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广州宜采焚烧为主填埋为辅垃圾处理模式

　　32位知名专家为广州破解“垃圾围城”难题把脉

　　本报讯（记者赖伟行、王亮、刘幸通讯员余洋）前昨两日，广州市政府垃圾处理项目专责领导小组召开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来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32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专家讨论情况，形成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专家咨询意见》，会议还召开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情况通报会，专家组正副组长徐海云、聂永丰、李适宇在通报会上回答了记者提问。

　　经过两天的深入讨论，与会专家就如何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广州市应采取何种方式处理生活垃圾以及如何加强对垃圾处理的环保监管三大中心议题形成了《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专家咨询意见》，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广州市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发展快、可用作填埋场的土地资源缺乏。对未能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进行现代化的焚烧处理符合环境友好型技术要求和气候友好型技术要求。

　　针对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状况，加快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是紧迫的，也是满足生活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和分类收集是相互补充的、并不矛盾。现代化的垃圾焚烧技术是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宜采用“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另一方面，根据国内外实践，采用成熟的和先进的生活垃圾焚烧工艺与设备以及相应的污染控制技术，同时加强运营管理和环保监管，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污染物排放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现代化的垃圾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等污染物是可控的，环境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专家组表示，广州生活垃圾管理应遵循循环经济理念，其管理优先原则是，首先要实行源头减量，尽可能少产生生活垃圾。此外，应对产生的生活垃圾尽可能进行资源回收利用，其中包括尽可能对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进行生物处理。在此基础上，对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并回收热能；最后对剩余物进行填埋处置。对于垃圾分类收集，应优先考虑家庭有害垃圾的分类，由政府建立分类收集系统，并尽量减少垃圾中的水分，尽可能推动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的管理。

　　其中，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有比例高、水分大、易腐烂、有异味。这是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热点、难点。目前有三种典型模式可供选择：德国模式（单独收集进行生物处理）、美国模式（采用家庭粉碎机排入下水道）、日本模式（要求尽可能减少水分，作为生物质进行焚烧处理）。广州市具体采用何模式首先需要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可行性方案。控制水分和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资源化利用需要统筹考量。

　　会议结束后，专家组组长、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专家组副组长、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专家组副组长、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李适宇等出席了媒体情况通报会，在宣读了最终的咨询意见后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还获悉，广州市有关领导曾两度邀请赵章元研究员参观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赵章元表示下次有机会再去参观。

　　记者问答

　　记者：专家咨询意见中提到，与会32位专家中有一位认为现有垃圾焚烧技术存在风险，请问这位专家是不是赵章元教授？是否其余31位专家都认为现行垃圾焚烧处理方法应为广州市优先选择方向？

　　徐海云：是的，赵章元教授认为目前垃圾焚烧方法存在风险。其余专家都认为，现有的垃圾焚烧技术应为广州市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

　　记者：请问政府应如何建立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监管模式？

　　聂永丰：我们提出应该让公众参与到城市垃圾管理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建设与运营各个环节中。过去公众只能了解到垃圾焚烧厂的规划问题，下一步政府应增强垃圾处理厂运营过程的透明度，环保部门、公众、人大代表、环保团体都应参与监管过程。广州应探索建立公众参与的监管体制，让公众知情权发挥作用。

　　记者：徐海云老师，外界认为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烧派”，而赵章元老师是一个“反烧派”。请问您在这次咨询会上与赵老师观点交锋如何？

　　徐海云：我认为媒体给我“主烧派”代表的称呼不合适，赵老师也不承认他是“反烧派”。这次咨询会上我们彼此发表了不同观点，做了很好的交流，不存在谁说服谁的问题。

　　记者：赵章元老师提出了可以采用一些垃圾焚烧的新技术，比如高温水解、等离子分解等，请问这些技术在国内垃圾处理中采用的可行性有多大？

　　徐海云：在科研上我认为这些技术是值得鼓励、允许失败的。然而，用于市政工程上的技术必须是成熟的，也就是说这些技术应该有成功的先例，风险较低。然而，目前类似等离子分解、高温水解等技术还没有成规模应用成功的先例，不应随便采用。

　　求同存异凝聚共识32专家学者聚首羊城论剑垃圾

　　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为何宜以焚烧为主？——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专家咨询会侧记

