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沪环境交易所“跑马圈地” 碳市场即将启动

　　“摸着石头过河”一年有余，目前国内主要的三家环境交易所已羽翼渐丰，各有所长。

　　北京环境交易所手握先天的政策优势，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坐拥完善的产权交易经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则以引入成熟的碳交易机制而底气十足。

　　而今，三家无一不在自练内功蓄势待发。他们要的是国家碳市场机制设计的明朗政策。在这一点上，与其说他们是在等待，不如说是在推动。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黄杰夫，就不同意现在中国启动碳市场的“政策还不明朗”的说法。

　　黄杰夫不同意外界总说中国没有碳限额(Cap)。2月10日，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包括碳强度、能耗强度、清洁能源目标和主要污染物控制目标在内，中国已有四个Cap。“40%-45%的相对减排Cap也是Cap，有了Cap就可以设计碳市场。”

　　黄杰夫也是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副总裁：“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家环境交易所现在竞争什么呢？现在中国碳市场是零，都没有形成流动的二级市场碳价格信号。我们应该共同合作，避免国内碳市场走弯路，这才是正道。”

　　中国碳市场无疑还处在摸索阶段。条条道路通罗马──无论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激励──面对国家巨大的减排潜力，作为碳融资关键手段的碳市场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三城竞发

　　是的，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复原京津沪三城碳交易所的成立之初，结论也是如此。

　　一位碳交易业内资深人士对本报透露说，2008年7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碳交易所。此时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不到三周时间，而京津沪都倾向于在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前宣布成立，“谁都不甘落后”。

　　有趣的是，北京和上海两家就像商量好的，都决定在2008年8月5日上午宣布成立。而在国际环保NGO气候组织(Climate Group)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的回忆中，京沪两地在新闻发布上的较劲更为有趣。

　　”北京没有想到，这次被上海抢了先。在两家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的时间上，上海比北京早了约半小时。”吴昌华2月4日对本报说。

　　这条电讯题为《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发表时间为当日上午9点07分。文中第一句即称：这是在国内率先设立的一个环境能源领域各类权益交易的平台。

　　新华社的报道说明了其重要性，“此举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进节能减排、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对原有行政手段为主推进节能减排的有益补充和探索”。

　　吴昌华说，上海提前发布了消息，北京还是感到些许失望。虽然是在同一天，但这毕竟是向全世界公布，意义重大。但“除了争夺第一个对外宣布之外，之后上海就没有太高调。”

　　在接受本报采访中，北京环境交易所（下称北京环交所）总经理梅德文，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下称上海环交所）总经理林健均未否认上述“插曲”。

　　一个半月后，2008年9月25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下称天津交易所)揭牌。由中石油资产管理公司、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注册资本1亿元，三家分别占股53%、22%和25%。

　　由于中石油“一股独大”之势或影响公司治理，有业内重要人士戏称天津交易所就像“中石油的CDM部”。对此，黄杰夫对本报解释说，大股东的强有力支持，推进了天津交易所在创业过程的快速发展。

　　上海环交所则由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100%控股，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于上海联交所是事业单位性质，前述业内重要人士开玩笑地说，这是“事业单位的小金库”。

　　对这样的称呼，林健付之一笑。他对本报解释，事业单位作为投资人保证了交易所对国家宏观政策的高配合度，在资金上也能自给自足。“如果未来有需要，我们不排除引入战略投资者，但目前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而一位碳交易业内知情人士对本报表示，上海交易所正在寻求股权结构的优化，有可能引入上海大型企业等股权投资。

　　梅德文则对北京环交所的公司治理感到满意。北京环交所现在的股权结构是“4+2+2+2”，北京产权交易所占股40%，中国国电集团、中海油公司和中国光大投资公司各占股20%。

　　他说，这样的股权结构既能产生制衡，内部人无法控制，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时没有第二大股东，也使决策保有一定的灵活性。

　　“引入三类股东是各有目的。”梅德文说，产权交易所股东代表碳市场是个权益市场，两大能源企业代表了减排的本质是能源结构调整的问题，而金融企业的加入则表明了碳市场的融资作用。

　　跑马圈地

　　在国家尚未明确碳市场机制设计之时，京津沪三家交易所的“跑马圈地”运动已渐入高潮，并且呈现出各取所需、差异化竞争的特点。

　　2月8日梅德文对本报记者透露了北京环交所年后的一项新动作：推出新能源产业的VER（自愿减排量）指数。“我们已经与合作的美国公司签约，今年推出，（目的是）由指数来为VER定价。”

　　2010年前后，北京方面的新动作让人应接不暇：发布第一个VER标准“熊猫标准”，发起成立第一个碳中和企业联盟，与兴业银行合作开发第一张低碳信用卡，交易所董事长熊焰亲自出版一本45万字的低碳专著《低碳之路》。

　　更具有“跑马圈地”意味的是，北京交易所已与昆明、大连等地方政府和交易所开始商谈合作。梅德文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以与当地政府合作的方式，已经签约了五、六家交易所。

　　“（北京）属于三家中吆喝最响的，但就是在（碳市场）边上绕。”气候组织吴昌华对本报评论说，“但这又不能责怪他们，三家都基本如此。因为目前政策不明朗，市场不成熟。”

