由联合”，在理想上是高明的，然而在实际上没有着手的办法，若要是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苏俄的成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于是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向中共武汉党组织表达了要求入党的心愿。

　　然而，在第一次区委会上，施洋的入党申请没有被通过。有的同志认为他“政客的气息很重，有风头主义的毛病”。其实这是误解。造成误解的原因，一是传统的偏见。施洋毕业于政法学校，那时读政法的，一般都是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读书旨在捞个文凭，以便投机钻营，捞个一官半职，故社会上一般有识之士，对政法学校及其毕业的学生十分鄙视；二是施洋的个性突出。他敢于目空一切毫无顾忌地与人争论，又很有点派头，经常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锻子马褂，脚蹬黑漆皮鞋，手持文明手杖，还留有两撇格外显眼的胡须。一般人见了这一套，也看不惯。尽管如此，施洋没有灰心，没有抱怨，仍然一心向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改造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在关于发展施洋入党的认识上，还是刘伯垂的意见对。他与施洋是律师同行，比较理解施洋。他说，只要施洋革命，“政客气息与风头主义何害？我们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学究，怕那么些干什么呢？我同意他加入我们的党”。于是在第二次区委会上，施洋才被接受入党。施洋入党后，“更加进步，很守纪律对人处事都沉着笃实多了”。直至1923年2月15日壮烈牺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入党的誓言。

　　施洋追求进步，一心向党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信任。这正是我们今天青年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三、为“劳动界得利益”的精神

　　施洋“在湖北作劳动运动，是开始的第一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就开始注意劳工运动。由于他出身贫寒，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劳动人民有共同的语言。所以，他执行律师业务以后，就经常与劳动人民接触，对于工人凡是关于法律上的事务，他总是尽力设法帮助解决，不索取任何报酬。1920年，施洋创办平民教育社与平民教育学校时，就很注意对劳动人民的教育。后来，他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并指导他们开展革命活动。

　　1、领导汉口人力车夫罢工

　　汉口人力车夫是武汉人数多而且比较集中的行业工人。广大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巡捕、中外资本家以及把头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为生存计，曾进行过多次反抗，均遭失败。武汉是一个蕴蓄着无限潜力的工人运动的处女地。施洋十分重视这个地方，他经常来到这里，详细探问工人的家庭及家庭生活情况，用聊天、谈心等方式向工人讲“劳工神圣”、“劳工解放”，启发他们的觉悟，鼓励他们反对“洋大人”、车行老板以及把头的压迫，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同时，还帮助他们解决法律上的一些事务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从而很快地与工人建立了感情，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广大工人把施洋当成自己的良师益友。施洋这个奔走国事的名人，声望很高的律师，毅然深入社会最底层，与当时许多人认为最卑贱的工人乃至如牛马的“臭苦力”交朋友，并为他们谋利益，是在使当时社会上众人钦佩。

　　1921年5月1日，汉口租界车行老板宣布加租（每日每乘八百文增加车租一百文），施洋知道后立即召集工人代表秘密开会，商量对策。在施洋的指导下，人力车工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车行老板见势不妙，连忙取消加租原议，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1年12月1日，汉口租界人力车行老板，再次宣布加租（每日每乘由八百文增加到一千文）。此举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抗，掀起了罢工的怒潮。这次罢工时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领导的第一次大战斗。武汉党组织派施洋、林育南、郑凯卿直接领导了这次战斗，并取得了胜利。

　　罢工的次日，施洋、林育南等召集人力车工人代表秘密开会，通过了罢工计划，并决定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具体领导工人进行反抗加租斗争。施洋受工人代表的委托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一）车夫会成立，车行老板不得干涉；（二）取消加租议案；（三）原租价减为六百文。罢工后，汉口租界内车辆停驶，交通陷于瘫痪。这次声势空前的大罢工，使帝国主义和军阀惶恐不安，社会各界人士也极为关注。当时在人力车工人中曾出现了一些慌乱现象。有的思想动摇，有的畏惧，有的甚至散布悲观论调。大家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此时匿居在法租界指导罢工斗争的施洋，又遭到巡捕和侦探的严密监视和盯梢，他的安全受到很大威胁。为统一思想，鼓舞斗志，施洋深入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工人说：“诸位不要慌乱，我们要从忍耐痛苦中取得利益，压迫我们对车行主，我们不给他们以打击创痛，他们是不知我们的厉害的，他们决不会让步。我们若不坚持下去，这次失败以后就更受他们的欺压，而且租价一加，我们简直不能生活了！诸位！大家齐心协力，坚持到底，我们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当尽力援助你们，一切危险牺牲，我都不怕。困苦的同胞们！紧紧地团结坚持呵！”　施洋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热情的宣传鼓动工作增强了工人们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施洋在白色恐怖下，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的革命行动，给工人们增添了战胜敌人的巨大力量。

