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非洲”的三重误读

　　“中国在非洲”的三重误读

　　文_沙伯力（Barry Sautman） 严海蓉

　　2010年2月2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非盟峰会上表示，世行正与中国联合资助一些项目，以发展非洲的制造业。为了寻找共同投资的机会，佐利克改变了世行以前对中国大规模“矿产换基础设施”协议的批评态度，称世行可能会参与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这一表态，连同佐利克此前关于“中国把一部分价值较低商品（如玩具或鞋类）转移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特区生产”以及“非洲在出口加工区建设方面多倾听中国意见”的建议，勾勒出了世行这个全球头号扶贫机构从排斥中国在非洲影响到主动与中国合作的转变脉络。

　　世行的态度转变，代表了西方社会对既往过多批判“中国在非洲”角色进行自我反思的新趋势。前几年，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在非洲的作为有碍当地善治甚至阻碍当地发展的说法很流行。200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非洲乱治的庇护者》是其典型，该社论说中国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并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作“最喜欢的人”，使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还断言，中国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非洲，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却不坚持西方国家所努力推动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的准则，从而使最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加困苦。社论还对中国公司对赞比亚矿工的剥削表示愤慨。

　　类似《非洲乱治的庇护者》这样的说法曾经在西方舆论界大行其道，如今，改变的风潮起于青萍之末。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系统梳理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话语的常见误读。

　　非洲“资源依赖”罪不在中国

　　中国如今是仅次于美国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关于中非贸易最常见的误读是，中国使非洲更加依赖于通过出卖原材料来获得收入，因而荒废了农产企业和制造业。

　　真相究竟如何呢？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但这种结构并非奇特：2008年，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也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中国总理指出，中国只占全球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1/16。因此，中国并没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场。而且，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大陆的制造业主要限于纺织品和服装，这方面也是中国制造的强项，所以，非洲对华出口最多的只能是资源。但这种对资源的依赖与中国的“选择性进口”关系不大，而是非洲自身产业结构单一的结果，不应“倒果为因”。事实上，在中非贸易结构中，非洲长期处于顺差，中国宣称中非贸易（约占中国外贸总额的4%）对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20%。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了125亿美元。在2007年，该银行承诺在未来3年内用于与非洲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贷款将达到200亿美元。

　　中国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所引起的关于“中国在非洲”的争议，体现在2004年与安哥拉达成的协议中。这个交易涉及向腐败的安哥拉政府提供基础设施贷款，并且没有要求安哥拉政府报告资金如何使用。最初的20亿美元贷款主要是用于铁路维修、道路建设和办公建筑等方面。这笔贷款将以每天生产1万桶的前壳牌石油区块的石油来偿还。印度最大的石油企业一直在寻求这个区块，但中国捷足先登，原因在于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利息定在1.5%（后来利息被降至0.25%），在17年内偿还，其中还包括5年的免息期。协议还保证它所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将有价值达30%的项目会保留给安哥拉人来做，其余70%公开招标（当然，70%公开招标的项目多数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得标）。到2007年为止，中国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贷出60亿美元。一些人担心这笔用来换石油的钱会被安哥拉政府贪污掉。然而，关于“石油换贷款”协议，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加深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腐败官员会抽走他们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一部分，但中国提供的贷款不会像西方的援助那样被腐败耗尽，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与基础设施项目绑在了一起，“腐败的统治者就没那么方便地用它来购买奔驰了”。

　　西方媒体在方便地指责中国是非洲政府的“流氓债权人”时，并没有指出西方政府在监督本国企业和公民在非洲不贿赂、不作恶方面乏善可陈。对非洲石油区块的招标一般有支付给政府的“签字费”，这笔钱往往达到数亿美元。外国石油公司明知道这笔钱会被签约的政府官员私下分掉，但通常会默不作声。一个罕见的被公开的案例是：西方石油公司告诉IMF说，在2001年他们为石油管道项目向安哥拉支付了4亿美元，但是安哥拉政府声称只收到2.85亿美元。一般而言，西方国家政府不要求本国的石油公司作出这种披露，但是却“与虎谋皮”，要求腐败的政府公开自己的腐败。

