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性传播现状调查：民工已成高危群体

　　流动的病毒

　　在东莞市疾控中心，记者遇到来拿检查报告的地盘工人李平，他拿到的结果是阳性。

　　“我没找过‘小姐’……曾经有一个女朋友，在洗浴城工作……”这个30岁左右的瘦削青年压低声音，吞吞吐吐地说，并加快脚步向车站走去。走了一段路见到垃圾箱，犹豫一下，把检验报告撕碎并揉成一团扔了进去。

　　“为什么把报告扔掉，不留着日后咨询和治疗用？”记者问。李平涨红着脸答：“不能留，回去被人看到就坏事了，要被开除。施工队里有我的老乡，搞不好老家都会知道的。”他告诉记者，在疾控中心做检查时，留的也不是真实姓名。

　　当问及这样是否会影响卫生部门随访以及他日后的定期检查时，李平紧张得连连摆手：“不能随访。我问过医生，他说这个病有潜伏期，现在不发病，可以不治疗。”他不愿与记者多说，匆匆上了回工地的班车。

　　与那些因卖血、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的病人相比，由性传播染上HIV的感染者更为敏感。通过多个NGO组织和医院的努力，没有一个感染者和病人愿意坦然分享自己的故事。从乡村社会走出来的农民工尤甚，尽管他们行为开放，但在深层观念里，仍然觉得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而得的“病”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再加上对社会歧视的担心，若不到发病的一刻，绝大多数感染者都选择在检测时隐匿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卫生部门难以对他们进行追踪和随访。

　　“尤其是工地的建筑工人，他们的嫖娼率比工厂工人更高，流动性也更大，很多人都是做完一期工程就走。”林鹏表示。

　　没有办法随访，就难以提醒他们定期检查。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何浩岚表示：“国家规定，当艾滋病感染者的CD4指标低至200以下，可以享受免费治疗，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尚未发病，能够较好地控制病情。但现实却是很多感染者由于没有接受定期检查，直至发病才开始治疗，那时CD4已低到100甚至50以下，进入了艾滋病晚期，治疗难度非常之大。”

　　而另一方面，感染者在没有接受随访和行为干预的情况下带着病毒全国流动，既不懂得保护自己，更不知道保护别人，或轻易成为了艾滋病从城镇向农村传播的桥梁，或使病毒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这样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小姐”的尴尬

　　为了遏制性传播的蔓延，这几年，万绍平带领着他的高危人群干预人员马不停蹄地全国到处跑，在夜总会召集“小姐”大谈安全套的使用，甚至教她们如何与客人在安全措施上“讨价还价”。

　　但对于风险最大的底层性工作者，卫生部门依旧一筹莫展。她们的高流动性、隐蔽性、分散性，使政府专家的介入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义工干预的效果会显著得多。”在女青年会，李含和义工们感到责任重大。

　　义工的身份的确也帮了义工苏小欢很大忙。

　　第一次踏进小发廊的时候，她知道自己不受欢迎，才把艾滋病防治的传单拿出来，“小姐”们忙不迭塞回去给她，说，“我们不是干那个的，不需要。”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小姐”们知道她不是来扫黄的，态度才友善起来。

　　苏小欢每次去发廊和出租屋都会带上一些小礼物，口红、丝袜等，她把安全套偷偷夹在传单和其他礼物里一起送出。“开始很担心她们会抗拒。”但意外的是，“小姐”们大方地将安全套拣出来，兴高采烈说，“这份礼物最好。”

　　有一次外展，苏小欢带了100个安全套，不到3分钟就被抢光了。“这是个好现象，证明她们接受了相关知识后，更愿意使用安全套了。”苏小欢高兴地说。

　　英子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也爱惜自己的身体啊！”去年她也碰到来做外展的义工，一开始看到艾滋病单张，她感觉受到羞辱，气愤地把当着义工的面扔了出去。但义工走了后，又忍不住捡回来看。“现在我懂得很多了，随时都带着安全套。”她打开包包的搭扣给记者看，“问题是很多时候客人不愿用，如果他们坚持，我也只能答应。”英子无奈地说。