　　罢工斗争的第五天，基督教青年会等团体出面进行“调解”，会上，他们宣读了英国工部允许车行加租的布告，借以恐吓工人代表。施洋听后怒发冲冠，率领工人代表，愤然退席，表示抗议，并发表声明，拒绝“调解”。

　　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各界的同情和声援，施洋领导工人组织“车夫讨饭团”，并连夜赶制各种旗帜和传单，为即将举行的示威游行做准备。在6日晚的工人代表会上，作出了“以乞丐团形式，结队向租界游行”的决定。7日上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人力车工人，从汉口大智门出发，沿途行乞，举行了空前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手持小白旗，沿途散发《罢工宣言》、《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等传单，威武雄壮，井然有序。当时上海《时报》作了一下报道：“今早八时，各车夫循序在英租界集合，共计六七千人，有执旗者，有未执旗者，类皆破帽短装，鹑衣百结，当雨后严寒之天，缩瑟而行，绕英租界俄租借至法租界，秩序井然”。当游行队伍进入法租界时，租界当局如临大敌，慌忙下令戒严，不准通行，并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人力车夫义愤填膺，与军警展开了大搏斗。据十二月八日的《时报》报道说：“安南巡捕，以来福枪及枪刺逐众，且向开枪”。于是激动众怒，工人们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与军警巡捕进行搏斗，“报以砖石棍棒，巡捕与苦力死伤多人”。愤怒的工人群众击毁了利通车行、首倡车租加价的法人医生梅里住宅门前的玻璃，击毁了利通车行汽车之电灯数枚。而“其他邻居街巷，毫无惊动。”人力车夫的英勇斗争，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武汉的发动统治，法国帝国主义者和武汉反动当局慑于人力车工人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急忙授意武汉商会出面调解。经过谈判，车行老板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即法国领事向中国官厅道歉，允许车夫工会成立，车租暂行不加，免租钱三日，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邓中夏予以高度评价，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指出：“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工人两大罢工，开了当地的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了一个顺利发展。”

　　在施洋、林育南的指导下，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人力车工会，在罢工胜利的凯歌声中光荣诞生，樊一狗、易明发、刘华山、陈定华被选为工会的执行委员，施洋被聘为最高顾问和对外的全权代表。

　　在施洋、林育南的指导下，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人力车工会，在罢工胜利的凯歌声中光荣诞生，樊一狗、易明发、刘华山、陈定华被选为工会的执行委员，施洋被聘为最高顾问和对外的全权代表。

　　2、领导粤汉铁路工人罢工

　　1921年10月，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因路局开除小工81人，武昌徐家棚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他们提出了撤换英总管、恢复被开除的工人和增加工人工资等要求。罢工开始后，施洋和林育南等利用武汉、上海报纸这些舆论工具，揭露路局压迫剥削工人的种种罪恶，说明工人生活困苦情况，呼请各界起而援助，并指导“粤汉路职工联合会”，领导与团结广大工人进行斗争，历时五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施洋与工人患难与共，呼吸相通，“极能为劳动界谋利益，劳动界视之如明星。”他赢得了工人的拥护与尊敬，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劳动者律师”。

　　1922年秋，武汉的工团如雨后春笋，工会会员急剧增加，工人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原来作为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机构--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已不能适应这个新形势。于是湖北党组织派林育南和施洋等发起筹划成立武汉工人党统一组织，以便统一领导更大规模地开展武汉及湖北的工人运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和施洋等通知，根据党的指示，深入工人群众，进行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和具体的组织工作。施洋协助工会开办工人业余学校，亲自给工人讲课读报，宣传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觉悟。他还经常利用工人集会的机会，发表演说，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为了“取得政权，把产业收归国有，消灭阶级，实现共产制度的社会”。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向工人指明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家作斗争，消灭这些“不劳而食坐拥万金，吸取我们劳动者的膏血以滋养它们蠢笨的肥躯的资本家”、“黑良心的糊涂蛋”才能达到劳动解放的目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的春风雨露，滋养了工人群众的心田，吹散了它们眼前的迷雾，促进了他们的觉悟与联合，七月底，施洋指导汉阳铁厂取得了罢工胜利之后，把该厂俱乐部改为工会。接着，“武汉工团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林育南兼任工联会的秘书主任，负责该会的日常工作，施洋被聘为该会的法律顾问。接入该会的有二十八个工会，三万多会员。“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一个地方总工会”。随后，“武汉工团联合会”很快就改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下属27个工会，3万多名会员。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施洋又参加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的大罢工。

