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妇女百年下辑
文/记者黄蓉芳、卢文洁
通讯员穗妇宣、粤妇宣
图/记者乔军伟翻拍
女性权利
昔日：女子无才便是德
如今：女硕女博一大把
1853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夫人在广州办起一所基督教女子寄宿学校，开始了广东妇女进学校的历史。到上世纪20年代，广州已率先在全国掀开了蓬勃的“兴办女学”运动。
拥有知识，才有就业的可能，才能逐渐摆脱“家庭主妇”这单一角色。百年来广州妇女一步步在职场上自由驰骋，游刃有余。女企业家、女科学家、女院士……都已不再是如天方夜谭般的陌生词汇。
受教育
中国父权文化推崇并实施“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一状况，随着近代中国的变革而被改变。
上世纪之初，“女学”已在广州呈燎原之势。华南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李宏维介绍，在1924～1926年，广州已有10万女孩子上学。
但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的女孩子要念书仍很困难。1936年，张璧9岁，小她两岁的弟弟已去念书，她也闹着要去。母亲最后答应送她读两三年私塾，之后张璧只能自己挣钱读书，种菜、挑沙、挑泥什么都做。
新中国成立之初，适龄女童终于享有与男童一样受教育的权利。不仅如此，乡村还兴办了文盲妇女“扫盲班”。张璧回忆，扫盲班将不识字的大姑娘和小媳妇聚在一起，利用晚上的时间学字。学的内容一般是自己的名字，还有日常用具的名称如锄头、筷子、碗等。
现如今，女学士、女硕士、女博士的数量每年都在不断刷新。
就业
李宏维认为，女性就业格局的拓展与其教育水平的提升成正比。李碧娴以自身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上世纪40年代，她看到社会上有不少妇女参加工作，遂立志做职业女性。她在1950年考上执信女中，并在1951年被抽调到广州市总工会工作。“当时只要你有能力，不论男女，机会很多。但如果我是个文盲，那什么可能性都没了。”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前，职业女性仅是少数，而且做同样工作，报酬比男的少很多。张璧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样到工厂干活，男人一天能挣十几元，女人只能挣到几元。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的就业天地广阔了，同时争取与男性“同工同酬”。改革开放后，女性更是谋划创业。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姑娘翟美卿开始做家具生意，两年后23岁的她就挣到人生首个100万元。1990年，她和丈夫创立香江集团。在“2006福布斯中国情侣富豪榜”上，她与丈夫刘志强排名第十，财富统计达39亿元人民币。
更多广东女性在学术工作中取得大成就。2009年，中国科学院新增院士名单出炉，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肾内科主任侯凡凡榜上有名，广东首个女院士由此诞生。
与此同时，广州妇女的就业率也有显著提高。有数据显示，“十五”期间广州有26.5多万名妇女接受职业技能培训，妇女就业率在2005年提升到75.44%，就业人数比2000年增加2.6万人。
男女平等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一沿袭上千年的弊俗陋习——溺杀女婴。此恶习的根源，在于“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张壁1927年出生于农村，由于是长女，被养了下来，但她的妹妹刚生下来就被送给别人做童养媳，一岁左右就死了。
男女平等观念真正得以贯彻，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土改分田地时，男的一份，女的同样获得一份。对女性可以获得同样土地，张璧深觉震撼：“旧社会男的在户籍里算丁，女的什么都不算。土改中女的同样分得一份土地，首次获得经济权，这是翻天覆地的变革。”
婚姻家庭
百年前，男子多三妻六妾，女子则必须从一而终；百年后，网恋、闪婚甚至不婚，女人都能“我的地盘我做主”。
百年前，“鬼妻”、“公鸡代婿女”无一不过着泣血的生活；百年后，“剩女”无须躲躲闪闪，“独女”也变得理直气壮。
这一百年来，在婚姻和家庭里地位与命运的变迁中，广州妇女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呢？
清末民初
多妻盛行富豪娶妾过百
苦命女子竟与公鸡拜堂
“我的曾祖母、祖母和母亲的命运，可以说是旧社会广东女性在婚姻中悲剧命运的写照。”今年已83岁高龄、祖籍汕头的原广东省妇联主任张璧说。她说，她的曾祖母嫁给曾祖父后，因没有生育便被一纸休书送回了家。结过婚的她不能再嫁，于是便捡来一个男孩抚养，以度余生。那个男孩就是她的祖父。祖父成年后，娶妻成家，可是，结婚没多久，祖父便因病身亡，留下一遗腹子。祖母从此也不能再嫁，更悲惨的是，孩子很快夭折。于是，祖母又捡来一个孩子养育，那就是张璧的父亲。父亲尚未成年，祖母便收留了一个前来讨饭的女孩做童养媳，那就是张璧的母亲。母亲长大后，跟父亲成婚。可是，张璧的父亲在生育了四个孩子后，30来岁便英年早逝。于是，张璧的母亲也守寡至终老。
“那时候，男子可三妻六妾，女子须从一而终。”张璧感叹道。1912年的《暂行新行律补充条例》还明确地承认了妾的存在。时人胡术安记载说：广东多妻制盛行，社会上咸以妻妾之多寡视其人财产之丰啬……闻某富豪有胡椒树一百零八株，而竟娶一百零八妾。每妾各收一株之利益，以为饮食服饰之费。
“在婚姻和家庭中，妇女毫无地位和尊严可言。”张璧说，当时，很多对婚姻恐惧的女子，到了一定的年龄，便自行易辫而髻，通过这种仪式，以示矢志不嫁，独自终老。她们被称为“自梳女”。在广州市天河黄村、棠下等地，至今仍生活着一些永不言嫁的“自梳女”。
