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与中国:一段暧昧的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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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2月09日17:46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塞林格与中国
一段暧昧的接受史
幸亏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中国青年,将他比作我们今日的考菲尔德。韩寒无疑是下一代人中未遭同化、几乎孤绝的特例
文/康慨
在他1月27日去世的前近半个世纪,JD·塞林格便已告别了这个世界。
他隐居于荒郊野镇,在美国东北部一处林中孤园匿而不出,只以偶尔的怨愤和控诉与世界交流。《纽约时报》将他比作文坛的葛丽泰·嘉宝,而《时代》周刊则说,他是美国文坛的寄居蟹,每次露头出来,通常都是为了抱怨有人戳他的壳。
在惊怪于他决然遁隐的同时,更多的人,尤其是美国作家们,纷纷感怀塞林格给予自己的恩泽。他那本薄薄的小长篇《麦田里的守望者》,影响极其广泛而深远,至今不衰而常青。
考菲尔德唤醒美国一代青少年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旋即入选每月读书会的推荐书目,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十年后的1961年,它已经卖出了350万册。而到目前为止,《麦田》在全世界的累计销量已逾6000万册,现在仍能年销约25万册。就一个后半生拒绝出书,甚至拒绝露面的作家而言,这些数字堪称奇迹。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菲尔德在纽约一天两夜的流浪生活,开篇脱胎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塞林格所写首句如下:“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老实告诉你,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以马克·吐温的句式,将狄更斯的经典名作与“废话”相连,《麦田》的反传统姿态从一开始便已确定。
塞林格完全隐入学校叛逆考菲尔德的体内,不仅叙述中满是只有小考菲尔德才会说的俚俗语言,亦以其脑思考,以其身行事,出言尖刻,语多冒犯,却内心忧惧,进退难圆,时而受性驱力催动,起意嫖娼,时而陷入死亡迷恋,有心自尽。
然而考菲尔德之所以成为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反英雄人物,决不仅仅在于语言的颠覆性力量,而是由于书中充满了对虚伪、恶俗、保守和平庸现世——那些“婊子养的伪君子”的激烈批判。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可疑的,唯一一个受他敬重的人,似乎还有意和他搞同性恋。考菲尔德倾慕孩童的单纯与无拘束,并竭力保卫自己天性中的纯良免遭成人世界同化,后者不仅伪善,而且丑恶、淫亵与污秽。经历了孤独、沮丧、怀疑和厌世的折磨,他计划离开这个污浊的城市,到僻远的乡间寻找干净的、可以装聋作哑的生活,最好一辈子不与人交谈。
考菲尔德唤醒了冷战初期的美国一代青少年,让他们从此认清眼前的世界:现在很差,将来更糟,不幻灭也不远遁的话,只能与伪善者们同流合污,一生受控。他教会孩子们预断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关系,警告他们,与其浑浑噩噩地活,不如勇敢地面对自我。《纽约时报》头牌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前几天说,某些评论家对塞林格作品表面呈现的魅力颇有不屑,指责他矫揉造作,故弄忧愁,但其作品,如《麦田》《弗兰妮与祖伊》,以及那些广为人知的短篇,会持续影响几代作家。
论及马克·吐温的遗产,海明威有句名言:“我们全都出自哈克·芬的胯下。”美国小说家里克·穆迪则认为,对当代作家们而言,人人皆出于霍尔顿·考菲尔德胯下。考菲尔德的种子已经遍地开花,基因广布,从菲利普·罗斯的道德小说到《毕业生》这样的好莱坞电影,甚至诉诸青年刺客:1980年,奉《麦田》为人生指南的查普曼在纽约枪杀了约翰·列侬。几个月后欣克利行刺里根总统,事后在他的旅馆房间发现了一本《麦田》。
在中国,他总是不合时宜,阴差阳错
塞林格本人对声名的厌恶,已至常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与各国出版商所签合同中,必有额外条款,如封面必须素净,不得用任何不必要的图案或照片装饰,免生哗众取宠之嫌。按照他的标准,则1963年的施咸荣中译首版《麦田里的守望者》想必最令人满意。此书素黄纸皮,只印书名与作者,乃当年著名的“黄皮书”之一种,更兼“内部发行”,谈不上什么宣传炒作,甚至不可能有书评公开发表,实为朴素者中的典范。
塞林格的本意,是要读者更多关注其作品,而非种种的商业花招和作者的私生活。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这一反常之举在几十年前的中国颇为见效。由于黄皮《麦田》印量很小且控制发行(“仅供参考”),一书难求,因而产生无数手抄本,在全国城乡的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
考菲尔德来到中国的时机非常古怪,文化大革命很快爆发,所以笔者对当年有幸读到《麦田》的中学生前辈们非常好奇,更以为它可能产生的作用极其可疑:在书中的逃学者与现世的红卫兵之间,在满纸的社会批判与满世界的大字报之间,那一批热血沸腾的半大青年究竟建立起了怎样的联想?