　　记者赖伟行、王亮、刘幸通讯员余洋

　　南国早春二月，羊城寒意消融。

　　前昨两日，广州大厦会议厅内，一场又一场高端讨论热烈展开，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大家每天生活中都会产生的垃圾。应广州市政府的邀请，32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聚首论剑，围绕“如何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广州市应采取何种方式处理生活垃圾”以及“如何加强对垃圾处理的环保监管”等议题建言献策。

　　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发扬民主同时强调集中，包容各界智慧更相信一线科学实践。经过激烈的思维碰撞，求同存异、凝聚共识，专家组最终形成了专家咨询意见：

　　“应优先考虑家庭有害垃圾的分类，并尽量减少垃圾中的水分，尽可能推动可生物降解有机垃圾的管理。”（下转A7版）

　　（上接A1版）“针对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状况，加快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是紧迫的，也是满足生活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和分类收集是相互补充的、并不矛盾。”

　　“要增加监管的透明度，建立公众参与、公开监督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探索公众参与垃圾处理过程的监督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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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00字的意见由全体专家讨论，每段都历经反复修改，最终得以呈现在决策者和广大市民面前。

　　现阶段该烧还是埋？

　　在去年以来关于垃圾处理的争论中，身处其中的各路专家也纷纷被外界贴上了“主烧派”和“反烧派”的标签。

　　“没有什么"反烧派"，我也不反对焚烧。”中国环科院退休研究员赵章元在会上说，自己虽然不是专门研究垃圾的，但是研究的是环境保护，当前生态危机来势汹汹，作为潜在的污染源，垃圾处理应该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垃圾焚烧关键是烧什么？他并不主张焚烧混合垃圾，而要先把餐厨垃圾、电池等有害垃圾和塑料分类回收处理后，剩余的垃圾才可以进行焚烧。在没有经过有效回收利用前，可以考虑采用高温水解、等离子技术和耗氧发酵等技术处理生活垃圾。

　　这些技术现阶段可行吗？“高温水解实际上是一种伪技术，因为其违反热量平衡的基本定律。不说噪声污染，锅炉内产生的水蒸气又会变成污水。”北京大学循环经济重点实验室（深圳）主任刘阳生以实情说话，他曾经检测过此类项目，最终产生的污水成分比垃圾还要复杂。耗氧发酵等生物技术产生的肥料目前也不成熟，而高温等离子分解技术原用于航天，目前还处在摸索阶段，需要把垃圾分割到几毫米再进行分解，暂时不具备实操性。

　　卫生填埋、焚烧和生化堆肥，是大多数与会专家公认的三种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留法归国学者、华中科技大学环境学院院长廖利在会上介绍，因为民族性格较为自由奔放，法国推行垃圾分类多年成效甚微，目前30%的垃圾采用焚烧处理，约5成采用填埋处理，以园林垃圾为主的1成垃圾采用生化堆肥方式。填埋或者焚烧是世界发达国家主流选择，填或烧则取决于土地资源。

　　广州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艳华以数字说话，根据模型测算，如果全部采用填埋模式，广州在2015年、2020年、2025年分别需要用地约2979亩、6123亩和9327亩，将面临无地可用的窘境。采用经济学的价值补偿标准计算，填埋的成本约为22.5亿元~45亿元，焚烧为18~25亿元。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开发了不少小规模的焚烧炉，但都存在配套不足的问题。现在国内的垃圾焚烧技术已经比较先进，珠三角也有这样的条件发展。”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白庆中认为，广州发展垃圾焚烧不可避免，但需要在规划时把从化、花都、番禺、增城等纳入全市范围通盘考虑。

　　西南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文阳则表示，根据其在德国等地观察比较，我国目前引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包括烟气净化技术在内，基本上是国际上最先进的，并不是淘汰技术，值得推广。

　　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气象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吴兑则从全球变暖的视角解读垃圾处理方式之争。他说，目前的垃圾填埋场工艺导致产生了大量甲烷，即将成为我国又一大温室气体产生源，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出发，选择垃圾焚烧较为合理。

　　二噁英的“真面目”

