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商网-新文化报
新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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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谈”会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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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艳在发言 |
3月5日，省公安厅邀请“宝贝回家”网站负责人及志愿者、省民政厅、省教育厅、省妇联等部门，共同探讨“打拐”话题。
这次活动取名为“全省打拐工作恳谈会”。通常，类似活动都被冠以“座谈会”的名字，变成“恳谈会”，一个“恳”字，清楚地表达了组织机构的态度和期望，诚恳地交流、诚恳地沟通，希望得到诚恳的回应。
2009年4月份，省政府通过了反拐行动实施意见，并成立了由31个厅局级单位组成的省际联席会议组织。组织成立了，无论“反拐”还是“打拐”，真正进入状态的，是侦办每条线索的民警。
一直在唱独角戏的公安部门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提出问题，寻求理解，谋求反拐措施。
恳谈会上，虽然与会部门“恳谈”了认同的态度，但落实到具体措施上，还有一段路要走。
“恳谈”缘起
来自一项“全国第一”的压力
“恳谈”，是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科科长王雨菲发自内心的愿望。这样的想法缘于现状，公安部、中央综治办对全国各省打拐工作的考评成绩日前出台，我省列全国第19位，处在中游，其中的一项反拐宣传工作成绩位列全国第一位。这个第一，让王雨菲压力重重。
2010年的反拐工作如何推进？涉及31个部门的全省反拐厅际联席组织成立了一年，没有召开过专门的会议，有关部门也没有足够的关注。同公安机关举步维艰做着这件事的，只是“宝贝回家”这个民间志愿者团队。
“如果更多部门都能以诚恳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建立打拐长效机制的工作就会轻松许多。”王雨菲说。
“宝贝回家”时常独木难支
该如何“恳”谈？王雨菲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创始人秦艳友、张宝艳夫妇费了一番心机。
得到和多个部门交流的机会，是王雨菲和“宝贝回家”共同的期待。
“除了各地公安部门，我们在寻找失踪儿童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和包括民政、卫生等部门合作，得到的帮助有限。”张宝艳说，在108个成功案例中，有22例都是在福利院找到的孩子。由于福利院、救助站等民政机构信息不公开的制度，使得寻找工作进行得很难，无法摆脱独木难支的困境。
急切的希望
为了孩子，信息共享
“不提供信息，或许是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或许是出于行政等其他方面原因，但是为了那些走失、被拐的孩子，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推动更多部门给予理解和支持。”张宝艳说，目前，广东、云南等省份的地方民政部门已经和“宝贝回家”建立起合作关系，在福利院、救助站，“宝贝回家”也确实得到了颇为重要的信息，成为除了公安部门之外，又一个寻找走失、被拐儿童的有效渠道。
“恳谈，态度诚恳，意见中肯，这都是推动吉林反拐工作向社会化迈出的第一步。”王雨菲和“宝贝回家”用这种最原始的沟通方式寻求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宝贝回家”提出建议
在有公安、民政、教育、妇联参加的恳谈会上，张宝艳和“宝贝回家”志愿者们的发言成了会议主体，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半用来提出建议。
涉及建议最多的是民政部门。“希望吉林省作为一个试点，在民政系统内建立一个失踪人口信息平台，将福利院、救助站这些机构内，收养、救助的来源不明的妇女儿童的信息及时公开，提供给公安机关或者‘宝贝回家’。”
“救助站的政策应当适当放宽，对于需要进行DNA比对的失踪人员予以暂时管理；对那些失散了孩子的困难家庭给予可能的补助和帮助。”
“教育部门能否建立失踪学生的报告和管理制度；让防拐宣传进入课堂，甚至进入幼儿园，保护孩子们的安全。”
“我们的志愿者和失踪孩子家长到基层派出所要求立案，有时还是会遇到不畅通的情况，建议公安部门能着重加强基层派出所的重视程度。”
……
表态背后的现实难题
信息不对等，难列时间表
当天的恳谈会，民政、教育和妇联派出的代表是相关科室负责人，对于志愿者提出的建议，各部门都表示接受，但在落实上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巩德海科长表示：“为打拐建立专门网络平台的想法很好，但是操作起来可能性不大。”会后，巩德海说，救助站、福利院的信息并非不对外界公开，而是民政系统的内部平台是专门的工作网络，用于统计和工作情况发布，与公安机关和志愿者们要求的详细资料有一定差距。
他同时表示，民政部正在运作第二代工作网络平台，对于救助人员的信息可能会有更详细的登记要求，可以给公安机关的打拐工作提供更大帮助。
省妇联妇女权益部副部长姜蕴华说，省妇联开通了12338维权热线，在各地包括农村建立了维权站，“这些都是很好的平台，可以给公安机关打拐反拐提供便利。”
姜蕴华同时表示，省妇联暂时还未就反拐工作采取特别的措施和计划，“去年，全国妇联拨款20万元，用于四川、云南等打拐重省的反拐工作，我省没有得到这样的拨款，说明吉林的妇女儿童被拐卖的现象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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