　　1922年9月9日，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因反虐待、反侮辱发起了全路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毛泽东派郭亮（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参加领导这一罢工；湖北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派林育南（武汉工团联合会、粤汉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和施洋（武汉工团联会会、粤汉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的法律顾问）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罢工开始后，粤汉铁路局长王世堉，勾结湖北督军肖耀南派来的一连军队到徐家棚弹压，同时又通过监工唆使一些落后的工人接手开车，并派武装押运。9月10日晚，几百名罢工工人及家属组成的队伍，冲在火车头前进行卧轨阻车。王世堉指挥军警进行了血腥镇压。徐家棚和岳州两处铁路工人被打死和被捕者共达二百几十人。

　　惨案发生后，毛泽东闻讯赶到新河站工人俱乐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罢工斗争与营救被捕同志。新河总站工人俱乐部向交通部发出快邮代电，要求严惩王世堉，并通告全国，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同日毛泽东派何叔衡来武汉和湖北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林育南、施洋等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的办法。林育南、施洋等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立即召开工人群众大会，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号召工人齐心协力，团结战斗。9月12日，武汉工联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一致援助粤汉路罢工斗争的办法。当时会议决定以武汉工联会名义。通电全国宣布肖耀南罪状；派员慰问徐家棚、岳州罢工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发动武汉各界捐募款项，救济罢工工人，组织粤汉工友宣传团，散传单，发宣言，向全国宣布惨状和罢工经过，号召湖北及全国工人起来声援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发出的宣言中说：“武汉工团联合会认为这件事，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事，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的事；是我们劳动阶级全体的耻辱，不是粤汉工友一部分人的耻辱。因此这个问题要我们全体劳动阶级全体去解决。武汉工团联合会决定各工团以实力援助这次罢工。粤汉铁路的工友呀！你们要勇敢决绝坚持到底，百折不回，我们誓尽力为你们的后援！”

　　9月11日，株萍铁路和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罢工，以实力声援粤汉路罢工斗争。9月15日，长沙工人俱乐部等工团发出通电，呼吁大家联合起来，打倒穷凶恶极的军阀，援助粤汉路罢工，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即举行同盟罢工。此外，京汉路的长辛店、郑州、信阳及陇海路的洛阳等站工人都致电路局，坚决表示三日内如不答复粤汉工人的要求条件，即举行同盟大罢工。上海等地各工团也纷纷发来函电，声援粤汉路罢工斗争，各地的援助款项也源源而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援粤汉路工人罢工的高潮。在这种情势下，北洋军阀政府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急派交通次长劳之常来武汉，妄图平息这汹涌澎湃的罢工怒潮。

　　9月14日，江岸刘家庙车站，人生鼎沸，京汉、粤汉及武汉各工团三千多工人聚集在一起，举行请愿示威。施洋坐镇刘家庙，亲自指挥工人向那即将来汉的交通次长劳之常示威。劳之常的专车刚进站，工人们就蜂涌上前，控诉王世堉的罪行，递交请愿书。并把施洋亲笔书写的两面大白旗举到劳之常的面前，一面旗上写着：“请交通次长看粤汉路局长指挥军警杀伤工人之大惨剧：岳州死六人，伤六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三十七人。徐家棚伤百余人，重伤三十余人，名在垂危者八人，逼水失踪者十余人，被捕解武昌者九人……”另一面旗上写着：“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等要求条件。

　　16日，工人们没有见到劳之常的答复。在汉口大智门车站又组织了一次声势更大的示威。愤怒的工人将劳之常、王世堉的汽车团团围住，把劳、王轰下车来。劳之常当场被迫同意发给受伤工人每人二十元养伤费，并答应把工人要求带回交通部“商量解决”。

