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奢侈品市场逆势上扬 富人阶层成强劲购买力

　　“我们卖别墅就像卖白菜一样”

　　江西一位做实业起家的富商最喜欢抽的香烟是“熊猫”。不过他的抽烟习惯很特别，每根烟只抽六七口就掐灭，接着重新点燃一根继续抽，如此周而复始。在与本刊记者聊天的一个小时内，桌上的几包烟很快就消失了。这位富商说，他抽的不是烟，是感觉。

　　一位广州的富商这样向本刊记者描述他的餐桌文化：“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我这辈子都尝过了，现在就专挑新鲜稀罕的吃。”对于这些富人而言，一顿饭花上几万元是寻常事，这一顿饭的花费相当于一个公务员一年的工资。

　　国内餐饮行业还为富人群体专门打造了高档的餐饮会所，实行会员制，光是进入这种私密场合就餐，每年就得交上几万元的入会费。比如北京的一些高档消费场所，一张会员卡1万～10万元，不限次数，花光再续。在广州，有的高档会所一桌席最低起价5万元。

　　本刊记者在东莞采访时，正好碰到一位富翁嫁女，每桌酒席3.8万元，共请了100桌，这场婚礼仅酒席就“吃”掉380万元。

　　湖南女孩江晴今年30岁，因为嫁给了一个台湾富商，由一个打工妹摇身一变为富婆。她对世界名牌如数家珍，“每年花在着装上的费用一般在一二百万元，我身上穿的衣服每件至少上万元。”这一件上万元的衣服相当于在广州做司机三个月的收入。

　　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购一台豪车，已成为一些富人寻常的消费习惯。购来的豪车有的并非是代步驾驶使用，有的只是为了收藏陈列，或仅是偶尔的场合才使用一下。深圳有一个“富二代”，父母是长春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靠炒股坐庄发的家。他平时基本不工作，一掷千金购豪车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为此，他在豪华别墅前专门修建了一个较大的私家停车场，停放了20多辆世界名车，其中不乏价值一两千万元的顶级豪车，多为收藏观赏使用。

　　在东莞松山湖园区，一个高档楼盘里打着“营造南中国富人高尚居住区”的广告。这里售卖的别墅动辄每平方米5万～7万元，物业管理费每平方米为4.98元，最贵的一套别墅为850平方米加上1000平方米的大花园，总价值3400万元。如此昂贵的别墅，一开盘就被抢购一空，有的买家还一口气购入几套。

　　售楼小姐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卖别墅就像卖白菜一样。”但这些别墅大多处于闲置状态，被富人们自嘲为“买别墅养草”。对此一些富人解释说，反正钱放着也是放着，不如置点业留着。

　　在上海，则有“天价豪宅”，每平方米20万元，“天价别墅”，一亿元一栋。在广州南湖等高档住宅区，有的别墅奢华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些顶级别墅卖到了1.6亿元，配上直升机和名车卖。在深圳小梅沙山顶的一处富翁别墅里，一个马桶就值20万元，家中有8个卫生间，这套别墅里仅马桶费用就达160万元。

　　在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滚”的融资公司副总经理说，北京富人们还流行养马。富人们花费几十万元在英国或澳大利亚买来纯种马，放在北京顺义区的马场里雇用专人饲养，周末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去骑马，其中仅马饲料的费用一个月就得一万元左右。有的富人则喜好登山探险，如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次，各种装备、后勤保障和陪同人员费用总额达50万元人民币。

　　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

　　富人阶层为何如此热衷奢侈品？复旦-意大利博科尼时尚与奢侈品管理项目中方主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营销系助理教授卢晓博士认为，选择最强势的奢侈品牌除了改善生活质量以外，也是中国实业家向外界证明自己实力和能力的一种工具，因为他们从发展的第一天起就承受着社会的很多怀疑。另外，用奢侈品送礼和应酬，对社会交往、促进生意有很大帮助。

　　宁波一位38岁的富人说：“很多时候我们必须用最好的品牌，要不然外界就会对我们的实力产生怀疑。我们不是国有企业，也不是外资。要让合作伙伴和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实力，我们必须开奔驰600去谈事情。”

　　当地另一位45岁的富人说：“我买国际奢侈品牌除了自己使用以外，主要是送给我生意上的伙伴们，像丝巾、皮带、手表、手提包、钱包，这些小件的国际名牌，就买最知名的，而且价格上的标签一定要保留。”

