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伊通发现清代“皇家御围场古道”遗址(图)

西里村二社附近山上的烽台遗址 本组图片　　本报记者　　白桄　　摄

辽源市辖区场古道代清皇家御围路制图　　王芳

　　伊通发现清代

　　“皇家御围场古道”遗址

　　“御围场古道”遗址

　　伊通境内，有一条神秘的路线，自西向东绵延百公里。它将清代“皇家御围场”边界的66座烽台，和5处青铜时期古人类遗址串连起来。

　　伊通满族自治县文化新闻出版和体育局，近日准备将这一发现向国家申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幽幽古道

　　一人多高的烽台凸现眼前

　　昨日13时，记者在伊通文体局副局长郭玉友的带领下，来到他们第一次发现烽台的地方——三道乡西里村二社。这是一个只有30多户居民的小村，距伊通镇32公里。村子的正南方，是当地人俗称的“南山”，发现的第一座烽台，就在这座山的山顶。

　　南山离西里村二社有500米左右。车子先是穿过一片被银色覆盖的耕地，便进入连绵起伏的山峦。抬头望去，山上一片素裹银装，大家行于山间小路之中，每走出一步，脚下都会传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几分钟后，再一回头，除了一片让人安静的白色，还有那一条长长的足印。

　　“再有10分钟，就到了。”走在前方的郭玉友回头喊着，他脚下的雪，已没过脚踝。

　　“你们往前看，那个土堆就是了。”前方的郭玉友停下了，用手向前指着，前方不远处，一座一人多高的烽台出现在大家面前。

　　高3米左右，直径也在3米左右，向南的一侧露出枯黄略带绿色的枯草，向北一侧被雪覆盖着，上方还长了几株不知名的木本植物。“这就是烽台了，虽然这不是保存最完好的，但也算不错了。咱们脚下的这块平地，向东西方向延伸就是‘皇家御围场古道’。同时这里还是伊通、东丰县的分界点，前方还有界碑。”郭玉友说。

　　有的烽台被种上了庄稼

　　烽台四周，植被有被破坏的痕迹，对此郭玉友表示担心。据他们了解，很多烽台就是这样被附近百姓夷平，在上面种上了庄稼。

　　沿着烽台放眼望去，蔓延的古道早已被白色的积雪覆盖了，但蔓延之势清晰可辨。由于山上地形复杂，积雪过后，原本去下个烽台的计划最后搁浅。

　　几位年长的村民对“南山”的烽台以及“山路”存在都很清楚，但却没人能说出它们的来历，更不知道它们的用处。

　　“我早年放牛时走过那条路，一直往东走，可以一直走到那丹伯镇（东丰县内），听说往下还能走呢，不过那我就没走过了。”村民董军说。

　　郭玉友说，等积雪融化以后，他们还会再来踏查。大家坐上车，村里的很多村民都从家里走了出来，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些奇怪的“访客”。

　　皇家围场

　　烽台66座 上溯500年

　　1980年，作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伊通县“皇家御围场”以及12座烽台被写入《伊通文物志》中。所记载内容中，没有将烽台具体位置写明，也没有“皇家御围场古道”这一说法，烽台仅仅被解释为：“古代皇帝围猎时，传递信号的烽火台。”

　　2009年4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伊通县文体局副局长郭玉友等7人，历时180多天，对当年伊通“二普”时的104处历史遗址进行了逐一复查，同时新发现173处各类遗址，其中就包括“皇家御围场古道”遗址。

　　“虽然在记载中，没有详细写出每座烽台的准确位置，但我们还是经过踏访找到了第一座。接着我们又沿着发现第一座烽台的山脉，分组向东和向西继续踏查，结果发现了第二座、第三座……直到第66座烽台，数量远远超过之前所记载的12座，那一刻我们真的相当兴奋。但更让我们兴奋的，还是我们整理这些烽台位置的时候，发现所有烽台都位于一条绵延近100公里的‘山路’上，而且其位置与史料中所载的阿木巴克皇家围场位置十分相近。这立即让我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们脚下的这条‘山路’，很可能是一条清代皇家御围场古道。”郭玉友昨日介绍。

　　在随后的踏访中，工作组发现，这条“清代皇家御围古道”西起小孤山镇的山河村瓦房沟屯南王八炕山（吉辽两省交界处），东至西苇镇腰苇村东山，横跨5个乡镇16个村，把东丰县和伊通满族自治县分开，古道即两县边界线，全长近100公里。从1616年清代建盛京围场算起，古道已有394年的历史，或者更提前一些。古道两旁有烽台66座，其中有40多座目前保存相当完整。

　　康熙东巡行围 弯弓射虎

　　此次发现的66座烽台，大多保持得比较完整，大的直径在20余米，两三米高。有的上面平坦，大多呈现馒头形状。工作人员还发现了不少土质矮墙，暂认为是沿古道修筑的围场边墙（封壕），其中一部分烽台就直接修筑在这种边墙上。

　　在个别一些藏于山林茂密处的古道上，一些边墙仍保存非常完好，蔓延之势仍清晰可辨，与旁边的高耸烽台、曲径通幽相得益彰，依稀可见数百年前皇家围场的模样。

　　郭玉友介绍，根据各种史料记载，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族各部后，便开始设立盛京围场，为“八旗子弟讲艺行射”行“秋狩之礼”的地方。康、乾时期，皇帝狩猎更达到鼎盛，盛京围场一直沿用，其中阿木巴克围场是著名的盛京围场之一，其一部分就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城南15公里的西苇镇境内。