　　此后，武汉工团联合会在林育南、施洋等的指导下，又进行了许多有效的声援活动。19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向王世堉提出了《最后警告书》。24日，武汉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陇海各路工人代表千余人，在江岸扶轮公会开会，一致决定如粤汉罢工提出的要求到25日下午八时还得不到解决，京汉南段即举行大罢工。并且还决定组织五百名敢死队和两百名交通调查队，以实施罢工后的动作。

　　这时的北京政府交通部惊惧万分，深恐罢工浪潮遍及全国，瘫痪交通，危及反动统治。因此，交通部急电王世堉从速解决粤汉工潮。这样，在工人阶级的强大攻势下，粤汉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查办侮辱工人的监工，释放被捕工人，安葬死者，医治伤者，抚恤死者家属，赔偿工人损失等条件，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时间长，历时17天，南北工人团结战斗，声威震动大江南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2年11月11日，全国第一个全路统一的产业工会组织--粤汉铁路总工会胜利诞生。施洋被聘请为总工会的法律顾问。

　　3、领导汉口香烟厂工人罢工

　　1922年10月16日上午，汉口香烟厂因资本家减少工人工资，延长工时，非礼侮辱女工一事，全厂工人激愤异常，纷纷离厂，爆发了大罢工。该厂系英国资本家所开办，中国工人因受“洋资本家”与工头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经常发生罢工风潮。由于没有坚强组织和正确指导而屡遭失败。此次罢工发生后，湖北工联派施洋等去指导斗争。施洋深入群众，十分重视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在工联会召开的有数千名女工参加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他用具体的事例控诉了“洋资本家”压迫剥削我中国工人的罪行，鼓励工人为民族的独立、阶级的解放而英勇战斗。当他讲到“洋资本家”残酷压榨我中国工人时，泣不成声。他的演讲强烈地感染着听众。施洋进而激励和引导工人把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罢工变为“争自由”、“争人格”的政治斗争。

　　这次罢工进行了十多天，英国资本家拒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广大工人同心协力，忍饥耐寒，坚持斗争。在工联会的领导下，三千多工人举行了一次示威游行。游行队伍至总商会请求援助，被武装军警阻止；进入租界，又遭巡捕阻拦。中国人不能自由出入中国地界这件事，使广大工人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与巡捕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广大工人和社会各界民众的声援下，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烟厂资本家才委托工联会派员出面调解。经过艰苦斗争，烟厂资本家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罢工取得了胜利。

　　1月4日，汉口英国香烟工厂老板背信弃义，撕毁双边条约（指罢工后，工人代表与厂方所签订的工会代表与工厂有直接交涉权的条约），无故开除女工代表，因而爆发了1月4日第二次大罢工。紧接着，英租界（棉）花厂数千工人又掀起了罢工狂潮。罢工发生后，英租界当局竟然派海军登陆，荷枪实弹，实行紧急戒严，致使工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侵犯，因此，激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怒。罢工坚持九天之后，经调停与谈判，取得了胜利。在花厂胜利罢工的推动下，英国香烟厂的罢工斗争越演越烈。半个月后，由湖北工联会出面调解，达成了用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协议。在谈判桌上，工人代表提出了下列三个问题：一、工会代表与厂方应有直接交涉权；二、添加工人应由工会介绍，开除工人应得工会同意；三、工厂规则应与工会协定。施洋以工人聘请的仲裁人资格参加谈判。当工人代表提出，工会代表与工厂应有直接交涉权问题时，施洋十分赞同工人的主张，并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第一、就理论而言，工人固应有工会，工会固应有代表。质言之，供工会代表对于工厂及任何方面应有直接交涉权。

　　第二、就历史而言，他国姑置不论，即如英国，在百年前，已有工会组织，在五十年前已有劳工保护法、工会组织法。今年来，而英之三角同盟，如运输工会、铁路工会、矿工会等，不独对工厂主有直接交涉权，即乔治首相亦时枉驾至工会，与工人握手，与代表讨论工人生活问题。……贵香烟厂，既属英国资本，厂主且属英人，对此政治常识，当亦耳闻熟矣。

　　第三，就中国而言，年来全国已成立之工会，不下数百所，未闻有资本主义否认工会者，亦未闻资本主否认工会而工会不成立者。且愈否认工会，而工会愈巩固。

　　第四，就贵香烟厂而言，前此与工会订条约时，即已承认工会代表与贵厂有直接交涉权，条约俱在，墨迹未干，只因贵厂违背条约，蔑视工人代表。以素重信用著名于世之英吉利人，而有此不信之疵污，实深遗憾。基于上述理由，施洋严正指出：“此工人所要求恢复工会代表直接交涉权，贵厂应于承认之理由也。施洋的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资方代表无言以对。”