　　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世界银行与乍得的协议，作为一个外部干预得以遏制石油引发腐败的成功例子，认为这个协议避免了“资源的灾祸”（resource curse），促进了扶贫。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少量资助来建设从乍得到喀麦隆的管道（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私人投资项目），自2003年以来乍得政府把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其他管道运营商的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伦敦银行。外国监督员监督着这个账户，向乍得发放资金，主要用于扶贫项目。管道建设中，由于石油价格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没有世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冒险建设。一项研究发现，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是一个“在一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这些历史条件现在已不存在”。随着油价升涨和供应紧张，石油公司不再需要世行批准来投资项目。有人认为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的地域范围和期限极其有限，对于减轻贫困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很可能会继续集中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上。美国分析家尤其认为，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在争夺非洲石油。到2009年为止，非洲为美国提供其每日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美国政府估计，在2002到2025年之间非洲石油产量将增长91%，而全球产量将增长53%。2007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护美国获得石油。

　　与美国在获得非洲石油的突出地位相伴随着的是美国对所有石油生产国的独裁统治者的支持。苏丹是半个特例：美国与苏丹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保护，但是美国反对苏丹政权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美国精英用这半个特例和中国在苏丹投资和开发石油，来使话语集中于所谓的中国在非洲“争夺石油”，尽管中国现在远不能与西方企业在控制非洲石油方面进行竞争，况且中国从非洲（包括苏丹）获得的许多石油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

　　非洲制造业衰退有多重诱因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也尖锐地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认为产品质量差，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并导致非洲制造业的衰退。这当中有部分事实的影子，但不宜作夸大解读。

　　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许多价格昂贵的基本消费品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现象使非洲的生产成本非常高，这些进口产品往往比本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中国的商品价格比两者都低，因此对基层非洲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达加斯加的中国货物比本地或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非洲，并且互相竞争，价格更加走低。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开始时12美元卖一双鞋，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价格跌至6美元一双。在加纳，随着进口的中国自行车越来越多，价格在两年内从67美元降至25美元。

　　如果说廉价的中国产品使非洲基层消费者受益，那也只有在7个非洲国家中国进口的比重占5%~14%。在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消费品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1/5，并且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对当地生产的影响不大。中国政府承认，确实有些产品质量比较差。许多中国货物是由中国或非洲的私营商人带进非洲的，中国政府并不能控制他们。然而，中国政府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符合最低的质量标准，并成立了一个部门，以阻止劣质货物的出口”。

　　不仅中国对非洲的大多数出口没有取代本地生产者，而且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也没有传说的那样破坏非洲出口，而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出口相似性指数”是用来衡量国家或地区各自出口产品之间价值重叠多少的指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而且几乎都涉及纺织品和服装，对于非洲出口的大宗资源产品则几乎没有影响。即便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这种影响也是姗姗来迟的，而且存在化危为机的可能。

　　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在2003年前后开始大幅上升，但是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已经遭遇了长期的衰退。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把纺织品和服装就业人数提高到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20%~30%。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对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从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去工业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业。

　　在2005和2006年期间，一些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明显的原因在于“相对较高的水电等费用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运往美国较长的运输时间，与亚洲相比较低的生产率和非熟练劳动力，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要少得多的棉纱来源和价格高得多的面料”。另外，从2005年1月1日开始，多年来一直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国际协定失效，此后非洲对美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下子下降20%。

　　“中国在非洲”话语指责说中国竞争尤其严重地冲击了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南非。然而，除南非以外，前三国的纺织业到2000年已经病入膏肓。后来的结果证明这几国的纺织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竞争而消亡。在莱索托，纺织品和服装业的老板一直是外国人（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2006年他们重塑自己，把自己包装成替美国市场生产“道德服装”的生产商，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原先就业水平。马达加斯加的纺织服装业共有1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5年损失了5000个此类岗位，但是2006年他们把自己的优势锁定在高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上，到2009年就业岗位又达到了10万。摩洛哥的对策也是提升其纺织品在价值链上的位置，使自己面向欧洲市场准时生产，因为欧洲市场有50%~60%的需求不可能由遥远的中国出口商来满足，因此它的出口已经开始复苏。

　　至于南非，2003~2006年期间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丧失了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8万个就业岗位是从2004年底以来丧失的。除了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一因素之外，南非货币兰特在2002~2004年期间升值了50%，使南非、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出口商品更加昂贵，也是南非纺织服装行业衰退的重要原因。无论如何，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中国在2007-2008年期间给向南非出口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定下限制性的配额。中国政府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业培训计划资助250万美元，将“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

