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展英姿 妇运铸辉煌
来源:
四川在线-四川日报
2010年03月08日05:54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起源和四川早期妇女运动掠影
从起源那天,3月8日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的光辉节日,成为引领妇女争取和平、争取平等、争取解放的一面旗帜
“三八”节的起源,标志着世界妇女的觉醒和团结奋斗的开始。1909年3月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女工和全国纺织、服装业的工人举行规模巨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这是世界历史上劳动妇女第一次有组织的群众斗争。1910年8月,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大会倡议,把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从那以后,3月8日就成为全世界劳动妇女的光辉节日,成为引领妇女争取和平、争取平等、争取解放的一面旗帜。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并以此作为推动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的良好契机。我国妇女第一次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是在1924年,广州劳动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纪念会和游行。会议由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何香凝主持,会上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保护妇女儿童”的口号。这次活动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觉醒和力量。从1925年起,纪念“三八”节逐渐普及于各大城市。无数爱国劳动妇女和女共产党员前仆后继为民族的独立和妇女的解放而不懈努力,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并规定当天全国妇女放假半天,以便妇女们举行各种仪式的纪念庆祝活动。
四川妇女自古以来以勤劳、能干著称。在“三八”节光辉旗帜的引领下,为争取和平、平等、发展以及自身解放而不懈奋斗。无论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还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四川妇女都以超常的胆识和勇气,以卓越的贡献与成就,在各条战线成绩斐然、光彩夺目,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四川妇女运动的光辉篇章。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标志着四川女子的觉醒,表明四川妇女是勇担道义并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
1911年,四川爆发了震撼全国的辛亥保路运动。在这场反对帝国主义掠夺和清王朝卖国的斗争中,一批妇女走出深闺,发起、组织了四川有史以来第一个妇女自己的团体——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
1911年6月28日,“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在成都成立。据当时出版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记载,召开成立大会时,阴雨绵绵,数百名妇女“手拂盖头,步行踏水,裙带尽沾湿”来到会场。成立大会上,主持人严正宣告:川汉铁路“前为商办,今归国有。盛宣怀夺我路去,我们须争得路回”。大会通过了《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公约》,号召全川妇女投入爱国斗争,“大发热念,共救颠危。”成都外东区、重庆、宜宾等地也相继组织了女同志会、女界保路同志协会。深闺中的妇女纷纷走出家门,汇入保路斗争的洪流。资料记载,成都外东区女同志会成立时,“女界同志来者甚形踊跃,有听而呕血者,有愿赴京叩阙者,有年逾七旬之老姥痛哭失声者,有瞽媪顿足求人急欲报名者,有愿捐银百两者”。
四川妇女以捐钱捐物等多种多样的实际行动支持保路运动。川剧女演员为支持保路,亲具“志愿书”并附上地契,捐田60亩给保路同志会。成都淑行女校图画教师张女士不顾学校不准参加女同志会的禁令,不仅参加了女子保路同志会,还把自己的画资捐入会内作经费。一位13岁的女学生听说保路同志会要派代表赴京请愿,立即报名争取,要求到北京以死力争。在这场保路爱国斗争中,不少妇女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国民一分子”的责任。大声疾呼:“女界速醒!”妇女的觉醒和爱国行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有一首《竹枝词》称颂她们:“巾帼完人亦丈夫,满腔血泪洒前途,娥眉不愧同胞志,愧煞宣怀卖国奴。”
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它标志着四川女子的觉醒,表明四川妇女是勇担道义并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
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早期妇女运动的骨干和领导人,为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1919年,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妇女解放的号角。成都报纸相继登载了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响,反帝反封建斗争迅速从成都向全川扩展。
成都益州女校是四川女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的先锋,带动了其他女校。1919年5月25日,四川省学联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万人学界外交后援会,成都10个女校2000余名女学生到会。1919年6月3日,在川东学生救国团成立的同时,重庆女二师发起组织的联合罢课行动和游行示威,不少女生手持“还我青岛”、“誓雪国耻”、“抵制仇货”的三角小旗到街头、茶馆进行讲演。