　　这次谈判中，经过工人代表坚持不屈的斗争，加上施洋义正词严的拥护工人的合理主张，虽几经曲折，但终于迫使资本家屈服。1月22日，签订了条约，谈判胜利结束，罢工也取得了胜利。

　　4、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3年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最后一个怒涛”。施洋以他的全部精力从事了这一斗争的组织与领导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切筹备就绪，议决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1月30日晚，施洋、林育南、张浩和各工会各团体代表及新闻记者共百余人，在江岸工会集合，浩浩荡荡地驱车北上，参加总工会的成立盛典。突然传来了军阀吴佩孚1月29日电令禁止开会的消息，代表们个个愤怒填胸。施洋在信阳车站发表演讲说：“工友们，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民国的约法上明白规定。我们工人创造的功劳甚大，在人民中占重要地位，为什么不能享受约法上之自由？军阀吴佩孚等野心勃勃，南征北剿，不是依赖我们制造武器及交通运输的工人么？他的生命，他的势力都是建立在我们身上，他不知感恩，反要摧残我们，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约法上应有的权利！工友们！这是何等的无理？这种横逆之来，侮辱之来，我们岂能忍受？现在压迫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此大敌在前，当然有进无退、善自防卫。工友们！努力奋斗呵！”施洋的讲话，揭露了军阀吴佩孚的丑恶面目，增强了代表们的勇气和决心。

　　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实行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关门，行人断绝，如临大敌。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狂吠：“我黄殿臣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准工人开工。”在敌人武力恫吓面前，工人们无所畏惧。上午八时，工人代表和郑州铁路工人共一千多人，威武雄壮地直奔普乐园戏院。行至距会场不远的钱圹里北段，遭到军警的迎面拦截。工人代表跟他们进行说理斗争，反动军警仍不让进入会场。施洋、项德隆和林祥谦等率领工人代表拨开敌人的刀枪，冲破军警的层层防线，潮水般的涌进被军警严密封锁的普乐园戏院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中胜利诞生。

　　参加这次成立大会的林育南后来回忆说：2月1日上午，施洋和数千名工人代表，“结队持旗，并携匾额对联，往工会庆祝，音乐队遂其后，行至途中，武装军警密布，如临大敌，阻止前进。经代表再三交涉无效，伯高及诸人，愤不可遏，忍无可忍，乃奋不顾身，冲过阵线，拼命前进，拥入会场。群众大呼"劳工万岁！""打倒军阀！"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并宣布京汉总工会成立。同时场内外军警密布，全副武装，向群众示威，百般恐吓。伯高等犹大声疾呼的演说，群众放声大哭，与军警反抗，至数小时之久，始冲围而出。”是晚，军警占据旅社酒店，不准工人代表及来宾住宿饮食。代表与来宾的行动，完全失去自由，并被勒令立即出境。总工会和郑州分工会被重兵进驻，禁止工人出入。这两个工会的牌子被砸碎，文件杂物被捣毁。白色恐怖笼罩郑州全城。

　　当晚，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总工会迁往江岸办公的紧急会议，并提出“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的响亮口号。会后，武汉方面的代表即乘车南下。在列车上，施洋和总工会的负责人项德隆等，紧张地研究起草罢工文件。武汉十八个产业工人的代表林育南、张浩等也在酝酿回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草拟通电，揭露反动军阀破坏工人运动的反动面目，发动工人，采取措施，誓作京汉工人的坚强后盾。

　　2月4日，震动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大罢工开始了。施洋、林育南等夜以继日地进行战斗。是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召开代表会议讨论援助办法。施洋以顾问的身分出席了会议。当时决定第一步发布宣言，动员群众，声源京汉铁路罢工；第二步，采取一致行动，举行同情罢工。会后，施洋为贯彻会议精神，紧张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联系《真报》等各界报纸，编出罢工的“号外”，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大喊大叫；他发动各工会、学校及武汉各界声源罢工斗争；他每天晚上都要赶到江岸总工会帮助项德隆、林祥谦等进行工作。

　　2月7日下午，天空乌云密布。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在帝国主义的授意下，派出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江岸总工会和工人住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当晚，施洋也不幸被捕，有包括林祥谦在内的37人倒在血泊中，有二百多人中弹受伤。

