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路在何方

　　“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孙瑞灼

　　1月3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七年锁定“三农”，并首次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据悉，这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使用，传递出中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高度关切，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高度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

　　“新”在何处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在1.5亿外出农民工中约占60%，人数近亿。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由于成长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不论从价值追求、行为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有人曾这样警告珠三角的老板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这一句话，道出了两代农民工由内而外的差异。和上一辈人最大的区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不同的追求和梦想。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而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虽然户口在农村，但他们一般都没有种过地、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农村对他们而言非常陌生，他们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也渴望融入城市社会。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追求的不同导致对身份的认同也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就是农民，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和城市人。身份定位的不同，导致他们行为方式、消费观念也不一样。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自我”。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好的教育，具备了更高的素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更好的教育唤醒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权利诉求，具有较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从事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工作3年多后，被多家医院诊断患有职业病—尘肺，但其所在企业却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多次向有关部门投诉、求助后，经过前后3个月的时间，他终获做正式鉴定的机会。然而，为其鉴定病情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开出了一纸“肺结核”诊断。无奈之下，这位28岁的年轻人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执着地要求“开胸验肺”，终于换来一个明明白白的真相—确为尘肺。而孙中界则在上海打工第二天遭遇“钓鱼执法”愤而“断指名志”。 2009年， 两位河南小伙子的惊人之举，让人们见识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觉醒。

　　由于没有吃过太多的苦，温饱也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上与父辈相比差了许多。他们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 .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 一位个体老板感慨地说：“如今招工比原来难多了！以前来应聘的只要求能解决吃和住，工资五六百就满意了，可现在应聘的人不光要求工资起码800块，还对吃住条件挑三拣四，就这样还留不住人呢！有个20岁左右的农村姑娘来应聘，本来工资已经谈好了，后来又提出想去住宿地看看，当她得知自己住的地方没有空调时扭头就走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现在的年轻人要求高得很，而且对他们的管理也越来越难，如果哪句话说的不对就有可能炒我的鱿鱼。”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

　　“五大困惑”

　　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享受城市文明，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然而与他们的渴望相比，从制度到心理到具体措施，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经济接纳、社会拒入”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面临巨大的困境。

　　壁垒之“惑”。许多城市在农民工融入城市上设置人为的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这种以货币构筑的经济壁垒对普通农民来说是难以逾越的，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障碍。又如，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

　　身份之“惑”。“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来自政府对农民工最精确的定位。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然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城市也并没有敞开胸怀，把他们当成真正的市民，非城非乡的身份让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十分尴尬的处境。

　　就业之“惑”。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我国高端产业发展严重不足，难以吸纳较多高端人才，博士生挤掉硕士生，硕士生挤压大学生，而大学生则去和农民工“争饭碗”，甚至有的大学生要求的工资比农民工还低。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要和老一代农民工竞争岗位，还要和大学生来竞争岗位，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更加困难。

　　婚姻之“惑”。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网络上曾演绎流传这么一句话：新生代农民工，“媒婆”喊你回家相亲。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婚姻面临困境的写照。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 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迫在眉睫”

　　人数近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当他们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必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又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他们既未被城市接纳，又对农村极为淡薄，很多人把他们归纳为“愤青”的一代。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还能“安贫乐道”，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多了愤世嫉俗。有着改变现状强烈渴望，而在向“上”的渠道被阻塞的背景下，强烈渴望就会异化为心理失衡。而且，农村新生代和城市的新生代相比，心理更容易出问题。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最容易城镇化的，它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有助于加快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城市化过程，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职业的非农业化、生活质量城市化、社会身份市民化。如果城市化仅仅完成农民向农民工的转化，而没有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转化，不仅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完全转移，不利于城市化目标的真正实现，也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社会稳定。如果继续拖延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种种问题依然不能彻底解决，就有可能转变为社会结构性问题，会产生一个规模很大的缺乏归属感的人群，游离在城乡之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将会随之而来。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显然，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路”在何方

　　新生代农民工走向市民化，才是他们的归宿，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明显差异，迫切需要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扎根城市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全社会都要积极帮助他们，从政策、观念和实际待遇，给他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根”。

　　首先，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需要中国的城镇管理政策尽快作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城市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农民工，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观念已完全过时，那种给农民工的进入设定众多门槛的做法，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以感恩、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城市要敞开胸怀接纳农民工，让农民工融入到城市中来，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成为城市真正的主人。当前，特别要把发展中小城镇作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出路和归宿的重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其次，要改革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让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待遇，这比在城市生存更重要。这就要政府构建覆盖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让他们享受与其他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以逐步达到将他们市民化的目标。。以住房保障为例，2009年出版的《广东消费蓝皮书》指出，至今仍有31%的农民工住在集体宿舍，而住在“像样”住处的则只有11%。这种“无根”的现实，足以令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梦破。显然，农民工住房问题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否则，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无能为力在城市安稳定居。各地各有关部门应当把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尽快放上议事日程，将他们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利用城市改扩建、发展小城镇、建设卫星城等机会，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须的基本住房条件。

　　第三，要切实维护农民工的权益。多年以来，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是在农民工权利缺失基础上的发展。近些年的多种情况已经表明，损害农民工利益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冲击着旧有的农民工管理方式和待遇机制，他们不能容忍低工资，不能容忍劳动条件差、住得不好吃得不好，不能容忍没日没夜地加班。虽然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较上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所进步，但从总体来看，农民工的问题依旧是相当突出。工资偏低，劳动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职业病频发，劳动安全危害性突出，大部份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医疗、居住问题比较大等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各项合法权益。特别是要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现实。

　　最后，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上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两者面对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老一代农民工是在短缺经济阶段进城或者到沿海地区打工的，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是过剩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局面。面对这种复杂局面，他们显然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先前很多的技术都成了“屠龙之技”，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的产业结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让他们适合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