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退休干部每日写二三十封邮件游说二次房改

　　辽宁退休干部每日写二三十封邮件游说二次房改

　　“这是一个微妙的杠杆的两端”。

　　这一端，是孱弱的61岁老人李明，那一端，是宏伟大理石廊柱支撑的国家最高立法殿堂。

　　并且，当全国“两会”在本月初开幕时，李明已经离开北京返回辽宁老家。

　　但是，每年连“两会”代表驻地都难以接近的他，自有办法在“两会”的讨论厅里发出他的声音，推动他的住房保障梦想变为现实。

　　3月2日，李明在大连家中收到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发来的回信。后者在信中承诺将在本次“两会”上把李明提出的“二次房改”建议写成议案递交。

　　随后几天，他又陆续收到迟夙生、何仁春、沈健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来的回信。甚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山东省省长韩寓群也让秘书打来电话，对李明提出的“二次房改”构想表示支持。

　　“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至今没有给我回信，但是我感到社会各界力量推动下，这个事情已经看到希望了。”3月8日，李明对本报记者说。

　　靠着每天坚持写20-30封信，3年间前后向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投递了数千封信件，李明终于吃力撬动杠杆那一端的国家立法机器，使后者开始朝着自己的愿望转动。

　　这位理想主义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外持续数年的活动，使自己的角色越来越接近于代议制民主框架下的一个衍生品——“院外游说者”。

　　在英文中，这一角色通常被称为lobbist，接近于单词lobby(走廊)，最初指的是那些在国会和政府大楼走廊上行走的职业游说人士。

　　“院外游说”似乎正在中国民主政治的走廊上悄然萌芽。未来将会有多少像李明这样的人走到杠杆的这一端，以多大的力量撬动那座神圣殿堂里的国家机器？

　　“庶民的胜利”

　　2010年初春的人民大会堂内，李明的活动成果随处可见。

　　3月6日下午，在全国十一届三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开放日上，首次“跨界”提出住房保障议案的饮料生产商宗庆后被记者们团团包围。

　　宗庆后在这次提出的一份议案中，建议“改革供地方式，进行二次房改”。他呼吁政府要将每年住房建设计划分为保障性住房、公共性住房和商品房三类。其中公共住房是“定地价、定建房标准、定税费率、定5%利润率、竞房价、竞建设方案、综合打分高者得”的方式进行土地出让。最终形成政府、开发商和社会企业合作建房三种力量参与的住房“三三制”，以解决人民的住房保障问题。

　　这一建议目前已征求到30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合签名，准备联合递交议案给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

　　与此同时，十一届人大代表、九三学社齐齐哈尔市委员迟夙生也在加紧行动提交关于“二次房改”的联合议案，现已征集到了30多名人大代表的参与。

　　看着由自己创制和反复宣讲的“二次房改”、“住房三三制”这些理念成为本次两会会场上的热词，远在大连家中的李明充满了成就感。

　　“直到今天，我第一次感到了这个事情有了希望，这是庶民的胜利！”李明以欣喜的语气对本报记者说，“我的二次房改建议不再被称为乌托邦”。

　　更让他高兴的是，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保障居民住有所居。

　　而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重庆市又率先提出了公共租赁房建设规划，大规模扩大保障范围。

　　“重庆提出来的，房价收入比达到6.5倍的家庭，即可享受到政策住房的覆盖，正是我所倡议的‘三三制’房改的核心。”李明说，如果重庆称为第一个扩大公共性住房建设的地方政府，有理由相信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这样的城市。

　　击破坚冰的背后，是李明在两会会场外持续3年的奋斗。

　　三年院外游说史

　　现年61岁的李明，原辽宁省外经贸厅企管处的退休干部。出于对高房价的担忧，李明近几年一直在调研住房制度。他认为第一次房改的完全市场化是房价高企的根本原因，要想改变，必须再有“二次房改”。

　　老人一无背景，二无人脉。他的游说方式很原始——给全国各地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写信。

　　2009年10月到11月期间，患有颈椎病的李明，每天坚持写20-30封信，然后骑自行车到邮局，以平信的方式寄出去。

　　“平信每封1.2元邮费，我寄出了1000封，如果用挂号信，我承受不了。”李明说，他2000年就退休在家，目前每个月退休金约3800元。3年以来，他靠自费奔走于大连与北京之间，靠进京活动以及写信，去宣传他的“二次房改”。

　　2008年“两会”前夕，李明先是写信给全国各个省市级人大常委会，呼吁支持“二次房改”。他的核心主张是，目前政府和开发商的两极住房建设体制需要改革：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做住房保障，开发商没有动力去降低房价，因此需要引入第三方力量，政府需要以优惠供应土地等政策优惠支持“三三制”房改。