　　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间，孰大孰小不容易划定。然而，就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而言，其影响并非像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糟糕。西方国家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纺织品产业的话，不如限制它们自己向非洲出口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在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向美国和欧盟的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开放市场，现在二手服装的销售涉及50万肯尼亚人，而该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雇用20万人的产业——几乎崩溃了。

　　非洲外企普遍存在压迫性劳动

　　流入非洲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欧洲、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加起来超过流入非洲所有FDI的一半。不过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增幅巨大，很快将成为非洲FDI的主要来源。

　　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问题上，西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法治和劳工人权准则上面。例如最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网报道，在刚果（金）的某中国公司“招收工人不签聘用合同，工人工作时间超过规定，工资水平低于当地官方标准，任意解雇或开除工人，没有基本的劳保措施，工人医疗报销标准也非常低”。而为了证明“中国人”是非洲的超级剥削者，一个被反复引用的例子是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

　　赞比亚两个非政府组织2007年出的一份报告，涉及到谦比希铜矿是否有超常压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该报告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但认为私有化是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而私有化的源头是政府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把矿区迅速交给多国公司，以获得世行和IMF发放的5亿美元国际收支援款。报告还指出，常常有人说NFCA是赞比亚铜带省的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韦丹塔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标示为‘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据说是最好的投资者，“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和经常被重复的都市神话”。事实上，在赞比亚的矿区中有许多低劣的公司行为案例，特别是在南非白人拥有的麦特瑞克公司当中。

　　至于经营谦比希铜矿的NFCA，它于1998年购买已倒闭的谦比希铜矿，使其恢复运营，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不过，它所支付的工资开始在赞比亚私营采矿公司中是最低的；而且，NFCA高级经理中有11个中国人，只有一个赞比亚人。更大的问题出在意外事故上面：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的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罢工讨薪，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此外，私有化后赞比亚矿工家庭失去免费的医疗保健，很难享用矿区医院，因缺乏预防保健，而不得不遭受艾滋病毒之苦。这些都引起了参加2006年总统竞选的爱国阵线领导人迈克尔·萨塔的关注。萨塔表示，他将赶走来自中国、印度和黎巴嫩的“侵扰者”。然而，对赞比亚政府而言，中国公司并不是最刻薄的一个，NFCA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比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的麦特瑞克公司、加拿大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印度的韦丹塔公司都高。

　　NFCA绝不是非洲最大的中资企业。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大型企业超过800家，其中有100家是大型国有企业。在尼日利亚有一个私人的、华人集团公司，拥有2万名员工，其中有许多尼日利亚人是其经理，有许多大陆国有企业在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与它合作。在非洲还有一些大型的中资企业，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有2000名工人，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鞋厂和纺织工厂雇用了1000~2000名工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却将谦比希铜矿在读者的印象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经过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压迫性的劳动条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要远远低于西方同行的所得。而且，与非洲的许多西方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投资是与非洲公司的合资企业，非洲公司分享了利润。它们中大多数是为非洲市场生产的中小型企业。中国企业在应对非洲发展计划方面是很灵活的。例如，在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禁止出口钴精矿，以前购买钴精矿的中国企业迅速顺应新政策，在刚果（金）设厂生产铜钴合金。

　　与西方在非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比较多地投入到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当中。部分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已放弃了在非洲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认为这些无利可图或太危险了”。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有2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在石油领域里，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壳牌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已在尼日利亚开采了半世纪，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原油产出大国所使用的大部分汽油还依赖进口，而中国公司却在苏丹建立了勘探、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结构。中石油声称：“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10万个苏丹人提供过就业，同时促进了苏丹其他就业部门的增长。”

　　结论

　　“中国在非洲”话语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有些分析者把西方的正面行为来和中国做比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的则在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消极影响时缺乏比较分析法，从而使话语的消费者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分析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和道德优越感，因为这些密切涉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是全然积极的，但主要的消极面并非来源于西方精英所声称的那种方式，而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压迫性的劳动制度以及对独裁者的支持，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看，中非关系与美非关系、法非关系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多，而所存在的显著差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她的社会主义遗产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使得中国的政策不像西方的政策那么咄咄逼人。

　　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进行全面考查，将会使我们质疑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使非洲失去了发展权利，而中国正日益融入这个全球体系之中。只不过，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不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因此不完全支持西方的使命。或许正由于此，与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不仅仅受到非洲精英的欢迎，还赢得了普通民众的认可。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做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了美国。面对这一结果，西方舆论和有关机构理当进行更多的反省。

　　（沙伯力供职于香港科技大学，严海蓉供职于香港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