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瞭望：从林毅夫到朱民中国经验如何服务世界

　　2月24日，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顾问，这是继林毅夫走马上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之后，又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金融机构担任要职。如果说经济学家出身的林毅夫更多的代表着“中国的民间”，那么，身居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朱民则代表着可视为“中国的官方”。曾经被边缘化多年的中国经济学家接连出任国际金融组织要职，人们从中更多的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有专家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在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推崇自由贸易和资本随意流动的经济形态，政府放开对国内金融和企业的监管政策。作为它的坚定支持者，美国的经济遭受了重创。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则相对稳定。这样强烈的反差让全世界都陷入了反思，迫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不得不对中国经济的奇迹给予重新审视。而国际金融组织人事上的变动正是对造就这一奇迹的“中国经验”的认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坦言，IMF十分需要像朱民这样具有丰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家，而选择中国人来出任他的特别顾问也体现了过去5到10年间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幅增强。

　　虽然如此，但如果把他们得到的“新工作”仅仅看作是一种“犒劳”，显然是十分片面的。由于他们还是世界金融机构的“新兵”，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自己的职务与正确行使自己的职责，如何推动国际金融体系向更加公平、更加科学、更加稳定的方向迈进，是一个相当关键问题。

　　首先，当前主导世界金融的依然是“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金融危机发生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华盛顿共识”就是此体系的扩展。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国家也普遍学习这一模式。但学生还没学好，老师已经出了问题。因此，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不断地对此审视。

　　表面上来看，脱离实际的过度自由化是这个体系失败的主因，但实际上来说，美元作为美国通货和世界通货混乱职能是导致这个体系差点崩溃的根本原因，因此，去年央行行长周小川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要求，“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被欧美视为对美元的挑战，引起广大期盼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国家的共鸣。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如何找准现实与未来的平衡点，恐怕是我们的两位经济学家最需要关注的。

　　第二，在反思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政府、企业与市场的边界认识越来越模糊，而金融体系恰恰是这三者中的基础工具。正是因为金融的超越地位，才让危机不断扩散。如何规范世界金融体系更好地为世界经济服务是历史性难题，也需要中国两位经济学家有所建树。

　　中国在这些方面，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世界金融组织为何选择两位中国经济学家的重要原因。中国前三十年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系，实际上是漠视市场，把全国都变成一个个企业车间，而政府正是保障整个车间的基本运行，当时的银行也是支持这些工厂式车间的运行。后三十年则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系，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主要由市场决定，政府的干预主要是保障市场的运行，而金融则是通过自身的系统支持企业与市场的运行。经过市场与计划洗礼的中国经验，或许将为解决“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难题提供思路。两位经济学家可以从这方面更好介绍中国经验，同时扩大中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扩大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第三，两位经济学家赴权威国际金融组织，对于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发展中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最近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新的资产泡沫的出现，以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让世界看清楚了新美国模式一家独霸的弊端。发展中国家多年的苦心积累，被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地像收割稻草一样一次次掠夺走。穷国之所以越来越穷，根源就在于国际畸形的金融体系和失衡的经济体系。穷国们只能是国际游戏规则的被动执行者而非决策者，只能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参与者而非领导者。长此以往，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

　　因此，像IMF这样的国际金融组织，是自己主动改变富国的“代理人”形象，还是要发展中国家逼迫才改革，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中国的两位经济学家就任国际金融组织，代表的绝不仅是中国的利益，他们需要更多的智慧来推动国际金融的稳定、改革和发展。

　　（作者为资深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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