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树碑 |
杨国庆 |
油腻的手,握着一把铁刀,手起刀落间,一大块褐色的酱牛肉瞬间成了若干小块。已经开业了近20年的这家“亚东熟食”的老板杨国庆,看起来与北京昌平别家的熟食店老板没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穿着——一身军绿色的美式军装,与他手中的酱肉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真正的不同,顾客是看不见的。绕开玻璃柜台,往后,右转,顺着楼梯往下,有一间5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入口处站一个“荷枪实弹”的假人,屋里摆着上千片的子弹壳、炮弹皮、防毒面具、锈迹斑斑的钢盔与水壶——这里俨然是一个纪念馆。
2005年,杨国庆到位于昌平西郊的长峪城登山,发现海拔1400余米高的烽火台城墙上竟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弹孔,他断定这绝不是演习。下山后,他四处查询,终于在昌平区档案馆找到了答案——爆发于1938年8月的南口战役,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场大规模阵地战,战线蔓延百余公里,汤恩伯率领的中国军队以伤亡33692人的巨大牺牲,坚守南口18天。
“当时档案馆除了不到2000字的文字资料,啥也没有。”杨国庆有点心酸,从小爱看《英雄儿女》,一看王成举爆破筒的画面“眼圈儿就会红”的老杨开始琢磨着给这场战役留下点什么。
2006年初春,他花1000多元买了个金属探测器,从此当起了甩手掌柜,4年间,他在南口挖出了上千片战争残片,其中包括战役中唯一一架坠落日机的机身风速管。
在清理一段战壕的时候,他发现了一对套在一起的搪瓷碗和搪瓷缸,掰开上面粘着的黏土,两头大蒜赫然出现在碗里,“可能是藏在里面的原因,大蒜没有完全被腐蚀,”肯定是那个战士还没吃完饭,敌人的炮火就攻上来了……这个一看《集结号》就激动的大男人突然觉得,捡到了世上最宝贵的一只碗。
为了收集更加翔实的资料,杨国庆挨家挨户地去敲山下村民的门,找到了十几位亲历过那场战役的老人。每次听老人讲故事,杨国庆总是拿出一个索尼的录音笔放在炕头。一次,临走时,一个老太太从床底下掏出了一个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小水壶,她说她爹在世的时候就不让她动,说是当年打日本鬼子捡“洋落儿”得的。老太太把水壶塞给了杨国庆,说“你留着吧,我瞅你不是坏人”。临走,杨国庆偷偷给老太太炕边儿塞了100元钱。
其实,杨国庆在驴友当中是出了名的“苦行者”,他曾经花2500元就完成了14天的西藏游,为了找10元钱的旅馆他能“走上一个小时”。
但是对南口战役的考察,彻底让杨国庆变成了“败家子”,往返一趟南口的车程就要有百余公里,他常说“甭算它了”。到现在,杨国庆都没敢告诉妻子,自己在云南旅游时,花120元买了一个东巴纸制作的本子写探访日记,老杨说当时一眼就看中了那个有“古战场感觉”的厚本儿,管它多贵,值!
