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央视春晚太追求完美了
80年代，老百姓需要，喜欢看。90年代上半期，观众需要，明星更需要，上了春晚能名利双收。90年代中期以后，演员需要，厂家更需要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北京报道
“央视春晚是国家办的，不是中央电视台自己办的，要搞清楚这个。而且是国家给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华人办的，所以不能有差错。”
2010年2月6日，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高级编辑江则理在家中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拿出保存着的历年央视春晚画册，哪些领导曾经到台里合影留念，哪些著名艺术家已经去世，一一指给本刊记者看。
江则理刚刚退休一个月，曾经参与过多届央视春晚的导演工作。说起央视春晚，从领导审查、节目挑选谈到内容组织，江则理说：“(央视春晚)太累了，太追求完美了，应该松松绑。”
审查宁可严一点
2010年央视春晚即将在2月13日晚直播，在此之前，要经过5场彩排，每场彩排都有领导把关，领导级别逐次升高，先是部级领导，再到中央领导。每次彩排之后，第二天下午针对前一天发现的问题和领导的意见修改排练。
“每一级领导都不愿意在自己审查的时候有问题没看出来，所以宁可严一点，恐怕出现纰漏。”江则理说。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第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时春晚很大程度上带有自娱自乐性质，但随着节目影响力慢慢扩大，渐渐引起了领导人的重视。
199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李鹏总理亲临央视春晚节目现场。“让我们大家一起衷心祝愿我们的国家安定团结，人民幸福。”江泽民通过央视春晚向全国人民拜年时说。
这是国家级领导人第一次到央视春晚现场。次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带着中宣部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到现场指导工作。
“1990年之前有领导人来就是看看节目，1990年之后每年都有中央主管宣传的领导来把关，表示对这个晚会的重视。”江则理说。
文化部、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国家民委等部门的相关领导都会参与把关。
“第一个节目怎么样？不错，过。第二个，有点长，改改。第三个，没什么意思，算了吧……”江则理向本刊记者回忆领导们看完节目坐在一起研讨提意见的情景，他们每人手里一个节目单，通过红蓝铅笔打钩，表达对节目的评价。
江则理记得，为1991年春晚把关时，就有领导人提议，“今年是西藏自治区和平解放四十周年，怎么没有反映西藏的歌啊？”后来，晚会加上了一个藏族歌曲。
还有一年，我国科考人员正在南极考察，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慰问，晚会专门安排了一个现场电话连线，主持人说：“全国人民向你们问好，你们辛苦了。”
开始有一两个我国驻外大使馆给春晚发贺电，主持人会念一下，后来，很多大使馆都争先恐后发来贺电，晚会上只能过一个小时集中念一批。
“还有驻守在各个边疆地区的哨所官兵，很多都想参与一下。”江则理说。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号召“开门办春晚”，要求各地方台积极展开主持人和节目选送。
“有人说每个台选一个节目凑一起，但这样肯定不行，没有主题。”江则理说。最后的办法是，每个地方台出一名主持人，集中起来做一个节目，猜灯谜。
从“茶座式”到“盛典式”
“现在的春晚是盛典式的，除了保持欢乐喜庆的气氛，还要对过去一年国家的伟大成就进行赞颂。”袁德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袁德旺曾参加过上世纪80年代最早几届央视春晚的导演组，并担任1997年和2004年的总导演。
“比如2009年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事情是六十年大庆，春晚当然会有反映了。今年(即将播出的2010年央视春晚)的小品《我心飞翔》，就是写受阅部队中在天安门上空飞过的女飞行员，这样的小品一定是庄严神圣的，不可能是喜剧的，更不可能有包袱和笑料。”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醉酒驾车问题，还有去年网络用得最多的‘被’字(比如‘被就业’)，在春晚都会有所体现。”
而最早的央视春晚，似乎更加随意，并没有承担这么严肃的东西。
“央视春晚起源于1962年春节前后‘笑的晚会’。那个年代经济很困难，饿死了很多人，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添，指导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组织了一场‘笑的晚会’，王景愚、侯宝林、马季等都参加了演出，也没有领导人参加，向普通民众卖票，给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点欢乐气氛。”袁德旺回忆说。
