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贪官不能靠后院起火 制度缺位监督体系须完善

　　挖贪官 不能靠后院起火

　　安徽砀山房产局长刘某被妻儿联名举报贪污嫖娼。20日，刘某被有关部门带走询问调查，结果尚不得而知。

　　大义灭亲牵出猫腻 监督体系呢

　　不能否认家庭成员在掌握腐败罪证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小刘母子控制涉嫌腐败丈夫和父亲的“铁证”，却是在其办公室，可见如此罪证不是很难掌控的，关键是有关部门缺乏先知先觉的本领，方法上又没有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和群众监督，自然落得连个事后诸葛亮的份儿都不是了。

　　从大年初一写举报信，到七八天后刘某即被有关部门带走询问，显示了法纪的力量，但直接导致刘某被查处的，却是妻儿的不断“被激怒”。试想，如果不是这样被彻底激怒的“后院点火”，该局长岂不依旧安然无恙？虽然没有哪级组织公开承认监管官员中存在“不告不发”，但有些工作导向所指又的确在不断地“巩固”其地位。“廉内助”经久不衰，“家庭纪委书记”纷纷“上岗”，明知这是在让左手监督右手，但有些地方却乐此不疲。

　　一名官员的严重违法行为，要等“后方”倒戈才能得到查处，令人感到遗憾。有关部门如果不能彻底清除“不告不究”现象，无异于对违法违纪行为的默许和袒护。无异于给违纪违法官员发去一封“慰问信”：稳住“后方”，就意味着稳住了自己的一切！

　　周稀银

　　若有财产公示 还需妻儿举报吗

　　若不是情感纠葛、家庭破裂，大义灭亲的戏码不会上演，刘局长的日子肯定还太平得很，柜内的若干现金、存折、购物卡、古玩玉器以及首饰等财物也不至于有充公之虞。作为个案，刘局长的遭遇带有太大的偶发性，论说起来不具有多大公共性意义，但如果目光更为长远一点，类似因妻儿、情人，甚至小偷偶然“揭发”出来的“‘金’天大案”并不鲜见。于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成了一种制度缺位下的官场“流行病”。

　　财产是最硬的举报信。当事人可以不承认贪污、可以不承认受贿，但自家口袋里扎实的银子总能攻破其最后的心理防线。鉴于职务监督的复杂与可操作性较弱，公众一直呼吁最简单的阳光监督法：财产监督。自1994年我国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后，对此的探索与实践似乎也未曾停滞过。但总只是试点屡现，全盘推出却举步维艰。

　　财产公示缺位下的大义灭亲戏码，怎么说总是出反腐戏，但这样的“成果”是让人伤心的，就好比本该一日三餐的事情却要靠天上掉馅饼的小概率来解决饥饿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刘局长的不幸也是一则寓言，启示我们的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不能再搞成看不到终点的肥皂剧。

　　邓海建

　　中国式反腐的另类有效手段

　　后院失火、分赃不均、瞎猫逮耗子、狗咬狗一嘴毛……中国式另类反腐的例子很多，此略举数例。

　　1、亲人反目 例：山东济南的女孩王静，不但两度赴中纪委举报父亲“包二奶”，还自建“父亲不如西门庆”的网站。

　　2、家中被盗 例：荆州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易先华贪腐，是小偷揭发出来的；又例：贵州省长顺县原政协副主席、计划局局长胡方瑜，也是一个小偷行窃才“带”出来的。

　　3、意外事故 例：“重庆第一贪”晏大彬，其落马是因为他放置在一处未入住房产厕所里的赃款被水浸泡，物管人员入室检修水管而曝光的。又例：被网友戏称为“戴包包”的戴国森，就是被出国不归的温州官员杨湘洪“意外”牵连，而被查出。

　　4、情人举报 例：浙江省永嘉县某乡原女副乡长章某与男镇长谢某原是情人关系，后谢某听信算命先生说章某与其命中相克，欲分手。章副乡长一怒之下，向有关部门举报了两人共同受贿的事实。又例：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贪腐，也是情妇揭发出来的。

　　5、网民诅咒 例：周久耕“九五至尊”天价烟事件、内蒙女检察长豪车事件……

　　（本版编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