为响应高涨的全国“女权运动”,四川妇女成立了四川女权同盟会,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包办婚姻”,要求“女子剪发”、“男女同校”、“社交公开”、“婚姻自由”,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生活各方面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权利。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成都、宜宾、泸州等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2年10月,四川党团组织建立后,把妇女解放运动纳入党团活动之中,为四川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24年底,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妇女支部,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的领导机构,该组织设置了妇女运动委员会,这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四川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在成都,1921年春,有8名女学生在成都组织马克思读书会,开四川妇女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之先河。妇女参加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表明妇女运动开始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面貌出现,启迪妇女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免除人民的苦难,只有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有妇女的解放。
1926年下半年,四川的中共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妇女组织也开始扩展到各地,到1926年12月,全省已有10多个县、市成立了妇女团体,为了统一全川妇女运动,四川妇女联合会于1926年12月在重庆宣告成立,全省有13个县、市、区妇女团体代表出席大会。据不完全统计,大革命时期,四川各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妇女约30余人,她们是四川早期妇女运动的骨干和领导人,为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闻君洒血千里行,多少男儿当愧死,愿君不必计生还,伫看光芒耀青史”是妇女的真实写照
“九一八”事变后,成都各界民众于1931年9月25日成立了成都市反日会,要求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同年9月29日成都工农商学兵300余团体、数万人举行了反日大游行。10月2日成都市工人反日团成立,当日,工人及各界男女数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了反日大会,发表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达县、渠县、开江、广安、阆中等县各界男女民众,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达县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在中共女党员的带领下,冲破反动当局的阻挠,参加民众游行,还派出代表在台上发表抗日演讲,并用学生自治会、学生讲演会名义在每星期六进行讲演,揭露社会的不平等,宣传妇女解放,宣传抗日,以唤起女学生的觉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成都一批爱国青年奋起组成了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第一队27名队员里有3名女学生。当她们随100多名敢死队员出征时,四川省妇女协会赠送她们绢制手帕,上书“闻君洒血千里行,多少男儿当愧死,愿君不必计生还,伫看光芒耀青史”。敢死队员们于4月2日赶到昆山前线,女队员参加了军事训练和政治宣传。有对新婚夫妇,为了国家民族利益,相约共赴国难,投笔从戎,誓愿战死沙场。当时报纸曾赋诗赞颂这对新婚夫妇的爱国行动,“新婚才过三月几,忽闻战鼓动地起。一片芳心誓许国,不羡鸳鸯共同宿。奋起参加义勇军,奔赴前方去敢死”。
各阶层妇女积极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各条战线作出了特殊贡献
重庆救国会的5名早期女会员和参加“民先”的女队员罗学儒(又名王腾波,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妇联第一任主任)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组织、发动各阶层妇女投身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相继成立了成都市妇女救国会、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1938年7月改组扩大后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成为全国性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委员会内占有2/3席位,形成妇女统一战线的格局。1939年春在成都成立了四川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中共地下党女党员在其中起着骨干作用。
许多妇女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做抗日宣传工作。中共南方局的喉舌《新华日报》直接从事新闻业务的女战士先后有58人,担任记者、编辑、翻译等,作出了卓越贡献。四川各地也先后出现了一些妇女刊物,以宣传抗日为主,号召妇女们参加全面抗战。与此同时,许多妇女特别是女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文艺团体,她们深入街头巷尾、工厂、乡村开展讲演和演出,组织男女老少大唱抗日歌曲。1938年1月,“妇抗会”发起组织了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开赴抗日前线演出,并在沿途开展抗日宣传、慰问、救护伤兵等活动。
为支持抗战,四川妇女积极开展缝制寒衣和献金募捐运动。从1938年至1944年,捐制寒衣162万余件。在献金运动中,仅抗战前两年,妇女界捐献的金额达500万元以上。其中在川的妇女组织和团体104个,献金140多万元,占总金额的47.55%。四川省及万县还成立了妇女献机运动委员会,募得捐款49万元。内江妇女献出400个金戒指,镶成一枝梅花。自贡妇女募捐黄谷330石,法币21万元,布鞋1万双,还将捐献的金项链、膀圈、金戒指组成一幅壮观的图案,图案上有飞机、坦克、战舰、城墙及一个大“爱”字。在富顺县献金大会上,妇女队献金成绩居全县之首,除玉器、布鞋、法币6万元以外,还献出金戒指1250余枚,饰成中国地图两幅。
在波澜壮阔的妇女运动中,四川妇女砥砺前行,团结奋进,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自身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川省妇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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