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危机时代冷静对待“中国模式”全球热议

　　新华网北京2月25日电（记者程云杰　刘劼）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不仅率先企稳向好而且成功实现8％的经济增长指标，这一连串不俗表现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道路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然而，有别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或惊或喜，忧患意识主导了中国人对本国未来发展之路的反思与探索。

　　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权威专家学者指出，中国经济腾飞存在独特之处，但就模式而言并未成形。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又适逢全球经济跨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门槛，在这一年，中国政府如何为深化改革布局谋篇，促进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调整将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要看点。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既具有可复制性，也具有不可复制性。可复制性包括遵循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投资与出口对经济拉动比较明显、科技进步对制造业行业的贡献较高和通过渐进式改革，先试点后推广，以比较平稳的方式促使国内市场化改革同国际逐步接轨。不可复制性主要体现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国家对经济的推动很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难被其他国家仿效。

　　庄健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推出一揽子经济振兴方案，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是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政策,从中长期来看,中国仍需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握当前的有利时机，继续一度受金融危机干扰的改革步伐。

　　比如，早在2007年，政府就提出要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由国有企业向国家分红，以增强财政转移的力度，2008年初，各地相继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一些地区还开展了户籍制度改革尝试，向符合条件的外来城镇人口放开户口限制。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企业经营环境的骤然恶化，各地就业压力迅速攀升，相关改革的进程受到牵制。

　　庄健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相对转好，保增长的压力减轻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空间增大了，特别需要在收入分配、资源价格、社会养老保障、税收和公共产品服务领域推进改革，以促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

　　中国国内有不少声音否认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以巴西为例，指出当前经济发展存在“拉美化”倾向。1968年到1974年，巴西采取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强力推进工业化进程，连续多年实现两位数经济增长，但也同时招致巨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并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陷入经济和社会动荡。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吴国平指出，不能把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道路进行简单比较，因为巴西当年的外部环境比较封闭，经济远没有现在的中国开放，巴西必须依靠大量外债支撑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当前的财政和外汇储备远非昔日的巴西能比。

　　吴国平同时指出巴西经历并非不值得中国借鉴。他说，巴西当年发展的最大教训就是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导致国进民退，对经济造成了破坏，使市场无法为资源要素提供真实的信号。

　　他说，中国应该以此为鉴，将政府的干预压缩在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而将其他领域向社会开放，特别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对一些行业的垄断，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

　　吴国平认为，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里，政府只需要在市场失灵或危机来临之时起到缓冲的作用，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要实现这一目标，深化改革是当务之急。

　　预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必将有别于西方且响彻寰宇”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对中国人当前就未来发展之路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印象深刻”。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国内对当前经济社会问题的反思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坦率和谦逊，保持这种心态对国家的长期发展有益。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定会取得成功，但中国当前仍然是一个面临众多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她的未来存在着不确定性。”

　　庄健认为，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确定性，中国需要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明确主要目标。他说：“与前30年的增量改革相比，中国当前推进的存量改革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改革的难度大，不改恐积重难返，改要皆大欢喜很难，关键是要权衡利弊，争取让更多人分享更多改革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