更令人发指的是，当时一些侨居国外的子弟，适逢婚龄希望在家乡找一女子为妻，以便照顾年迈的父母。可千里迢迢，回乡不易，便由父母物色一女子。但到了完婚之日，与女子拜堂的却是一只公鸡。婚礼的当晚，公鸡还要缚在新房中与新娘共度良宵。很多女子，终其一生，都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
民国时期
教堂结婚或办集体婚礼
结婚需取得“婚检”证明
1943年，番禺江村一个贫寒家庭的女子江清秀嫁进一个地主家庭。可将与她相伴一生的“丈夫”只是一块木头。她的婆婆林金意，有个儿子叫苏尚美，在7岁时死了。可是她却说儿子成了“仙”，于是做了一个代表她儿子的木头人，胁迫17岁江清秀嫁给木头人做妾。
民国时期，童养媳、自梳妇、冥婚等旧的婚姻制度的产物仍存在。不过，政府也开始设法干预旧式婚俗。1915年的民法草案中规定：夫妻不相和谐，两愿离婚的，得离婚。很多青年男女公开自由恋爱，拒绝媒人言婚，反对父母包办婚事。
张璧说，当时，很多开明的、有钱人家的婚礼都在教堂举行了。新郎身穿黑色绒西装，新娘身穿素白色婚纱。政府还号召青年参加政府主办的集体婚礼，结婚要向政府申请取得“婚姻注册许可证”作为合法婚姻的依据，同时双方还要取得健康检查证明书，犹如今天的“婚检”证明。1946年11月，广州市曾举办了一场集体婚礼，由市长证婚。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
婚姻有自主有组织安排
婚礼要背诵毛主席语录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废除包办、强迫婚姻，确定了婚姻自由的原则。
“对于中国妇女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地位的改变。”如今已经满头银发的张璧，说起当年丈夫对她的追求，言语之间仍然有些许的骄傲。
张璧和丈夫是在革命工作中结识的。“他12岁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16岁时，迫于家庭的压力，娶了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妻子，但根本毫无感情可言。”她说，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妻子离了婚。”后来，他就开始追我了。
“我们是两个铺盖合在一起，组织给开了个晚会，大家吃了些糖果和瓜子，就算是结婚了。”原广州市妇联主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碧娴说起她的婚恋故事，哈哈大笑。她说，她的丈夫出身大地主、资本家家庭，在讲究门第的旧时代，他不可能跟小店员家庭出身的她结合。“是革命的洪流把我们冲到了一起！”
李碧娴说，当时的婚姻，当然再也不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也有不少婚姻是由组织安排的。
在当时的简单婚礼中，背诵毛主席语录必不可少。新人先向毛主席像鞠躬，右手握拳，举于肩上，当众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改革开放后
剩女不用羞独女不用愧
网恋和闪婚不是新鲜词
“我们那时拍拖，都是偷偷的，最多是到五层楼那里逛逛公园，牵牵手。”李碧娴说，现在条件好了，年轻人恋爱结婚，花样多了，观念也越来越新潮了。
改革开放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的广州，在婚姻、家庭方面，女性掌握了更多的自主权。在恋爱方式上，可以自己寻找意中人，也可以通过婚姻介绍所，时尚潮女还通过网络恋爱。“剩女”不再要躲躲闪闪，“不婚”也变得理直气壮，闪婚、隐婚都已经不再是新名词。
在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也逐渐在改变。南方医院肾内科室主任、中科院院士侯凡凡就曾说，她之所以能潜心进行科学研究，主要是她的母亲和先生给了她全力的支持。作为一名女科学工作者，她对家庭、对儿子的照顾相对较少，而她的先生帮她弥补了这一缺憾。
革命志士群英谱
女性为争取解放
“抛头颅洒热血”
女性争取自由与解放、维护自身权利的道路从不平坦。
何香凝、蔡畅、邓颖超、高恬波、陈铁军、宋维静、许广平……在广州妇女的百年历史上，有着太多夺目的面孔。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数巾帼英雄走上革命道路，更有无数的广州妇女在革命中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记住这些革命志士的名字：
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的主人公，1928年2月6日，陈铁军和革命伴侣周文雍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双双走上刑场，让敌人的枪声奏响自己婚礼的礼炮；
高恬波，广东省第一位女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她在白色恐怖中按照党的要求转移到农村坚持革命。1929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高恬波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反动军阀对她威逼利诱，逼她投降说出党的秘密。但高恬波始终横眉冷对，最后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1岁。 (来源：广州日报)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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