　　从以上四大罢工斗争可见，施洋一直站在斗争的第一线，亲自领导和指挥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他坚定地站在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的一边，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战，完全抛弃了个人的利益和家庭的幸福，始终代表广大工人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四、英勇献身的精神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施洋从夏口（汉口）地方审判厅阅卷回家不久，突然十几个便衣警察拍门而入，闯进他的卧室，逮捕了施洋。施洋在狱中日记中记载了这一幕：一个满脸横肌，凶神恶煞的家伙说：“敝厅长请先生有几句话谈，请跟我们一路走！”施洋回答道：“贵厅长是谁？我们无亲无故，倒请起我来，怪事！”那个家伙恶狠狠地说：“敝厅长就是汉口警察厅厅长，奉督军命令请你的，还不明白吗？不要多说，赶快跟我们一路走！”施洋愤然而起，大声怒斥道：“要走就走，不用伺候！”施洋被抓进汉口警察厅，第二次被捕入狱。

　　敌人的监狱、法庭，对一个共产党员是严峻的考验。施洋被押进陆军审判处后，钉上了特号脚镣手铐。在法庭上他气势轩昂地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敌人审判他的法庭变成了控告敌人的讲台。2月8日下午，陆军审判处的审讯开始。当审判官问他为什么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和各界联合会时，施洋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为民国一分子，爱国是国民天职，为何不应参加呢？”“救国运动为非常行为，农工商学各界，即先后参加运动，律师又何不可参加呢！？”当审判官诬蔑他替工会或工人撰写诉讼状是鼓动风潮的犯法行为时，施洋据理驳斥：对于贫苦工人或工会与人有诉讼或非讼事件来委托者，我“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律师应有之职权，有何犯罪之可言！”施洋的反驳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压倒了色厉内荏的敌人。审判官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紧接着，施洋正言厉色地向审判官提出两项抗辩：“第一，施洋没有犯法，生平一切行动，都合乎法律范围以内。就算犯了法，但不是军人，不是江湖大盗，应当由地方审判厅来处理，陆军审判处没有权力过问，这是你们首先乱了法，在法律上应当要负相当责任；第二，施洋是一个文弱书生，这样重大的脚镣手铐，在世界文明国家里早已废弃不用，况且在这里，外有石墙铁网，内有军队林立，绝无逃脱之可能。你们把一个文弱书生关在这样的牢狱里，已经够威风的了，又钉上如此沉重的镣铐。是不是合乎天理、国法、人情？”这次开庭审讯，审判官说不出一点犯罪的证据和逮捕的确切理由，只好草草退庭，仍将施洋押入狱中。

　　在狱中，施洋以高昂的斗志和坚韧的毅力，每天书写日记，详细记载着被捕和审判的经过、狱中生活情况及反动监狱制度的黑暗。施洋经受了铁窗生活的严峻考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施洋被捕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许多工团和学联等团体千方百计地进行营救。武汉各界群众一致痛斥反动军阀的残暴无理，坚决要求释放施洋。而反动派恨之尤深，吴佩孚狂吠“不杀施洋，工潮不能平静！”肖耀南秉承吴佩孚的旨意，大造反革命舆论，在《正义报》上用特大字号登上第一条新闻，“不杀施洋，京汉铁路不能通车”。二月十四日，吴佩孚给肖耀南下达了秘密杀害施洋的电令。

　　15日凌晨，一群刽子手持枪举刀，窜进牢房，将施洋绑起至武昌洪山脚下。刑场上布满警宪，敌人如临大敌。施洋昂首挺胸，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步入刑场。在刑场上他同敌人进行了最后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一个执法官假惺惺地问他：“要不要写家信？有没有遗嘱？”施洋厉声回答：“中华民国就是我的家！我有什么信可写？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做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施洋正气浩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对共产主义充满着必胜的坚强信念。敌人羞愧不堪，连叫开枪。施洋振臂高呼“劳工万岁！”第二枪响时，他仍然屹立，再呼“劳工万岁!”

　　劳工者律师，工界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施洋同志，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事实证明，施洋以自身的行动谱写出了壮丽的人生，延长了其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综上所述，施洋革命精神的文本表述可以概括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崇高的理想追求，一心为民得利，甘愿奉献牺牲。1957年董必武同志为施洋烈士题诗：“二七工仇血史留，吴肖遗臭万千秋；律师应仗人间义，身殉名存烈士俦。”这正是对施洋牺牲精神的高度肯定。

　　“二七”大罢工革命英烈永垂不朽！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