1983年第一届春晚就有当年“笑的晚会”的参与者，马季、杜鹏。“基本想法就是在大家过春节的时候，台里自己做个晚会，舞台下面就是设了很多茶座，参加演出的演员就在下面坐着，有自娱自乐的成分，带有‘笑的晚会’的痕迹。”袁德旺说。
从1983年到1993年，央视春晚基本上一直是茶座联欢式，“盛典式”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1993年，央视春晚开始实行竞标制。之前的春晚，基本上是黄一鹤、邓在军两位老资格导演包揽。竞标制采用导演自己申请，领导批准的形式，凡有志于做春晚导演的，要准备一个细致的方案，在央视的编委会上宣读自己的方案，然后编委会投票决定，并报广电总局批准。
竞标之后春晚的明显变化是，“针对过去一年党和政府的伟大成就，用艺术的形式进行宣传”，性质也基本确定为“盛典”，强调团圆、团聚和团结。
“以往比较轻松，现在从开场到结尾，都要显示民族气势，盛大、宏伟，政治功能很强大，不管是歌颂还是讽刺，都集中在老百姓比较关心的问题上。”袁德旺说。
1997年袁德旺在竞标中胜出。这一年国家的主要大事是香港回归，他的主要创意则是强调“北京时间”——每隔一小时按北京时间报一次时，提醒再过多少时间，香港就要回归了。
“除了团圆、团聚、团结之外，还要体现爱国主义。因为中国处于不同时区的地区都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不像美国有西部时间，东部时间。香港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小时，从回归开始就按北京时间计时了。”袁德旺这样解释当年的创意，当年的歌曲《我的1997》等节目都是对香港回归这一盛事的回应。
“从竞标到现在，从未见过一个40岁以下的人中标，因为除了在业务素质上要能掌握这个庞大的晚会之外，还必须要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袁德旺说。
2004年袁德旺又参加竞标，当时他是最后一个发言，讲完他就下楼了，还没有出院子，就接到台里电话让他回去。他中标了。
“台里需要一个老到，有经验的导演，稳得住。”袁德旺说现在想起来，他那次中标很大程度上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历年春晚导演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当年他已经57岁。
“那年正赶上中央领导班子换届，两届领导共同过春节，2003年还遇到了‘非典’，所以那年的春晚的主题强调上下一条心共度难关。”袁德旺说。
现在，每年春晚都有一个主题，2007年是“欢乐和谐”，2008年，“和谐盛世情满怀，天地人和万事兴”，2009年，“春之运国之声合奏和谐曲，世所期民所愿同书发展篇”。
语言类节目“太累”
袁德旺现被上海东方卫视聘为艺术指导，策划了东方卫视唯一的喜剧性语言类节目《笑林大会》，第一次实现了把南北方的曲艺演员汇集在同一个舞台上，上海的滑稽戏和北方的相声同台表演，有竞争，也有合作。
“滑稽戏注重表演，相声注重语言，二者结合，是很大的创造。”袁德旺说，而此前因为滑稽戏用的是上海方言，一直未能进入央视春晚舞台。
“在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做节目最大的差别，是编导者的心态，地方电视台更宽容，编导更放松。”袁德旺说。
袁德旺也是第一个在央视舞台起用赵本山的人。上世纪80年代末，姜昆去沈阳，看了赵本山的节目，推荐给袁德旺，袁德旺让赵本山上了当年的国庆晚会。两年后，赵本山以东北农民形象登上春晚舞台。
“东北话属于北方方言，跟普通话属于一个方言系统，全国人民能听懂，上海的滑稽戏就不行，其实上海有非常好的演员。”袁德旺说。
袁德旺还透露，央视的数据显示，从央视开始办春晚到现在，电视观众已经超过150亿人次，其中农民占90%以上。
“如果你做春晚，就会考虑，你做给谁看的？央视春晚节目的很大一部分跟农民有关系。”袁德旺说。
从茶座联欢式到盛典式，央视春晚有一点没有变化的就是：以语言类节目为主体。
1984年的央视春晚被公认为历年来最经典的一届，主持人马季、姜昆和赵忠祥，其中两个都是相声演员，马季的《宇宙牌香烟》、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都给中国人留下了难忘的经典记忆。
但之后，央视春晚似乎再也没有重现过这样的辉煌。
“感觉央视的语言节目特别累。编辑思想、表演形态、语言规范，包括方方面面的包装都要规范，棱角都要砍掉。有些话在地方卫视可以说，在央视不可以，有些表演形态，在地方卫视可以，在央视也不可以。”袁德旺说。
“要让观众笑，而且是善意的。但(掌握不好)要么流于低俗，要么不可乐，要么‘出轨’，犯了导向错误。比如不慎冒犯了农民工群体，或者贬低了‘80后’或‘90后’。语言类节目有很多禁忌，把握尺寸很不容易。”袁德旺说。
江则理向本刊记者回忆，有一年的春晚节目中有个单口相声《如此落实》，说的是一个县里的干部，主抓计划生育的，成天忙着开会，但会上把秘书写的发言稿都念错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落实。有关领导看过节目彩排后，考虑到做计划生育的干部都不容易，“大年三十别让他们心情不好”；另一方面，那个相声演员学的是河南口音，也不希望让河南观众反感。最后，这个节目被拿掉。
