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标：从工业化现代化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目标

　　围绕着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主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先后提出了多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奋斗目标

　　文/唐洲雁

　　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此前，围绕着如何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改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这样几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奋斗目标。

　　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

　　工业化是中国人对现代化的最初表述形式。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过要为中国的工业化而斗争的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设想是用大约10到15年的时间，进行工业化的建设，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经过三年的经济恢复时期，又进一步把工业化的目标与社会主义的前途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把实现工业化与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并把工业化看作是总路线的主体和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任务的迅速完成，宣告了过渡时期的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苏联成功经验的同时，开始逐步看清了苏联式工业化道路“把农民挖得很苦”、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等种种弊端。根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力图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促使重工业的发展更加稳固。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把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发展关系看成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发展农业，只是片面地发展工业，中国广大地区的落后状况势必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显然，毛泽东这种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建设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实际上找到了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即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左”倾急躁情绪开始冒头。特别是在1957年11月访苏期间，为了迅速改变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与苏联赶超美国的发展步伐相对应，毛泽东表示了在钢铁等生产指标上赶超英国的决心。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5年超英赶美”的发展构想，打乱了过去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并最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在这种战略决策的影响下，新中国接连犯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严重错误，不仅宣告了“超英赶美”战略的失败，而且也使得在15年内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化为泡影。

　　针对“大跃进”运动中“大炼钢铁”等荒唐做法，毛泽东在1959年纠“左”的过程中，提出了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次年3月，根据他的这一意见，国家计委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1960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此后，全党正式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

　　在确立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还开始把工业化奋斗目标的提法逐步改变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众所周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1954年，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不过，那时候的“四个现代化”还没有提升到战略目标的范畴，不过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解释和补充，因此仍然从属于“工业化”这一奋斗目标之下。

　　对“四个现代化”提法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同样是来自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不断总结和反思。1959年底，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亲自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边读边议。在议论中，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周恩来在随后组织的读书会上，又把“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从而使得“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更加准确、完善。

　　1964年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从此，实现四个现代化，正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届人大还提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设想：第一步，用15年的时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农业机械化；第二步，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出，充分总结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认真吸取了过去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经验教训，突出强调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工业化目标，也不仅仅是一个工农业建设的总体目标，而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的多层面的综合性目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内在逻辑联系的战略目标体系。因此，从总体上说，它比工业化的奋斗目标要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具体。

　　当然，用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取代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并不是说从此就不能再提工业化。在今天，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任重而道远。

　　从四个现代化

　　到“富强、民主、文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继续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从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这样的基本国情出发，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紧紧扭住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不放。1980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此后，他又一再强调搞好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由此提出了“政治路线”的概念，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况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他要求把这条政治路线写入党章修正草案，并认为不管草案中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邓小平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还必须有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发展战略。而过去传统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日益显示出过分强调高速度、片面重视重工业、盲目追求高积累率、经济发展相对封闭性等弊端。为此，有必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和我国的基本国情，逐步调整我们的发展战略。此后，邓小平在继续坚持使用“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的同时，开始对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步骤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他认为“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乃是“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显然，这里所说的长远规划，指的就是发展战略，它揭示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正在思考的重点。

　　邓小平比较具体、比较明确地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是在1979年12月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当时，曾参加过日本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的大平首相提出：“中国根据自己的独立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整个现代化蓝图是如何构想的？”对此，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

　　一个多月后，邓小平在党内干部会议上，转述了他与大平正芳谈话中关于“小康”目标的设想。“小康”的目标后来在1980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得到确认。中共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这一设计，首次把“翻两番”、“实现小康”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战略目标提出来：“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

　　自1984年以后，邓小平开始把目光投放到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的设计上，提出在实现“小康”以后，还要花30到50年时间，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1987年，邓小平规划出了一个清晰的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发展蓝图。十三大确认了他的这一战略设想，指出通过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是一个积极而又切实的重大决策，体现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的辩证统一，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

　　“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虽然是以经济指标来作为划分的标准，但是它的效果却是落实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面，从而体现了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统一；它着眼于综合国力的提高，用国民生产总值来作为衡量的尺度，充分体现了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正是随着这一战略步骤的提出和逐步实施，人们明显地感受到了“四个现代化”这一提法的局限性，即对现代化的理解仍然比较狭窄，只涉及到经济、文化的层面而未涉及到政治、社会的层面，只涉及到物质文明的层面而未涉及到思想和体制的层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没有考虑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齐头并进和协调发展。因此，从十三大以后，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开始逐步淡出人们的记忆。

　　放弃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早在1979年建国30周年的时候，叶剑英就在国庆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的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他认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后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在继续强调四化建设乃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的同时，提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从而首次把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之中。十二大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开始把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特征。

　　十三大正是在此基础上使用了“富强、民主、文明”这样的概念，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宏伟目标，从而正式取代了过去一直使用过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提法。

　　新目标的提出，不仅是着眼于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与提高，而且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的统一，反映了整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共同进步的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更加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新的目标建立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要求改变我国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构建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把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这不仅是一个综合性的奋斗目标，而且是一个立体化的奋斗目标。

　　从单一的工业化，到多方面的四个现代化，再到全方位的富强、民主、文明，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宏伟目标的认识已经越来越全面、越来越具体、越来越深入，换言之，即是越来越符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

　　从战略目标

　　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并在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原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已经更加深刻和全面。

　　1991年，江泽民在全面总结建党70年来中国现代化追求与探索的历程时，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概念，对“富强、民主、文明”的基本目标作了进一步阐释。此后，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三者并列，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进一步深化了“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内涵。

　　党的十五大强调：“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必要的。”从而明确地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直接挂起钩来。可以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与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是两个相互对应的范畴，它们之间互为补充，互相说明。江泽民同志正是在这种有机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科学概念。他认为，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基本纲领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样三个方面，它把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追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分解为经济建设方面的目标、政治建设方面的目标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目标，这些基本目标和相关的方针政策互相配套，互相关联，让人看得见，摸得着，使得富强、民主、文明的总体目标从理论变成了政策，从目标变成了纲领，从口号变成了实践，避免了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提出的目标过高、过大、过空，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缺乏相关的实施策略，最终变成空头文字或口号的命运。

　　正是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江泽民在世纪之交还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纲领，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向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只有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只有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能真正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换言之，只有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领导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奋斗目标。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拓展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开始实施第三步发展战略，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新阶段。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继承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维，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并把它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进一步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提出新世纪前20年建设更加全面的小康社会，其目标是“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此后，我们党对社会和谐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

　　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时代要求和当代国情，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此为指导，十六届四中全会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首次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属于“社会建设”，并把它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由过去的“三位一体”，发展为“四位一体”。此后，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明确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并提出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作要求和重大措施。

　　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深刻阐明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境界。

　　十七大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强调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即“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据这一新的奋斗目标，党中央对十五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作出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首次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这个基本纲领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作了全面部署，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出了具体的阐释。

　　把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强调“四位一体”，共同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奋斗目标，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补充和完善，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拓展。

　　十七大在充分总结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中国现代化奋斗目标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明确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奋斗目标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基本纲领，充分说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和全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路更加明确和具体，制定的奋斗目标和基本纲领更加适合中国的具体实际。□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