　　1000多封信寄出，是泥牛入海，没有回音。

　　随后，他做出了一件让“二次房改”彻底扬名的举措。

　　2008年2月份，李明联系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并与之一起合作在北京举行了一场住房保障为主题的论坛。

　　因为是自掏腰包和人民大学合办这场论坛，人民大学尽可能多地承担了所有费用，李明自己也花进去不少钱。那段时间，他天天住在北京一家便宜旅馆内，以旅馆电话作为他的“二次房改”热线。

　　那次论坛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们，联合在京高校的300多名博士生，在2008年全国“两会”前夕上书全国人大，提议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公车上书”引起了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的注意，他很快将这些建议递交给全国人大。住房保障法立法，由此被全国人大提上议程。

　　2009年7月，有消息说住建部正牵头制定住房保障法。而根据参与立法的专家透露的信息，李明认为住房保障法草案仍然局限于政府和开发商两极提供住房，对“公共性住房”建设的必要性仍然重视不足。

　　于是，他决定在今年“两会”上再度“出嘴”。

　　早在2009年11月底，李明就将1000多封倡议信寄了出去。这次，他不再通过各地的人大常委会，而是通过在网上查找地址和联系方式，将信寄给全国各地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第一个给李明打来回电的是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常委、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开慧。她在11月3日告诉李明，她想今年将加快住房保障法立法和推进“三三制”房改的建议作为议案，希望李明帮他了解更多信息。

　　“非常感谢您！”李明在电话中喜极而泣。

　　“应该感谢的是您！”朱开慧回答。

　　随后，李明又收到了十数位有影响力的代表和委员们的来电。

　　接到李明的信时，迟夙生正在看电视剧《蜗居》。“这让我想到了更多的年轻人，高房价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机会。”迟夙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李明。

　　这位在黑龙江开设律师事务所的全国人大代表，迅速集合了30多名律师，放弃假日休息，和李明一起，将他原来的建议信从法律方面进行规范，起草了共有10章28条“中国人民共和国住房保障法草案建议稿”，在2010年两会上提交。

　　“走廊力量”的兴起

　　尽管通过努力成功地对国家立法机关施加了影响，李明对“院外游说”这个词却很陌生。

　　在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政治架构中，院外游说者被定义为“被利益集团指定为其代表，利用游说手段向议会、政府施加影响，使其公共政策符合该集团利益的人”。在华盛顿，院外游说从业者在80年代就已达到3.5万人。而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持蓝色执照的“职业说客”也有1.5万人。

　　相比之下，中国迄今未出现欧美国家那种依靠收取代理游说费来运作的职业说客或游说机构，但类似“院外游说”的活动早已出现。

　　比如，以乙肝网站“肝胆相照”权益版版主陆军为代表的一批乙肝病毒携带者从2003年开始，便以NGO等形式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推动就乙肝病毒携带者权益保护立法。

　　每年一度的“两会”是院外游说的黄金季节。企业、组织、个人等社会力量都想借此机会，以游说方式将自己的意见上达，达到影响或改变国家政策制定的效果。

　　在李明对面的房地产商集团，更是一支能量巨大、在每年两会前夕格外活跃的院外游说力量。在2009年初的房地产低谷中，这股力量以各地的房地产行会组织为核心，在两会前夕集中游说，成功争取到多个省市陆续出台购房退税、购房入户以及取消二套房贷限制等救市政策。

　　和李明相反，房地产商们视保障性住房为对他们商品房利润的最大冲击。两个阵营的游说力量甚至还曾打过照面。

　　2009年8月中旬在北京的一次不动产论坛上。自费从大连赶到北京的李明将他关于住房保障的建议信挨个座位上放一份。待散会时，李明看到他自费掏钱复印的这些建议信，大部分被参会的开发商们丢在座位上甚至地上。

　　“老百姓的声音，在住房问题上，太弱了。”李明事后感叹。

　　类似的现象使部分舆论担心利益集团和院外游说，会扭曲政府决策的公共性。但多数受访学者对院外游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兴起持正面为主的评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蔡定剑认为，院外游说的活动是中国民间意见表达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途径和渠道需要保留，以便民意更直接上达。但是也需要关注商业目的的游说或通过一些不恰当方式的游说活动。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蔡继明每年都收到“院外游说团”发来的意见。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西方的议会制，叫“院外游说”有些勉强。

　　蔡继明认为，目前两会委员和代表的选举途径，决定了仍有部分人的意见和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而委员和代表们也不可能对各个行业都很专业。这就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借助院外游说的方式与两会代表积极接触和交流，去主张自己的利益。

　　“院外游说行为，应当鼓励。”蔡继明说，只有这种表达民意的院外游说行为更多，才会丰富两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