“昌平应该记住这场战争。”杨国庆在昌平生活了整整46年,从小听十三陵的传说长大,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家门口打仗的故事。
杨国庆始终认为南口战役的意义一点不逊于台儿庄战役,但是人们只记得台儿庄和李宗仁,却不记得南口和汤恩伯,老杨觉得“太不公平”。
“台儿庄战役参战4万多人,伤亡7500人,南口战役参战6万多人,伤亡33692人,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占地34000平方米,南口战役呢?它不应该总藏在我那间熟食店的地下室里吧。”杨国庆说他做梦都想这段血与火的岁月有个安身之地——建南口纪念馆。
2008年清明节后,他托人代笔将这个想法写成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了昌平区的区委书记,一封寄给了区政协主席。“最近两岸关系也缓和了,连续剧上都能真实还原历史了,现实没有理由不能。”
他还把大堆挖来的战争残片,成麻袋地送给昌平档案馆,据他称,它们始终躺在仓库的角落里,无人问津。
实体纪念馆的建立遥遥无期,从来不知道“博客是啥”的杨国庆去年建起了他的网上纪念馆。对别人来讲轻松的上网写作,对杨国庆来说简直“没法想象”,每次的创作过程都十分艰苦,杨国庆口述,一位小学老师帮他润色,再由杨国庆修正,反复几次,一篇700字的博文有的时候六七个小时也弄不完。
博客的建立却着实给杨国庆带来了惊喜。一位网友留言说在河南有一位当年参战的老兵还在世,乐得“一拍桌子”的杨国庆决定“春节后就坐火车去”,在他看来,这将是最宝贵的一手资料。
他常常晚上坐在地下室,点着烟,把这些碎片摸来摸去,一坐就到夜里一两点。有时候,他会误认为,自己就是南口纪念馆的一分子了,其实他连最起码的档案馆义务收集员的证明都还没有。这个证明他已经“盼了4年”,到现在“都习惯没有了”。
奥运会期间,路口查得严,一个年轻的军警曾因不知杨国庆的金属探测器是何物而险些拔枪相向;进山的时候,总能碰见森林防火员,运气好的时候杨国庆能“溜进去”,运气不好的时候他只能和年轻人“比赛腿力”;更多的时候,杨国庆需要耐心地向拦截者解释:“我不是盗墓的,我不是坏人,我没做坏事。”
朋友们都说他越来越像个贼,他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兵,南口的兵。
每次在南口的群山里过夜,他总能感觉到一些声音,每当那时候,他都会点一支烟放在地上,然后冲着山谷里喊一句“我来看你们了”。杨国庆还执拗地相信,那些在炮弹坑中愤然生长的六道木,那些开春在探测器嘀嘀作响处怎么拨也不散开的土蛇,都一定在坚守着些什么,捍卫着什么。
2009年8月8日,南口战役72周年。那一天,杨国庆在海拔1300米的黄花坡上为南口阵亡的将士们立了一座纪念碑,至今他还不知道这“算不算犯法了”。
运碑的过程很艰苦,车只能开到海拔1000米的山地,剩下的路程要靠人工拉拽。荒山里几乎没有路可言,杨国庆和几个朋友只能轮流拉着300多斤的石碑向上攀爬。就这样,300米的高度,他们走了整整5个小时。
杨国庆回忆说,每年8月,山里都是大雾弥漫,那天也是。就在揭开碑文“迟来的丰碑——昌平儿女”的刹那,“一抹斜射的阳光强露了出来”随即“天又变得雾气昭昭了”。
杨国庆说他不迷信,但他相信那场景就是重见天日的意思。
汤恩伯离开怀来的时候曾慨叹:“这回如果丢了南口,对于这一批阵亡的将士,想要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
汤恩伯一定没想到,这个碑,迟来了64年。
有朋友说杨国庆想出名,这个汉子躲到地下室,喝醉后,大哭一场。
妻子薛沛英说:“他多少次山上刮着7级大风,连探测器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他还跟那儿探呢,他逢年过节就往村里带酱肉带肘子,听那些老人讲述历史,自己从来都吃饼干、面包,他就是傻!”
他的好友、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理事史义军说:“这年头儿像他这样死心眼的人没几个了。”
杨国庆外号“老山羊”,他说,因为山羊这种动物骨子里就顽强,有个巴掌大的地方他就能生存,多苦的环境他也能熬过去。
从小就靠上山砍柴、捡药材攒上学钱的杨国庆当过临时工、开过车、下过岗,还得过3年结核性胸膜炎。他说,“不是都过来了么。”
现在的杨国庆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筹划着把他的地下室布置成一个展厅;他在研究那个“是不是和捐款差不多”的基金会到底该怎样运作;他在琢磨怎样才能让妻子答应让他换一个更好些的探测器。
只是不管他多忙,他总要进山,甚至大年三十,他都会到纪念碑面前鞠上三个躬。
摸着碑头刻有龙凤的碑痕,杨国庆觉得很遗憾:“我只能弄得起这样的碑了,这不是烈士用的碑,是家里死人了用的碑。对不住他们。”
他点燃一支烟,放到了碑前。
“这样也好,就当他们是我的家人了……我来看你们了。”杨国庆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