“有些相声讽刺到国外，弄不好，会引起外交麻烦，外交没小事。”江则理说，有些节目也会因此被拿掉。
“负担越来越重”
少数民族同胞、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农民工、老年人、少儿等等，各个职业和人群都会在央视春晚中有所表现。
“方方面面都要涉及，比如2008年有奥运，这样的重大事件不表现怎么行？”江则理语重心长，“春晚负担越来越重。”
央视春晚作为一台综艺性晚会，要有音乐、舞蹈、戏曲、戏剧小品、曲艺、杂技等多个门类。一般节目总时间长度为四个半小时，共30几个节目。中间除去主持人穿插和串场，只剩下240分钟，平均每个节目只能有七八分钟。
“有人曾说能不能多一点相声，少一点歌舞？(但)全国那么多歌舞演员，不表现怎么行？不平衡。”江则理说。
“太累，像赶火车一样。”袁德旺这样形容自己做央视春晚总导演时候的感觉。
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希望挤进春晚，让春晚负荷了越来越多的名利重负。
“(上世纪)80年代，老百姓需要，喜欢看。到了90年代上半期，观众需要，明星更需要，上了春晚能名利双收。”江则理这样总结央视春晚的阶段性变化。那英、杭天琪，就是当年藉由春晚一夜走红的歌手。甚至有些演员为了能在央视春晚上露脸，不惜托关系去找高层领导打招呼。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演员需要(上春晚)，厂家更需要。”江则理接着说。
江则理把春晚广告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新闻联播之后春晚开始之前；晚会中间，还有零点报时前后。第二类，嘉宾席上放的桌签，主持人站台前的标志，还有，节目中一些道具上的植入性广告，一般这种道具会给一个特写镜头。
“能上央视春晚的广告和赞助厂家，第二年效益都好得不得了。”江则理说。
他透露，舞台下的嘉宾席也有学问，茶座上坐的都是广告商，投放量大的客户，位置靠前中间一点，少的就靠边一点。彩排的时候，台领导还要接见一下他们。
春晚，不仅导演累，观众也很累。
从1994年开始，央视除夕夜同时播放三台春晚，综艺春晚、歌舞晚会、戏曲晚会。
此外，腊月二十九有解放军办的 “双拥春晚”，初一是文化部、初二是公安部、初五是文联，几个部门的春晚陆续在央视播出。
这几家春晚也在暗中较劲，节目和演员雷同，大腕们忙着跑场子，小品、相声、歌舞演员数来数去就是那几个名角。
曾有人质疑为什么每年各台晚会都是那些老脸，“导演们认为，没有台柱子，晚会立不起来，找大腕保险。”江则理说。
“各个部门都办晚会，每天都有，是不是太疲劳了？何必都办晚会呢？浪费太厉害。”江则理透露，从2010年开始，歌舞晚会被砍掉了，只剩下一套的综艺春晚和十一套的戏曲春晚。
“领导已经感觉到，没有太多必要。从节约的角度，还是这样好，少办一台晚会，节约好几百万。”江则理说。
该松绑了
“每个节目都有寓意，现在有很大的创作班子，把宣传导向用艺术形式编排出来，已经做得十分完美了，不是生硬的口号。”江则理谈到现在春晚节目的制作时说。
这样的“完美”也会带来麻烦。
“有的基层作品很好，拿过来改，有的能改好，有的却改着改着变成四不像了，不改又太粗糙。”江则理说，“真正的优秀作品太少了，因为一个精品不是偶然的，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在接受本刊采访的前一天，袁德旺到央视开会，主要针对今年春晚节目顺序的调整。
“晚会讲究前三脚，就是前三个节目要硬，把观众吸引住，如果开始很水，观众就不看了。遥控器在观众手上，平均每4秒到8 秒就换一个台，现在老百姓的选择太多了。节目顺序要讲究技巧，两个‘硬’(精彩)节目，中间夹一个比较弱的，这叫‘保’。同时还要考虑，比如关于《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节目，考虑小孩子的健康，不能熬太晚，要放在11点之前处理掉。”袁德旺很有经验。
但各个层面都要求央视春晚演出的都是精品节目，为此要反复彩排，卡分卡秒，演员基本上一句话都不能多说，舞台上的站位都不能随便走动。
而在1983年的春晚，刘晓庆作为主持人，念完一封电报后，忽然自己临时加了一段：“此时此刻，我最想念我的爸爸妈妈，我想你们一定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
那时的春晚非常灵活机动，观众电话可以直接打进演播厅点播，当年任广电部部长的吴冷西顶着压力拍板，让李谷一演唱了观众点播的、曾被列为“禁歌”的《乡恋》，此歌一经播出，无数观众激动不已。而且在当年的春晚上李谷一一人连唱了7首歌。
这样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央视春晚走到这一步，在播出形式和演员上都应该松松绑了。”江则理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多次重复这句话。
近几年，东方卫视、湖南卫视、北京电视台等都在办自己的春晚，而且越来越有影响力。
曾经因央视春晚走红的陈佩斯和朱时茂，已多年没有在电视舞台上露脸，今年被邀请至东方卫视《笑林大会》的春晚节目。本刊记者在《笑林大会》现场遇到陈佩斯，问：“你怎么看现在的央视春晚？”
“不办也无所谓，它不办肯定会有别的(节目出现)。” 陈佩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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