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扛背驮鼓鼓囊囊行李的农民工。新华社发劳务市场上缺工最严重的就是那些“有活大量招，没活就裁人”的电子、服装企业。新华社发 一群人围着一名招工者在打听。这名招工者在招去国外的打工者，可当听说出国前还需交6000元的相关费用时，许多人悄悄地退了出来。老刘来自安徽，他告诉记者，出来打工的农民工身上一般不会带这么多钱，即使有这笔钱，也不太敢去冒风险，万一招工遇上骗子不就惨了！
春节长假结束后的第一天，华东最大的农民工劳务市场——江苏省南京市安德门民工劳务市场(下称安德门市场)开市。一天之内，2万多人进场。这么多农民工，他们最终要涌向哪里?
在第一代农民工仍然奔波在城市的脚手架上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二代农民工也加入其中。与父辈相比，这一代农民工脑子更活、胆子更大。
据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量和比例均呈大幅上升趋势，二代农民工犯罪及其预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新变】对工作明显挑剔，不仅要求较高待遇，还追求工作之外的自我生活空间，很多人不愿意从事需要经常加班加点、业余时间没有保障的工作。 “老板，你要招什么工?”这是记者2月23日在安德门市场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虽然来之前有了一些心理准备，但看见眼前的情景，记者还是感到了一种“震撼”。到处都是肩扛背驮鼓鼓囊囊行李的农民工，每个服务窗口前都挤满了人，靠近市场的马路上，也成堆成堆地站着或坐着来自外地的农民工。
记者看到，市场外，人潮中不时会形成一个个圈子，一旦有像招工者身份的人出现，身边立即会聚拢起一群农民工，他们希望招工者能带来一个适合自己的工种和岗位。
一群人围着一名招工者在打听。这名招工者在招去国外的打工者，可当听说出国前还需交6000元的相关费用时，许多人悄悄地退了出来。老刘来自安徽，他告诉记者，出来打工的农民工身上一般不会带这么多钱，即使有这笔钱，也不太敢去冒风险，万一招工遇上骗子不就惨了!当被问及为何不到市场内正规的中介机构去登记找工作时，老刘说，现在市场内的中介也不是都正规。再说，35元的中介费用和20元办理“就业服务证”的费用，也把许多囊中羞涩的农民工挡在了“外面”。
老刘来南京已经三天，一直在安德门市场游荡，“但愿能很快找到工作”，这句话不断在老刘嘴里重复着。为了省钱，老刘早上花2元钱买一根玉米，这根玉米是他一天的口粮。记者身上所带钱不多，掏出50元给他，希望他在找到工作前，无论如何要留足返家的路费。
老刘说，再等等看，实在不行，只要用人单位能够包吃住，他也去，工资多少就先不考虑了。
和老刘的窘迫不同，一些看起来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似乎有些漫不经心。
与农民工打了多年交道的南京市就业管理中心副主任孙斌表示，如今，二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与父辈“有活就干”相比，二代农民工对工作明显挑剔，不仅要求较高待遇，还追求工作之外的自我生活空间，很多人不愿意从事需要经常加班加点、业余时间没有保障的工作。目前，劳务市场上缺工最严重的就是那些“有活大量招，没活就裁人”的电子、服装企业。
【诱惑】二代农民工年轻、阅历浅，不愿吃苦又想过上好日子，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上歪路。 去年8月的一天，两辆大客车停在安德门市场门口，正聚在门口等待雇主的农民工纷纷围了上来。
“要找工作的都上车!”一个老板模样的男子站在车门口招呼着。很快，85名农民工在贾某和赵某带领下上了车。
然而，大客车开进了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原来，“工地招工”只是一个饵，为了侦查一起特大跨省犯罪案件，警方已经忙活了7个月。
案情源于去年1月，上述这伙人到雨花台区一工地应聘做脚手架工人，工资要求比市场价低不少。可干了两天活，他们向用人单位提出涨工资、在职工宿舍装空调、晚餐提供啤酒等要求。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就走人，但用人单位要补偿“误工费”1万元。被用人单位拒绝后，这些人随即展开“维权”，导致工地无法正常施工。最终，用人单位不得不屈服。
雨花台区警方并没有急于惊动这伙以二代农民工为主体的不法分子，而是在掌握大量证据后，才以“工地招工”为饵将他们一网打尽。
在大量证据面前，以贾某为首的团伙主要成员交代，他们先后作案10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50余万元。事实上，早在2006年这伙人就聚集在一起，起初只有十几人，主要在江苏南部地区一些工地作案，后来不断有人加入，作案范围也扩展至北京、福建等地。
据贾某交代，他们非常善于采用“非暴力”手段。在东北一个工地，他们工作了一周后才提出“加薪、装空调”等条件，并以“弱者”的身份向当地劳动、公安等多个部门进行投诉。在社会压力面前，用人单位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可贾某等人却以担心安全问题为由，要求返回南京。最终，除了工钱，每个人还拿到了1000元“误工费”，就连往返路费也由用人单位买了单。
最终，这个团伙的成员有62人被刑事拘留、13人被劳动教养、4人受到治安处罚，另外8人被警方教育后释放。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
这仅仅是南京市检察机关公布的一个案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04年以来，南京警方每年都能在安德门市场打掉至少一个诸如此类的团伙，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
此类团伙中，只有几个人是核心人物，其他人都是被引诱进来的。而这些核心人员，大多劣迹斑斑。在贾某、赵某团伙中，为首的7人都有过犯罪前科。在他们“不干活也能挣钱”的教唆下，一些在劳务市场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特别是二代农民工也加入其中。“二代农民工年轻、阅历浅，不愿吃苦又想过上好日子，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上歪路。”雨花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如是说。