　　卢晓认为，对富人来说，目前全社会对他们的社会贡献给予价值认定的渠道并不多，他们也急于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常人的社会形象，这是奢侈品成为身份象征的社会基础。有鉴于此，政府应引导富人履行好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为富人获得社会认同多提供平台。同时，要引导全社会进行理性的物质消费，倡导健康的消费文化。

　　富人阶层为何宁愿“买别墅养草”？有关专家认为，这一“怪事”凸显了当前畅通和拓宽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对国内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当前，应进一步放开一些行业的准入，降低门槛，吸引民资进入。

　　温州是中国内地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统计，目前温州地区活跃的民间流动资本规模达到了7500亿元左右，但是绝大部分还停留在银行领域。目前，温州地区的银行存款余额超过5000亿，而在2008年底，这一数据还只有3000多亿元，显示出在金融危机后，温州的大量民间资本回流，但是众多企业主仍处于观望的状态。

　　周德文分析，目前资金的观望主要是由于前景不明朗，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包括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在内的较多企业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的任务，但大多数企业仍对升级转型没有明确的方向，加上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尽管外需有所好转，但各行业的利润已被大幅压缩，一些行业的利润率已降到2%～3%的低点，企业主继续投入的信心不足。

　　2009年阳光私募基金第一名、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总监罗伟广，结合资本市场近期的表现指出，1月份银行开始控制信贷，股市投资者担心流动性下降，导致股市连续下挫，但国债和企业债指数均大幅回升，表明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大量资金仍停留在银行间市场而难以找到投资渠道。

　　当前民间资本投资的一大新动向，就是倾向弃实业赚快钱。周德文说，值得注意的是，从温州资本的流向看，尽管近年来投资于新兴农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成为温州民间资本投资的重点，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前景的不可控性，民间资本更热衷于投资金融领域，随着近年的经济发展，原本属于垄断性较高、利润亦较高的金融行业逐步开放，包括本地银行的改制、信用合作社的改革以及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为民间资本流向提供了新的渠道。

　　据周德文的估计，目前温州地区资本投资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金融行业的总量至少达到1000亿元。

　　东莞易事特大型电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思模说，在他的10位企业家朋友中，目前已经有4人移民出国，3人退出实业转投资本市场，只有3人还在继续做制造业。

　　民间资本倾向投入的另一领域是楼市。上海湖州商会秘书长周迪宇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主业形势不好，2009年到上海炒地、炒楼的浙江民企老板增加，炒房者以使用自有资金居多，也有部分人采用民间借贷的方式集资用于首付，但均利用银行的高杠杆率来实现“四两拨千斤”。他介绍，很多民企老板认为，人民币对外要升值，对内是通胀，企业的经济效益一时也不会有明显改善，现在一线城市卖房套现后的资金向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转移，尤其是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三线城市流入更多。

　　周迪宇说，经过2009年这一波投资热潮，很多民企老板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做实业太辛苦，炒地产来钱快”。他担心，流入楼市的钱一时很难再流回实业，短期内房地产的“吸金效应”难以改变。

　　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在中国内地，富人投身社会慈善的氛围尚未形成。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三大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另一方面，富人阶层每年对慈善事业的捐赠比较有限。这一巨大反差凸显社会财富的流向难以消弭贫富差距。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不同人士反映，近年来，中国财富群体从事慈善活动有所增多，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也在增强，但整体上还是偏弱。

　　胡润研究院去年发布的《2009胡润慈善榜》中，中国共有100位富豪上榜，五年累计捐赠近157亿元。其中有78名富豪入选过《2008胡润百富榜》。这100位富豪平均捐赠额达1.6亿元，占《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的4%。

　　胡润说：“汶川大地震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慈善进程，中国企业家的慈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集体提升。但是与《2008胡润百富榜》富豪平均财富相比，民营企业家们发展慈善事业的潜力还很大。”

　　温州多位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许多富人不去做慈善的原因包括：一是不想露富，怕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二是有些富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公德意识。三是有些富人想回馈社会，却感觉做慈善的渠道有限。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民间捐赠的使用往往与政府的财政资源混在一起，这种混同导致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功能过强，慈善捐赠最终无法体现民间公益的地位和作用。这既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大势不符，也抑制了民间慈善力量的生长发育，消减了公益慈善行业的生产力。

　　卢晓等人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92位个人资产千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家中，对自己的慈善捐助效果感到不透明不太满意的达到64.2%，有9%的受访者很少捐助。

　　《福布斯》中文版总编周健工认为，中国企业家们的捐赠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积极探索和发起非公募基金会，更慎重地考虑是否将善款零散地、随意地捐给其他公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