　　2008年9~12月，女青年会的义工团队共持续干预了发廊和街头性工作者300多人次，超出了疾控中心预期的10倍；2009年9月，她们又开展了第二期干预，干预人次接近300人。这样的成效让李含和义工们非常雀跃。

　　不过，万绍平却不太乐观。“越低端的性交易里，‘小姐’越处于脆弱、被动的位置，她们对男性的要求无法抗拒。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干预低档的暗娼，安全套使用率只能在原来30%的基础上再提高15%，达到45%左右，之后再难提高。但经验表明安全套使用率必须达到80%以上才能对艾滋病起到较好的阻断的效果。”

　　故此，提高底层性工作者的性保护意识固然具有重要社会意义，但仅从艾滋病防治来说，这样还远远不够。

　　策略转变

　　“后来我们转变策略，尝试从嫖娼的主体——男性着手进行干预。”万绍平说。近来，他尝试在各种各样的场所接触这些男性，在建筑工地、技校等地方做健康讲座，介绍艾滋病性传播的危险性，教导他们预防。

　　“从干预效果来看，男性接受干预后，安全套使用的提升率要快得多，因为他们是性关系里使用安全套的主动方，在自主行为上没有客观阻碍。”这个理念推广开来后，今年广东爱之关怀组织也开始着手对农民工进行干预。他们在中山、东莞等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开展行动。但阻力同样很大。

　　“一开始，想进入厂区把工人集中起来进行宣传干预，但根本没有一家企业老板答应。”爱之关怀负责人告诉记者。后来，社工只好在道路两旁设置桌椅摆放宣传资料，沿路拦着三三两两的农民工进行干预。这样做效率不高，有时大半天下来也干预不了多少人。

　　在对男性的干预中，万绍平还发现另一个问题：“干预的短期效果很好，但如果不持续干预，比如干预半年后停下来，安全套使用率又会下降。这证明行为干预是一项长期、专业的工作，并不仅是知识普及宣传这么简单。”

　　在临床经验里，何浩岚发现，经过这些年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也不一定对其一无所知，相反部分人对艾滋病很了解，有主动到医院检查求诊的行为。

　　有一名中年男人，每年都来找何浩岚开几次检查单。“来的时候害怕得不行，但几个月后，又发生高危行为，又来检查。”何浩岚责问他，明知道艾滋病可怕，何不停止高危行为？男人只是赔笑，“一到了那个情景，就忍不住了。”何浩岚将此归结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

　　对艾滋病性传播机率的统计显示，HIV阳性感染者通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机率是2‰。“这个结果容易令人掉以轻心，所以我经常纠正他们的观念：对于每个个体来说，每次高危行为的可能性只有两个，感染，或不感染。这是50%的机率。还有一个更大的误区是，很多人总在下意识认为得了艾滋病的人肯定都病殃殃的样子。”

　　总有性传播感染者悔不当初地说，“他长得白白胖胖、精神奕奕，如何想得到身上带有致命病毒？”调查显示，在商业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除因“客人不愿意”外，“客人外表无异常”的考虑也占了相当比例。但事实上，在艾滋病5~8年的潜伏期中，没发病的感染者看上去就是一个正常人。尽管人们不愿意接受，危机往往的确就掩藏在美好的情爱背后。

　　近来，何浩岚最忧心的是，临床的女性患者比例正不断升高。2000年前，第八人民医院的12间艾滋病房里，女病房只有1~2间，而今女病房已增加到4间。

　　女性感染人数的上升绝对是一个更危险的信号。“从全球看来，一旦艾滋病受感染的男女比例达到1∶1，就到达性传播的晚期，意味着艾滋病已蔓延至普通家庭，那时即便使用干预手段也再难控制。”万绍平说，“目前中国的比例是4∶1，我们的路还有很长。”

　　无疑，面对世纪绝症，我们正面临一场长期而艰辛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