　　阿木巴克，汉语为“苇子沟”，即现在的伊通满族自治县西苇镇。该围场地处长白山余脉，东部连接那丹伯围场（现东丰县那丹伯镇）；南和东南与阿兰巴克钦围场（拉拉河子）相连；西和西北与伏加哈色钦围场（四平市郊东南部）接壤；北和东北在伊通满族自治县西苇镇的腰苇村和民主村，方圆近百里。

　　根据《鞑靼旅行记》和《扈从东巡录》记载，1682年，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第二次东巡，巡视盛京、吉林乌拉一带。3月21日，吉林将军巴海率八旗精锐200骑，至中途阿尔滩诺门地方（即伊通县大孤山）迎驾，一路行围狩猎，于3月25日到达吉林乌拉地方（今吉林市）。

　　旅途中，玄烨率随从走山路（即围猎古道），边狩猎边赶路，经过开原东部的盛京围场（即伊通境内的阿木巴克围场）时，玄烨与皇族、大臣围猎骑射。围猎时，一只斑斓猛虎窜出，玄烨弯弓搭箭，将虎射杀。

　　曾是当时“3大国家工程”之一

　　作为满族发祥地之一，伊通自古就有大驿路横贯东西，使300年前的这里经济繁荣，商贾云集。此外，柳条边绵亘北方，如绿色长城。

　　1681年，清政府开设了一条由京师（北京）到盛京（沈阳）至吉林乌拉全程1122.5公里的一条驿道，其间设27个驿站，伊通有5处。阿勒坦额墨勒（大孤山）驿站就是当时的清政府设在伊通境内设的5处驿站之一。

　　阿勒坦额墨勒驿站占地面积两亩，距清代皇家御围场古道即阿木巴克围场仅有6公里的路程，是驿道进入伊通后，距离阿木巴克围场距离最近的驿站。

　　根据康熙年间规定，百姓若私进围场打柴，罚银5两，越境行猎者则处以重罚。而围场古道则是进出皇家御围场的必经之路，皇家到阿木巴克围场进行狩猎活动，必须经过古道进出围场。此外，兵丁往返于烽台之间，在围场巡逻、打猎、运送打牲物品，亦必经此路。

　　当时的围场古道把“一山分两边”，即阿木巴克围场北部之边界，南侧即围场。围场四周的烽台为捕牲丁看守围场、点燃烽火、通讯联络之用。“围房”即捕牲丁之营房。当地百姓称之为“老营房”，为看守围场的兵丁食宿处。每个营房驻守捕牲丁10至15人。阿木巴克围场有“老营房”四处。共可住兵丁60余人。在西苇林场南岭上，至今还有青砖、瓦片、土堤等“老营房”遗存。

　　在阿木巴克围场行围有3种形式：一是御围。皇帝巡幸狩猎时，官府按八旗排阵而行，兵丁之间相距10步，敲锣呐喊，放鹰犬轰赶，迫使飞禽走兽朝一个方向集中，供皇帝行猎；二是历年应捕围。每年分秋狩和冬狩两轮。秋狩指入秋时打小围，以猎取飞禽为主；三是大打鲜围。冬狩指仲冬时打大围，以猎取野兽为主，以取其身上的珍贵部位，如熊胆、貂皮、麝香、鹿茸等。菜围以猎获野味为主。阿木巴克围场的鹿胎、鹿茸、紫貂皮，列为进贡的上品，每季贡品都用桦树皮捆扎好，交“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验收，经内务府向皇帝贡献。

　　光绪初年，清廷对围场的管理渐渐松弛。甲午战争后，始开禁，才允许百姓进入围场里开荒种地，打围行猎等。

　　至今，阿木巴克围场境内大部分村屯还沿用着从前的地名。如：老虎岭、野猪沟、鹿圈、黑瞎背等屯；长泡子、蛤蟆塘、苇子沟、碱场等村。关于阿木巴克围场昔日许多传说，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

　　“如果把历史串起来看，柳条边、大驿路(驿道)和御围场是清廷有计划在东北修建的3大国家工程。”郭玉友说。

　　“价值连城”

　　将促进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

　　2009年11月初，伊通满族自治县“三普办”，将在境内发现“清代皇家御围场古道”的情况上报到吉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后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简报：“古道的发现对于研究清代三条古代路线（大驿路、柳条边、御围场）过境伊通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对于研究清代的皇家文化和伊通的满族文化历史以及现代旅游开发有着重要价值。”

　　郭玉友表示，接下来他们打算向国家申报，将“清代皇家御围场古道”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他们还会将此次普查结果整理、录入，编辑、出版伊通满族自治县“三普”文物志。同时计划建立一座“三普”文物展厅，上述工作将在2011年底前全部做完。其中“三普”文物展预计在2010年就能建设完成，并与参观者见面。

　　对“清代皇家御围场古道”，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唐音表示：“关于伊通存在皇帝‘狩猎围场’、烽台，以及古道的记载，史料中早有。此次伊通县文体局的发现，与史料完全吻合，这对研究清代皇家民俗，御猎文化都有意义。”

　　省文化厅文保处副处长、省“三普”办副主任安文荣也表示：“‘皇家御围场古道’确实对研究清代政府对东北的管理，以及皇家的历史、典章制度方面有很大的价值。但如今对‘皇家御围场古道’的论证和认定工作还没有进行，对于伊通文体局的这一工作发现，省‘三普’办非常重视，一旦伊通文体局提交有关论证、认定申请，省‘三普’办将会立即邀请清史专家，对这一遗迹进行论证和认定。”

　　本报记者　 刘洋 　通讯员　 郭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