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关门卫的退休待遇问题说起(图)

　　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说，国企退休干部董岳童，联合30多名企业退休人员写信称，一名在县级机关做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能领到4600元，而自己的退休金还不足2000元。（3月7日《广州日报》）

　　我当然不敢说，董岳童等人所描述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只不过，不能不说，他所描述的，着实为特例。劳动无分贵贱，于劳动者的地位上，一名门卫，与一名国企管理者，乃至领导干部，本不应该有区别；而于劳动待遇上，因为种种现实因素的综合影响，虽应与劳动本身挂钩，却不应该延续到劳动后。有如在退休待遇上，就只应该与劳动者于现行税费框架范围内分别承担的缴费义务，以及以协调贫富差距为分配原则的特定返还标准挂钩，至于劳动者于退休前所担任的职务，则不应在考虑范围内。

　　言及社会化养老问题，时下常说到的退休双轨制，本来是伪定义，国内所面临的、现实的社会化养老问题，实际是退休三轨制，一则为给予公务员群体为代表的退休高待遇，二则为给予原国营、集体企业职工群体为代表的基本退休待遇，三则为给予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外劳动者——包括几乎全部农民在内——无退休待遇。

　　因此决定了，于现实管理环节上，解决社会化养老问题关键，一则在于通过改革，促成公平的征缴、保障体系，并覆盖于全社会，使得所有公众，能够以一体化的标准承担缴费义务，也能够以一体化的标准享受养老保障，避免任何群体、个人被制度性地排除在体系之外，亦避免任何群体、个人不能享受到与缴费相匹配的福利待遇，或者不公平地享受到福利待遇上的“超国民待遇”。部分群体、个人的“超国民待遇”，毫无疑问的，必然建立于另一部分群体、个人的“低国民待遇”上。

　　二则，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于特殊体制之下，一方面是任何群体都没有额外承担特别名义上的、社会化养老缴费义务，另一方面，是重积累而轻消费管理模式决定了，公共财政应该承担起对彼时之所有人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义务。既然财政已经事实性将现有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以前的、体制内劳动者的养老义务背负了起来，同样，也应该将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以前的、体制外劳动者的养老义务背负起来。不能忘了他们曾经的劳动付出，于特定体制时期，甚至要说，他们所付出的沉重、惨烈，还远远超过体制内劳动者。而目前所规划的、拟于2020年全面落实的农保，尽管为德政，却“一万年太久”，且保障待遇着实过低。

　　着力解决退休的三轨制、而不是双轨制问题，在今时今日，实际为常识问题。于特定人群，执着于退休双轨制，并以此为据争取群体、个人切身利益在情理之中，而于整个社会层面上，迟迟不能正视退休三轨制问题，或者“丢车保帅”，以讨论退休双轨制问题掩盖事实存在的、极其不公平的退休三轨制，实际形成社会福利层面上的坚持等级制度不动摇、坚持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农剪刀差”不动摇，即便于特定的退休双轨制问题上有所解决，其现实意义，也相当微弱。

　　尽管，解决退休三轨制问题，必然意味着财政压力巨大，相当部分群体、个人的退休待遇将因此下降，也是必须要做的。天下事，本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字的现实含义，不是平均，而是平等，是于制度设计层面上，任何人群的付出与得到相匹配、义务与权利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