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家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8人，省部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230多人。
2008年，在公务员队伍中，女干部已占40%以上，广东省女干部的比例是41.1%，广州市女干部的比例更是高达51.5%。
1934年参加广州国际妇女会的妇女合影二十世纪30年代穿休闲装的广州女子旧时的广州摩登女郎民国初年的西关小姐准备参加广州市第一届人大代表选举的广州满族选民 昨日，在由广州市妇联举办的“百年广州妇女展”上，一张张广州女性的面孔在人们的眼前缓缓映入：
她们是黑暗中摇曳着三寸金莲的晚清女子，她们是伴着木头丈夫孤枕而眠的番禺新娘；
她们是身着白衫黑裙的西关小姐，她们是身穿连衣裙的时髦女郎；
她们是临时议会上声泪俱下的女代议士，她们是议会上与男议员激烈争执的女代表；
她们是面带微笑勇赴刑场的坚贞斗士，她们是振臂一呼应者万人的女中豪杰……
100年来，她们经历着怎样的血雨和腥风？她们走过了多少崎岖和坎坷？她们收获了多少胜利和喜悦？她们成就了多少光荣和梦想？
今日，我们特别推出“广州妇女百年”上辑：参政和风尚。参政议政
1912年9月18日，一个叫李佩兰的广州女子在当时的广东省临时议会上提出《电争女子参政权案》，未获通过，同行的女子“大肆詈骂，继之以哭”……为的是女子参政权；
就在同一年的3月20日，一个叫唐群英的湖南女子，率20余人冲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临时参议院，砸碎玻璃窗，踢倒卫兵，她还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痛殴宋教仁……为的也是女子参政权；
而到了2008年，在公务员队伍中，女干部已占40%以上，广东省女干部的比例是41.1%，广州市女干部的比例更是高达51.5%……
民国初期 广州女子“声泪俱下”争参政权
“如今回望一百年前的妇女为了争取参政权所做的努力，似乎幼稚得可笑，但在当时，却是了不起的进步。”在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王宏维看来，当年那批为了参政而跟男子“大打出手”的中国女子着实可爱。
她们当中，最著名的当属唐群英。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对于妇女的权利未提一字。已经将女子参政权写入宪法上书参议院的唐群英，联合20余人再次上书孙中山要求修改《临时约法》。可是她们的女子参政案却遭临时参议院否决。为此，唐群英率20余人闯入参议院大打出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无独有偶，在广东也有着一群如此“骁勇”的女子。
武昌起义后，广东省临时议会选举了10名女代议士。1912年9月18日，女代议士之一李佩兰在省临时议会提出《电争女子参政权案》，可是，却因为遭到男议员们的反对而未能通过。其间，一女代议士痛恨“男子压制女权”，“大肆詈骂，继之以哭，声泪俱下。”五四时期 广州开创中国女子参政先例
1919年，一个叫郑毓秀的女子被广州军政府的外交部任命为外交调查会的名誉会长，此为“中国女子参政运动的先例”。
五四运动后，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呼声再次高涨。1919年秋，广州女界70多人发出通告，提出解放教育、解放职业、解放政权。
1921年4月13日，广州城5000多名妇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妇女参政权。最后，广东省长发布命令，承认女子在县议会选举中可成为选民，广东女子参政名义上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不过，当时对女性而言，参政仍只是资产阶级太太、官太太、官小姐们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普罗大众的目标。”王宏维表示，就像民国初期那些有着参政理想的女子，她们大都参加过辛亥革命，是同盟会的会员，大都出身封建地主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有的是逃婚的少女，有的是富商的寡妇。
新中国成立后 出现中国首次女性参政高峰
“如果不是新中国，小店员家庭出身的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参政呢？”原广州市妇联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碧娴说起她的参政议政经历，感触颇深。
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女性参政高峰。宋庆龄、何香凝、蔡畅、邓颖超等都先后步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1950年那一年，17岁的李碧娴考上了当时的广州执信女中。可是只读了半年，由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急需一批青年干部，她便被抽调到了共青团广州市委。
“那时候的目标是，县县有女县长，乡乡有女乡长，村村有女村长，队队有女队长……”今年83岁、出身贫寒的原广东省妇联副主任张璧也在新中国成立时当上了女干部。改革开放后广州女干部占51.5%
“改革开放后，女性参政议政的渠道更畅通了。”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冼若瑶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导班子中的女性干部比例都有了更大的提高。据统计，2008年，国家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8人，省部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230多人，在公务员队伍中，女干部已占40%以上，广东省女干部的比例是41.1%，广州市女干部的比例更是高达51.5%。
