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出生九天离世 父亲签字捐出角膜延续其生命

1月22日13时15分，成功移植了小振和眼角膜的周霞躺在病床上休息。一双小小眼角膜，将把周霞从黑暗世界里拯救出来，重见光明。 杨抒怀摄

1月22日上午8时，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21岁的周霞坐在走廊等待术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杨抒怀摄

　　捐赠

　　在放弃对小振和的治疗后，高雄飞开始打电话通知那些刚刚祝贺自己“喜得贵子”的亲戚，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治不了了”。

　　一个亲戚在电话里提醒高雄飞，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父亲觉得自己一下子被打动了。

　　“如果真的能帮到别人，那我也会觉得，我的小孩好像还活在这个世界上。”高雄飞说。他马上打通了家里的电话，并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妻子，愿不愿意“做点好事”，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

　　31岁的姜桂云很少反驳丈夫的意见。这个温顺的妻子哭了许久，最后叹了口气：“能帮就帮吧。”

　　在周围人眼里，这对夫妇本来就是善良的人。在高雄飞自己的汽车修理店里，他们和几个工人的关系特别好；在高雄飞的弟弟离婚后，他们又把弟弟的孩子接到自己家，一住就是近10年。

　　高雄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把小孩子能留下的东西都留下来，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当然，作为一位父亲，他的选择并非没有私心。高雄飞说，捐出了孩子的角膜，就会觉得“总还有些念想在这个世界”。甚至，他觉得似乎找到了一种方法，能够让小振和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

　　因为担心老人无法接受，他没有和父母商量。“我害怕老人家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走得完完整整，不愿意缺些什么。”高雄飞这样解释说。

　　不过，这时的高雄飞甚至还不知道，应该把孩子的角膜捐到哪里。直到一个在媒体工作的亲戚，帮他找到湖南爱尔眼科医院的电话。

　　连医院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年幼的角膜捐赠者。刚接到高雄飞电话的时候，一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女孩子甚至不能确定，出生才5天的小振和，是否符合角膜的捐赠要求。不过，她反复感慨：“这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

　　1月15日下午，当这名眼库协调员提着印有“角膜捐赠”的资料袋，在儿童医院找到高雄飞的时候，旁边的孩子家长们都震惊了。他们纷纷围过来，一边“警惕”地看着这名协调员，一边问高雄飞：“她不会是劝你要捐孩子的角膜吧？”

　　“不是的，是我自己想把孩子的角膜捐出去。”高雄飞小声解释，“想看看能不能让孩子帮到别人。”周围的家长很快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人拍了拍高雄飞的肩膀：“这是好事，好人会有好报的。”

　　终点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小振和一直躺在儿童医院一张银色小床里。他能看到的，是米黄色的天花板，镶嵌在其中的青绿色的中央空调，白色的荧光灯管，还有一位穿着粉红色衣服的护士，偶尔过来给他打针、换尿布。这大概就是他全部的记忆了。从手术室出来后，他再没有离开这间病房。他看不见病房草绿色的房门，看不见圆形的窗玻璃上印着的番茄图案，连爸爸妈妈的脸，他也再没有见过。

　　按照医院的规定，放弃治疗的孩子应该由家长带回家，但高雄飞不愿意这么做。“孩子带回家，可能很快就没了，要是留在医院，也许还能多活几天。”于是，他找到医院医务股的股长，苦苦哀求，终于得到允许，让孩子继续留在医院，接受“保守治疗”。

　　但这样一来，在儿子生前，高雄飞就再也无法见到他了。为了保证病房的卫生，他和所有的家长一起，被挡在了监护病房的外面。

　　他只能回到新化的家里，陪着正在坐月子的姜桂云。因为害怕影响她的身体，全家人都对此避而不谈。只有一次，小振和的爷爷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实在忍不住了，扭头问高雄飞：“毛毛呢？”

　　高雄飞低下头，避开父亲的目光：“毛毛在医院里，还没回来呢。”可家里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毛毛”不会回来了。

　　只有通过当地一家媒体记者的镜头，人们才了解了小振和在病房里最后的生活。3天时间里，他总是裹着一条黄色毛毯，同病房里其他孩子一样，他有时会挥舞着手脚大哭，有时会瞪着眼睛张望四周，有时只是躺在四周都是金属护栏的病床上，安静地睡着。唯一不同的是，小振和床头没有写着病例的标签，没有人按照标签的说明，推着他到不同的病房里接受治疗，护士们也不会再把他送回母亲身边。

　　因为无法顺利进食，小振和很快瘦了下去，脸色也越来越黄。他睁眼哭闹的时间越来越少，多数时间只是在床上沉睡。因为身体太瘦小，一张小小的儿童病床，有大半面积空着。

　　1月18日下午，当这名记者走进病房时，小振和“半睁着眼睛”躺在那里。他摸了一下孩子的脸颊，发现肌肉有些僵硬。随后，护士们验证了振和的死亡，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一样。

　　高雄飞见到小振和，则是第二天的事情。前一天下午五点多，他接到爱尔眼库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孩子已经走了”。姜桂云哭着想见孩子最后一面，而高雄飞怕影响妻子的身体，决定还是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去”。第二天一早，他坐上第一班长途汽车，急急忙忙来到了长沙。儿童医院的太平间在医院旁边的一条 小巷子里。高雄飞站在门前，看着卷闸门缓缓升起，迟疑了一会儿，才走了进去。

　　阴冷的太平间，在冬季里格外寒气逼人。小振和就躺在一个棕色的编织袋里。高雄飞抱起他，发现儿子只穿着一套白色小花的病号服。

　　“儿子，爸爸给你穿衣服，乖乖的啊。”这位一路奔波的父亲从随身的行李里拿出粉色的羊毛衫、橙黄色的棉衣、棉裤，一件一件给孩子穿了上去。

　　“这里实在太冷了，他穿得又那么单薄……”高雄飞这样解释着。他当时转过头去，抽了抽鼻子，又给孩子的身边塞进去一个粉红色的奶瓶。

　　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