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外国人获赔多，无关“民族大义”

　　所谓“同命不同价”的新闻，总是能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比如最近的一起车祸赔偿案，2009年3月，新加坡籍人士陈锐乘坐湖南的小客车，遭遇车祸当场死亡，同车乘客4人不同程度受伤。事后陈锐家属被判获赔799855元，而本案中最重的伤者仅获赔205760.42元，这被认为是赔偿金额远超同案伤者。（《中国青年报》2月24日）

　　“洋人国人同命不同价”，“城乡人口同命不同价”，“同命不同价”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敏感，缘于在特定历史阶段，公众对司法公平、社会公平的焦虑。但本案真的不公平吗？

　　首先，人的生命是不能买卖的，所以不存在命的“价格”，“同命不同价”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我国人身损害的原则是：赔偿即补偿，死亡赔偿金相当于“死者受到的损失”（而非“命价”），其计算基础应该参照死者生前收入水平和预期的收入。不同人的收入和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赔偿当然也会相应有所不同。所谓法律公平，是形式上的公平，即得到同样公正的对待，得到的赔偿足以弥补所受到的伤害，而不是追求赔偿数额的统一，否则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比如同样是手部受伤，一个外科大夫因为不能工作了，就比普通人损失要大得多，如果赔偿金相同，就不公平了。

　　其次，本案跟“民族大义”有关吗？被告方深圳市人保公司代理律师称：因为外国的经济较我国发达，生活水准比我国高，就给外国人高于我国国民的待遇，那就是对我国公民的不公平。保险公司隐隐将问题指向了外国人“超国民待遇”问题。这似乎远离了问题的本质，易触发无谓的民族主义争吵。所谓国民待遇，就是外国人跟国人一样适用中国的法律，但中国自己的相关法律规定，外国人和中国人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结果赔偿金额悬殊，这就不能扯到“民族大义”上了。

　　2004年最高法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中国公民的死亡赔偿金标准：城镇居民按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农村居民按人均纯收入计算。而外国人的死亡赔偿标准则是参照199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赔偿规定（试行）》，主要是根据死者生前的综合收入水平计算赔偿金。显然，陈某是新加坡人，其收入明显高于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人均纯收入，自然获得的赔偿较高，而且本案中赔偿金也只有80万元不到，远未到“天价赔偿”。

　　中国的“同命不同价”的真问题在于：中国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严重，以及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收入差距严重，且又由于人口的大范围流动，所以同一个案子里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时，就显得很不公平了。要使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得到相同的赔偿待遇，只能提高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而不是晃动民族主义的旗帜。上海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