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荒在产业结构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

　　从2003年开始的民工荒，被认为是我国人口红利削减的象征。这并不是理由，我国尚未进入人口拐点，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也在告诉我们，解决民工荒的关键绝不是多生孩子。

　　“民工荒”，荒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荒在中国的经济制度没有发生变革，荒在财富分配机制不合理。

　　从一个案例就可以看出，沿海制造业的民工荒，源于经济环境与经济制度的尴尬。

　　2月26日，全球知名家具制造厂“东莞大岭山台升家具制造有限公司”3条生产线上的数千名员工停产要求加薪，该厂的底薪是770元，工人对此强烈不满，770元的工资在东莞无法生存。站在家具厂的立场，他们同样艰难度日。

　　根据国家轻工信息中心的统计，家具业的平均利润只有3%。就行业而言，东莞是配套最完整、产业链最齐全、发展得最完善的制造基地，而东莞大岭山则被誉为“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即使如此，东莞家具产业存在弊端，如制造业成本越来越高，如招工越来越难。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东莞倒闭的家具企业在1/4-1/3之间。2009年7月，在大岭山，一半以上的企业亏损5%，20%的企业亏损10%到20%，只有一小半企业还有点微利，这多亏出口退税。

　　时势艰难，制造企业开始转型，一部分寻找周边低成本制造洼地，一部分向东南亚转移。从2008年10月到2009年12月，东南亚市场家具订单已上升了40%，欧美市场上升20%，国内市场上升了30%。而江西南康等中西部地区以更低廉的成本，打造家具制造中心，争夺国内外市场订单。留守当地的制造企业有两种选择，一是静候全球经济回暖，当他们试图在东莞复制以往的低成本模式时，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如上述的全球最大的实木家具厂“台升公司”的员工，表示出用脚投票的决心；

　　二是促进内销市场。中国家具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内销市场已经连续多年保持15%以上的增长，年销量突破了4000亿元。有一些主攻国内市场的企业，获得了200%的市场增长。在大岭山，家具的出口比例已从原来的90%以上下降到70.7%。

　　民工荒，是中国经济结构进入瓶颈期的典型症状。要突破瓶颈，必须进行大胆的制度变革。

　　首先是突破现行封闭的户籍制度，让在当地长期工作的本国公民拥有当地户籍，以实现中国劳动力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我国沿海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为例，就是享受了劳动力的人口红利而不必支付太多的成本。有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沙特阿拉伯、阿根廷和南非，在G20各国中可排到第16位。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也超过了G20部分国家。若从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看，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也毫不逊色于G20的部分国家，其中上海可排在12位。但各地的人均GDP与人均财富却未将外来民工计入在内，变相提升了当地人的财富，却将民工的社会保障负担扔给了其他地区。国界内的身份歧视与地域歧视，使沿海地区收获了劳动力红利，也结出了民工荒的苦果。有因必有果。

　　其次，制度对抄袭的宽容扼杀了创新。家具制造属传统产业，技术门槛低，一些家具厂商高成本的创新很容易被抄袭，抄袭者省略了研发成本，生产能力又如长江之水源源不绝，很快就烂大街。创新者完全没有创新红利，而法律保护与惩罚举措却如毛毛雨，如此一来，企业普遍缺乏创新动力。东莞作为家具生产与出口大市，90%的企业没有设计师。即使有，很多也仅仅局限于模仿阶段。中国制造业在低端泥潭里无法自拔，产业工人的素质无法提升。

　　最后，不得不提到垄断业对民营制造企业的打压。按理东部沿海地区完成原始积累后，产业升级是必然之举，这部分资金自然想进入产品设计、风险投资等领域，完成制造业从低端到高端的产业升级。但是，民营制造业不仅遭遇行业玻璃天花板，还在矿山等行业遭遇产权削夺，硬生生被逼成了在投资领域游弋的热钱，背上了原罪。由此，民营企业更不愿意、也不能够给民工加薪，加剧了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吸纳的劳动力开始下降，造成就业难。

　　民工荒是制度瓶颈的反映，说到底是制度荒。（特约撰稿 叶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