　　二噁英，成为目前裹胁在垃圾焚烧争论漩涡之中的热点词汇。而其“真面目”究竟如何？

　　“荷兰学者Olly1977年首次在垃圾焚烧尾气中检验到二噁英。”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李晓东透露，Olly最近在浙江大学所作的一份备忘录中表示，经过欧洲30多年的垃圾焚烧经验表明，经过有效管理的垃圾焚烧是迄今最好的垃圾处理方式。不过，欧盟的垃圾焚烧厂用于焚烧的垃圾热值达到11000焦耳/千克，而我国目前用于焚烧的垃圾平均热值为4000焦耳/千克。广州地区新鲜食品厨余的含水量高，垃圾热值更低。为了避免粉尘等排放物，现在垃圾焚烧工艺在燃烧过程中不加入辅助燃料（如活性碳等），也无法大幅提高垃圾燃烧热量。低热值垃圾燃烧导致二噁英的可能性确实更大。

　　中科院广州地化所副所长、研究员彭平安认为，二噁英应该持续关注，但是不必害怕。在合理分类的基础上，对焚烧过程中温度进行在线监控能有效控制二噁英。检测发现，在中国，二噁英产生的最大源头并非垃圾焚烧，而是来源于金属冶炼行业。

　　环境保护部国家分析测试中心二噁英试验室主任黄业茹则透露，经过严格立法，2003年日本2214台生活垃圾焚烧炉年平均二噁英排放量比1997年降低99%（71克）。2006年中国对300吨/天以上处理量的焚烧炉检查发现，只要是管理规范的垃圾焚烧厂，二噁英排放量都低于0.1纳克/立方米毒性当量。由于二噁英来源广泛，包括燃煤电厂、水泥厂等地都产生大量二噁英，二噁英广泛存在于城市的水、空气和土壤中，就连人体血液、器官中都存在二噁英。但目前并没有数据支持人体在日常生活中对二噁英暴露吸收直接会影响健康。

　　联合国二噁英排放源调查专家组成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郑明辉说，2.3.7.8-TCDD常温下为固态物质，主要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但对仓鼠、大鼠等动物的毒性研究显示，越是高等的动物，二噁英对其影响越小。乌克兰领导人尤先科曾被人下毒二噁英，当时其身体中血液里二噁英的含量比正常人高5万倍，3年后不治自愈。2003年~2006年，中国产生的二噁英总量为10.2千克毒性当量，其中来源于垃圾焚烧的只有300克左右。取消垃圾焚烧中国的二噁英并不会明显减少。

　　“没有人类之前二噁英就已存在，人类消失以后二噁英同样会存在。”郑明辉说，二噁英是有机物得不到充分燃烧的产物，由于中国目前的垃圾热值已经较低，塑料如果从垃圾中分拣出来，不一定有减排二噁英的作用，反而可能因为热值降低而增加二噁英的排放量。针对网上盛传多国都颁布了禁止现代化垃圾焚烧的法令，郑明辉也回应道：“大家可以去这些国家的官方网站上看一下究竟有没有？有就请拿出来。据我所知，反而有德国这样的国家禁止原生垃圾的填埋。”

　　寻找第三选项

　　在填埋和焚烧之外，如何推广生化堆肥处理技术，作为垃圾处理重要的第三选项也是不少专家思考的焦点。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聂永丰表示，目前的垃圾填埋技术耗费大量土地资源。普遍采用的高密度PVC薄膜使用寿命少于30年，垃圾在厌氧环境中发酵后，重金属渗透到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问题会延后反映。相对于焚烧技术而言，由于填埋的污染物不容易检测，对周边生态环境的污染可能更大。从国情出发，沿海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决定了我国采用以焚烧为主，对有用垃圾充分回收利用的垃圾管理模式。而要发展生化堆肥处理，必须注意厨余垃圾与普通垃圾混合问题导致肥料被污染的问题。一旦重金属与有毒有机物混合后堆肥用途相当有限。这种肥料只能用于普通绿化的营养土，由政府统一采购的模式，除此以外，目前城市中绿化营养土的去路不多，利用率不高。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新肥料研究室主任、教授廖宗文则认为，目前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就是，在我国，垃圾变肥料只能是垃圾处理的辅助渠道，而非主要渠道。目前不少把垃圾处理变肥料的厂家，要么肥料搞不好，要么处于亏损经营的状态。他在去北京某垃圾变肥料的处理厂时发现，肥料中还含有玻璃颗粒，只是这种玻璃颗粒并不扎脚罢了。