“有人说，很多女性干部在工作中经常得不到重用，但我从来没有这样觉得。”1944年出生的冼若瑶说自己是外柔内刚的人，1991年，她走马上任广州商业局副局长，“管的都是重要的部门”，她说，“业务处、劳动工资处、基建处……都是很重要的岗位。”
1995年，她调任广州市商委任副主任，分管的还是“要害处室”，计统处、审计处、行业管理处……1998年，她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还曾担任广东省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起来，也一点不含糊。
有研究表明，如今女性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政治热情和政治责任均有所提升，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国内外大事的关心程度都较高。尤其是广东省妇女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自身具备了参政的必要条件，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女性参政可以很有作为。
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来历
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提出了反对资本家剥削、争取自由平等、实行8小时工作制与增加工资等政治和经济要求，得到了国际上广大劳动妇女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1910年8月，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决定将每年3月8日作为国际劳动妇女的节日。
1924年3月8日，在中国著名妇女活动家何香凝的主持下，中国各界妇女在广州第一次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集会。
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中国的劳动妇女节日。
1977年，第32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决定把3月8日作为“联合国妇女权益日和国际和平日”。女性风尚 从旗袍到超短裙
从1910年首个国际三八妇女节到今天，从旧时旗装、袄裙到新式学生装、新式旗袍，从军装、列宁装和布拉吉到阔腿喇叭裤、超短裙，直至今天丰富多样的女性着装，广州女性服饰的百年变迁展现了女性思想由保守禁锢走向自由与解放的过程。
民国初期 城市女性着旗袍 农村妇女穿唐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后，旧式服装随着封建旧观念一起被清除，但是新的服饰文化还没形成，此时女性的穿着进入一个“杂乱”的时期。
到了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颁布《服制条例》，规定男子礼服为袍、褂和中山装，女子礼服为袄裙和旗袍。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的裤装同样很受青睐，短上衣配裤的着装，被称为“Moderndress”。张璧1927年出生于汕头的农村，她小时候看到乡里的有钱人家小姐穿着西装裤，把白衬衫束在里面，显得很有派头和精神，“我远远看到非常羡慕，但只能流口水。”
出生于农村贫苦人家的张璧有点辛酸地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从小到大没有穿过什么满意的衣服。”旗袍、洋装、裤装都是有钱人家小姐的玩意，农村妇女只有穿旧式唐装，自己织棉布自己做，颜色一般为黑色和蓝色，因为不容易脏。张璧说，如果贫苦人家的女儿存钱买了西装裤来穿，还会被乡里指指点点，认为是“发疯”了。
改革开放前 服装较单调不讲究美感
“新中国成立后，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女性服装在审美上的标准降低，首要考虑的是便于劳动。”李碧娴表示。谈到主流的服饰，不能不提的是列宁装和布拉吉。“做套列宁装，留着结婚穿”是当时年轻人的流行说法。至于布拉吉，其实就是连衣裙。这种裙子有宽松的短袖和简单的圆领，裙子是褶皱的。
而从上世纪60年代后到“文革”期间，男女的服装开始趋向一统，人人都爱穿军装。改革开放后“露”得越来越多 老人家“吃不消”
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广州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女性服饰首先“改天换地”。对服装样式、花色的追求逐渐从躲躲闪闪变得理直气壮，一系列各具风格的服饰开始登上“时尚秀台”：花裙子、喇叭裤、牛仔裤、健美裤、超短裙……
有意思的是，每种服饰开始亮相时几乎都伴随着一番争论。例如从美国传入的喇叭裤，张璧记得，当时保守的人们还一时接受不了这新潮服装，很多人骂穿喇叭裤的人是“流氓”。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牛仔裤也曾因为过于前卫、有点“颓废”而受到诟病。
相对而言，健美裤则很顺利地领导了上世纪80年代女性服装的潮流，其普及程度几乎人手一条。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广州女性的服饰向更多元化发展，先是追赶港台，后是向欧美潮流靠拢。然而服饰发展的迅猛势头也让不少老人家觉得吃不消，张壁开玩笑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女孩子穿的衣服“暴露的面积越来越大，短得连屁股都看到了”。
2008年，国家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8人，省部级的女性领导人已达230多人。
2008年，在公务员队伍中，女干部已占40%以上，广东省女干部的比例是41.1%，广州市女干部的比例更是高达51.5%。（记者黄蓉芳卢文洁 通讯员市妇宣 图/记者乔军伟翻拍）
来源：人民网
上网从搜狗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