【特点】新型犯罪多发生在二代农民工身上，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群体多受过一些教育，有一定文化，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思路开阔且办事手段灵活。 针对近年来农民工犯罪呈现的新特点，南京市雨花台区检察院专门进行了调研。通过调研报告不难看出，农民工严重危害社会恶性暴力犯罪案件上升，抢劫、强奸、入室盗窃、寻衅滋事等严重犯罪多发。据统计，2006年，发生在雨花台地区的抢劫案件中，有40%系外来农民工所为，而至2009上半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75%。以2009年发生的“418抢劫案”为例，两名农民工因在劳务市场长期求职无果，遂抢劫银行储户，逃跑途中为抗拒抓捕，持刀将一名见义勇为的市民捅死。
此外，农民工入室盗窃案件占该区发生入室盗窃案件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2006年占41.9%，2009年上半年已高达77%。而农民工寻衅滋事犯罪案件更加突出，2006年占辖区寻衅滋事案件总数的52.3%，至2009年已达77.8%。
记者通过调研报告发现，以往劳务市场周边农民工犯罪多以盗窃、抢劫等侵犯财产和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类为主，但近年来，扰乱经济、金融秩序等新型犯罪出现上升趋势，付某等出售假发票案就是一个典型。
起初，付某只是购买假发票进行出售，在利益驱动下，他将家人、朋友裹挟进来，购买设备制造假发票出售牟利，案发后，警方从其两处租住房内查获假发票共计1.5万余份。破坏金融秩序类犯罪多发生在信用卡套现上，一些农民工伙同当地居民用自己或他人身份证，虚构工作或收入证明，疯狂申领信用卡套现。
“新型犯罪多发生在二代农民工身上，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群体多受过一些教育，有一定文化，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思路开阔且办事手段灵活。”雨花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许多二代农民工不屑于干盗窃、抢劫等“小偷小摸”的事，理由是来钱少、风险大。在他们眼里，制作贩卖假发票、办理信用卡套现是“低风险、低投入、高产出”的发财捷径。
【特殊群体】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二代农民工涉罪比例不断提高，社会各界对此应给予高度关注。”雨花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顾晓宁认为，多数二代农民工自幼跟随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
二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二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引起了各方重视。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采取对策，积极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2006年3月，安德门市场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它也是全国首家设在农民工市场专为农民工维权服务的法律援助工作站。从去年截至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站和雨花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各类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40起，涉案人数150多人，为农民工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打击和预防】把握好刑事处罚力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当严则严、当轻则轻，充分发挥刑罚功能的调节作用。 “农民工犯罪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来解决。打击犯罪是必要的，但是预防犯罪同样重要。”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预防与控制犯罪研究所所长狄小华对记者表示。
近年来，雨花台区检察院为农民工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做了大量工作。该院检察长张宁生告诉记者，农民工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应解决好三个问题:首先是把握好刑事处罚力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当严则严、当轻则轻，充分发挥刑罚功能的调节作用。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犯罪、团伙性犯罪、累犯等行为，要及时进行严厉打击。对偶发性、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犯罪要根据犯罪者的动机、家庭情况、认罪态度等适当从宽处理。通过发挥刑罚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防止犯罪扩张。
其次是加强管理，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规范劳务市场周边地区出租房和暂住人员的管理，加大对流动人口的排查力度，建立完善系统的户籍、档案、从业状态等的登记制度。加强分析研究，定期对劳务市场周边地区犯罪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确立打击重点，最大限度减少和遏制犯罪现象发生，保障农民工合法权利。针对二代农民工特殊的生活背景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教育和法制宣传。
第三是搭建完善就业平台，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便利条件。完善农民工就业管理运作机制。整合相关部门职能，规范劳务市场及职业介绍机构，对中介收费适当的减少或政策补贴。与劳务输出地密切联系配合，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培训，使农民工能更顺利地找到工作。建立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更新用工信息，打造阳光劳务信息平台，保障用人单位和务工人员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崔洁肖水金余波) (来源：检察日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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