然后是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大部分知识青年们因此经历了人生头一个重大幻灭,知道了什么是欺骗,什么是伪善。考菲尔德终于接近了那一颗颗孤独而绝望的年轻的心,更别提手抄本上可能未被过滤的性描写了。然而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中学生一心奔逃出城,到荒僻的乡村寻找心灵的归宿。殊不知其中国读者,朝思暮想的就是回到城市——两种自救的道路何其不同!
1983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终于由漓江出版社公开发行,笔者也在此后初读此书,但今日回想,虽然清楚记得阅读时的淋漓畅快,却万万不敢像穆迪先生那样,自称出自考菲尔德胯下。或许中国刚刚告别政治、社会和精神的长期浩劫,正欲大步向前,人人盼望未来,而一心要忘却过去。这一点与考菲尔德的心境又有天壤之别。上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冷战大幕初启,民众普遍恐惧未来,甚至留恋罗斯福或更早以前的威尔逊时代。
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中国转向重商之路。译林版《麦田》亦为迎合市场,不顾作者偏好,将封面改为浓彩,其中一个封面,考菲尔德化身甜美少年,宛如不戴眼镜的哈利·波特。另一种封面,主人公考菲尔德被描绘成街头古惑仔的模样,半裸着,露出施瓦辛格般的性感胸肌。遥想当年,漓江首版《麦田》的封面,也曾误将作者名印成了“塞格林”,似乎正是此书在中国这段暧昧接受史的真实写照。
韩寒,中国仅存的考菲尔德?
《麦田》之所以始终未能在中国引发如美国般的热情,也许因为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所走的发展道路迥异。但也许,中国人根本就不想真正接受考菲尔德,更不想去体会他曾经经历的那种“崇高的痛苦”。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曾经写道:“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之后,在一个可怕的假和平时期里,《麦田里的守望者》表明,年轻人有必要对成人世界的失败提出抗议。年轻人的抗议声多种多样——愤怒、轻蔑、自怜——但最沉静的声音,也就是最正派的、迷惘的美国青年的声音,却证明是最有力的声音。”
幸亏我还可以找到一个中国青年,将他比作我们今日的考菲尔德。对韩寒,笔者不想过多赞誉,但他无疑是下一代人中未遭同化、几乎孤绝的特例。他所言所写,鲜有超出本国大多数人之所思所想者。唯一不同的是,他说出了并被听到。他的年轻和勇气,时刻映照着成人世界一贯的软弱和中产阶级固有的平庸。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大半个知识分子阵营,他们失语的时候,是一个辛辣的年轻人站到排头。他在巨大而沉重的压抑中打开一条缝隙,身后的成人们也得以呼吸到少许新鲜的空气,尽管他们仍然蜷缩在黑屋,习惯性地缩着头。
2010年1月27日,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旧金山纪事报》日前刊文纪念,文末警告:伪君子们,小心点,霍尔顿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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