　　上海市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表示，我国上世纪80年代也曾经把堆肥和填埋并列为两大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但是其后却进入了“10年困惑期”，100多个堆肥项目纷纷下马。除了杂质多、重金属超标外，臭气污染严重、肥效不稳定也是原因之一。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韦朝海则从污水处理中得到启发，在工业废水的处理过程中，废水先用生物处理，然后再用化学方法，这或可为垃圾处理提供借鉴方法。广州的垃圾可以先用生物降解的方法处理掉一部分，然后加入辅助材料，再进行焚烧，剩下的残渣进行填埋。

　　垃圾分类要结合广州特点

　　不少与会专家都认为，无论是采取何种垃圾处理方式，垃圾分类回收是提高处理效率和降低处理成本的有效辅助途径，除了要加快建立垃圾分类后的后续处理设施外，还需要相关的政策法规等体制保障。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郭祥信建议，广州可以选择几个区，用可操作性强的方法试点垃圾分类。比如在日本，经过多年的教育，加上对垃圾不分类的家庭进行罚款，市民养成了习惯。在我国的台北市，经过教育，市民也已经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即使政府没有提供专门的收集桶，还是有不少市民仍然把相对难处理的餐厨垃圾独立出来。当然，目前广州刚提倡垃圾分类，一切有待政府的教育和引导，政府可以先在财政上加大投入，建立足够的设施给市民分类，过一段时间后再对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市民进行罚款。

　　如何因地制宜，切合广州实际进行垃圾分类是不少专家的出发点。河南农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农业部可再生能源重点开放实验室副教授胡建军表示，针对广州人喜欢煲汤，造成餐厨垃圾水分比较多、热值低的特点，可以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体现“广州特色”，把垃圾分类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毒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四类。

　　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生物质能研究中心、废弃物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实验室研究主任、研究员赵增立对广州垃圾分类的设想更为简单易懂，他建议按照垃圾的干湿度分类，分为干垃圾和湿垃圾。

　　也有专家表示，应把现存的拾荒者队伍纳入垃圾分类体系。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许振成分析，目前垃圾处理中的废品“流通”环节是完全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链，处于无监管状态，因此政府的商业与流通部门应首先介入监管。

　　“外来和尚”也要念好经

　　国外一流技术，如果引进到国内时管理不能跟上，“外来的和尚”难以念好经，技术再先进也只能是一纸空谈。

　　中国城市环卫协会咨询中心总工施阳说，与国外的垃圾相比，广州的垃圾成分、质地是不同的，某些国外的先进设备未必能提供合适的温度处理本土垃圾。所以在引进国外设备前，应对本土垃圾进行考察。同济大学热能与环境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陈德珍表示，广州引进的垃圾焚烧设备不一定要技术参数越高越好，首先考虑的是其稳定性问题。垃圾焚烧产生的污染主要产生在停炉检修时，所以选择的设备最好能实现一年只检修一次。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党志认为，小型与超大型的垃圾焚烧炉并非最佳。数据表明，400吨/天焚烧量的中型垃圾焚烧炉产生的污染物量与垃圾处理规模之间达到最优配置。另一方面，很多成功运作的垃圾焚烧厂是能与周边社区发展相协调的。例如，台湾省新竹的环保部门办公地就建在当地的垃圾焚烧厂旁边，以树立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信心，台北在建设垃圾焚烧厂过程中也引来诸多争议，当地政府则提出“谁反对垃圾焚烧厂选址则由谁请专家”来论证选址问题。结果当地的垃圾焚烧厂利用余热供应一座恒温泳池，向当地公众免费开放。

　　作为近邻，深圳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厂长、高级工程师龚伯勋透露，在深圳，政府在东部、中部、西部均建立了一个大型的垃圾焚烧厂，这些垃圾焚烧厂规模大、采用了先进的技术。“但是我个人不主张把垃圾焚烧交给民营企业管理，这些厂小，建一个，坏一个。”龚伯勋说，垃圾焚烧厂要走上与周边居民“共建、共管、共监”的路子，政府还可以适当的方式对周边居民进行补偿。

　　“野火烧不尽，指望垃圾焚烧把所有的垃圾都烧成渣是不现实的。”经过专家们推选，担任本次咨询会专家组组长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徐海云总结说：“垃圾焚烧是现阶段不得不采取的方式。但是必须要让公众公开透明地进行监督，如果没有公开透明，在线监测也是效果有限的。”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