　　梅德文显然不同意，“我们的优势是规范的治理结构，市场化的交易产品，国际化的合作渠道，我们称之为‘五独俱全’。”他解释说，北京交易所拥有独家的“熊猫标准”（解决产品核证问题），独到的碳中和联盟（解决买家问题），独创的VER指数（解决定价问题），独特的农林减排产品（解决优质产品供给问题），以及独立的交易平台（解决交易问题）。

　　北京环交所尚未对外披露的是，其已与韩国能源管理集团签约，同时加上与欧洲和澳大利亚交易所的合作，希望将农林项目的VER卖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韩国。

　　“农林VER项目将成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梅德文说，国内交易所在交易产品上基本殊途同归，都从清洁技术交易、投融资交易，到探索节能量交易、排污权交易，最后全部指向了VER──上海交易所指向了低碳世博会，天津选择了企业自愿减排联盟。

　　春节后的上海气温回升。2月22日，距离世博会开幕只剩66天。

　　林健2月22日在办公室对本报说，2月4日启动的首笔世博VER项目正在测算和审核中，世博期间万科馆的碳排放约为1万吨，万科将从别处购买减排量以抵消本身的碳排放。“虽然量比较小，但建立了一个模式，解决低碳世博的问题。”

　　在三家交易所中，北京和天津尚处投入阶段，而林健表示，上海环交所已经盈利。但是他也承认，盈利并非来自于VER交易，而是来自于传统项目，即合同能源管理、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及资产交易等。

　　上海未曾对外大力宣传的是，林健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南南全球技术产权交易所总裁。这张牌是通过联合国框架下的南南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政府及私有部门清洁技术和资产的发现、包装、推销及转移。

　　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巨大减排潜力，走南南合作之路的上海环交所将在发展中国家碳市场中占据重要一席。“上海不缺交易人才，我们恰恰是在配合国家的政策，选择合作伙伴，希望借此在国际上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声誉。”林健说。

　　由于完成了首笔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天津交易所在2008年底出尽风头。这笔交易也标志着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综合试点在天津的启动。

　　但是之后，天津交易所的二氧化硫交易变得语焉不详。黄杰夫对本报解释说，二氧化硫交易还是在试验阶段。

　　天津交易所2009年9月开始的“企业自愿减排联盟”也已有30家企业加入，横跨水泥、钢铁、电力、通信等诸多产业。目前此联盟的操作着重开始研究期的工作。天津希望借鉴国外交易所的成熟经验，探索推出本土化的企业减排游戏规则。

　　碳市场的中国道路

　　有一件事总令黄杰夫感到困惑：业内总是在争论，试图界定中国碳交易到底是强制的限额交易还是自愿减排。

　　虽然媒体把天津交易所的企业减排联盟说成是“自愿”，但是黄杰夫不完全认同。“CCX从来不说企业减排就是VER。说到碳市场，要么是说碳限额(Carbon Allowance)，要么是谈碳抵消(Carbon Offset)。”

　　吴昌华说，国内企业做VER项目多少是出于企业社会责任(CSR)的考虑。而三家交易所之所以尚未将企业VER项目做起来，是因为没有激励机制。

　　而同样是企业减排联盟，CCX在美国的企业减排联盟已经由2003年的13家，发展到如今的400多家。自愿减排额也从2003至2006年（第一期）的减排4%，提高到2007至2010年（第二期）的6%。

　　减排联盟使用同一排放基准情景，从6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开始削减。减排量的卖方，包括CCX在过去7年已经累计完成了4亿多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其中包括8000万吨农业和林业碳抵消额度。

　　“所以CCX做的是自愿的企业减排限额交易，一般不叫VER。”黄杰夫强调自己是作为学者身份对本报做出的评论，“中国已经有4个Cap，我不相信中国是一潭死水，已经构成了交易基础，但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

　　梅德文认同中国最终走向基于核证减排量(CER)的碳交易，而与黄杰夫不同，他的字典里存在VER概念和VER市场。

　　北京环交所认为，中国的碳市场发展在2005至2012年是CDM市场阶段；今年开始进入VER市场，中间还可分为VER的项目市场、商品市场和配额市场；第三阶段才是CER市场。

　　“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是渐进式的，碳市场的发展也如此。CDM、VER、CER的三部曲是基本路径。”按照梅德文的逻辑，目前京津沪三家交易所做的，还只是VER的项目市场。

　　若把“选择”理解为“指定”，那么信奉市场经济的黄杰夫就不同意了：“我希望让市场来决定谁能胜出。政府要做的是作为裁判来制定游戏规则，让交易所充分竞争，最后市场会选择去哪里交易。”

　　林健的看法是：“碳市场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手段之一，应该围绕国家政策进行设置。”

　　但即便国家政策明朗，黄杰夫也不认为中国碳市场已经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地步。

　　“我们都是扎在交易所里的泥腿子出身。”黄杰夫说，当务之急是像要中国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发展资本市场一样，设计出包括碳、氮化物、二氧化硫等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操作性”的气候交易机制。

　　他说，中国碳交易所最终要产生的一定是金融产品，一定是为碳定价服务。形成流动透明的碳价格信号，来配置稀缺的碳资源，同时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条条道路通罗马。现在国内碳交易所发展VER、碳中和项目，都是有益的尝试，但最终是要达到金融性的价格发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