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民间NGO是社会调节器

　　对话人物：吴稼祥，1988年11月被中共中央办公厅高级研究编辑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副研究员；2000年3月赴美客居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3年。中国最早提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访问学者。

　　对话动机：在公民社会当中，非政府组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微观领域的反应，甚至比政府还要迅速、有力与敏感。但是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非政府组织更多的处于灰色地带，生存是他们面监的最大问题。

　　主要观点：民间的NGO组织是一个调节器，是缓解压力的工具。他不会把一些的不满变成全部的不满，不是放大的，实际上是缓冲压力的。但现在这些NGO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这需要我们的政府转变观念。

　　精彩言论：社会和谐并不是说社会不出事，和谐就是社会所有的人有一个协调的调子，这个调子要有一个指挥。一个真正的社会是没有指挥的，有一个共识在里面，共识就是指挥，共识就是社会稳定，就是经济繁荣，就能获得自己的幸福，满足自己的利益。

　　精英分子首先要自我启蒙

　　主持人：吴老师您好，请您谈谈当前的社会知识分子和精英学子应该承担什么样启蒙的责任呢？

　　吴稼祥：精英学子和知识分子首先要自我启蒙，现在有很多自称是精英的人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是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或者说并不是在普世的价值上，有一些自称要拯救这个国家，拯救这个民族的人，其实他的思想被别人灌输过的，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和所谓精英学子首先要使他自己的思想得到开放，更加具有朴实性，更加具有人性，比如说这个价值不仅在空间上能够被整个人类所接受，在时间上应该经过人类历史检验的，在这种条件下知识分子包括精英学子应该有很大的勇气，把自己的利弊得失放在一边，同时也要有策略，让人们更多的知道真理和了解真相，这是艰苦的、漫长的过程，不是大喊大叫一朝一夕的事情。

　　主持人：当前社会了解真相，或者自我启蒙是需要跨过一个鸿沟的，有的时候可能在自己并不自知的状态下，我可能并不知道我是在一种蒙蔽的状态下，年轻人或者说像您所说的会被屏蔽的人他们怎么实现自我救赎呢？

　　吴稼祥：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很深刻。这种情况其实大量存在的，很多自我屏蔽下面觉得别人是在屏蔽下面，然后传播这些糊涂的观点。我觉得我一直在讲启蒙不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在里面，你一旦把精神的自由散开出去，启蒙就是自动的过程，但这个障碍消除不了启蒙也不能启蒙，信息是被主流挑选的，尤其主流媒体信息都是被主流挑选的，这种情况下这种障碍实质上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读书人，能够虚心的不断看别人的东西，不断的反省，启蒙首先启蒙者们要自己知道要有自我启蒙的过程，如果能够有这种需求首先要自我反省，这就回到了中国的士大夫的自我反省，不断的检查自己的道德是否准确，不断用别人的观点修正自我。

　　主持人：当前有一种国学热，或者儒学热，和普适价值是否有价值冲突的地方呢？

　　吴稼祥：对任何一种比较博大精深的学术，它的思想体系来讲，不同的人看到它的不同的部分，儒学不会像现在看到的这么简单，儒学比所有的一般人想象当中要大，因为它面对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都会面对的问题，但我想说的在儒学这场热潮中不同人怀有不同目标，从国家管理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削弱，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也不能得到普遍认可，就像韩国、日本，和整个东亚诸国，儒学都有一种感召力，既然儒学是一个国际化的学问，肯定要普世下去，有一条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在联合国道德宣言上面，命名为道德金律，所有人都可以接受这样的道德，这样就是非常普世的了。

　　主持人：有一种观点说当前中国文化存在断层，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吴稼祥：断层实际也是一个下定义的问题，断层指的是什么，文化是指包含文明意义上的文化，还是说不包含，如果包含文明意义上的文化，文化有两个大的组成部分，一个叫信仰系统，一个叫认知系统，从信仰角度来说，比如1949年以后一些所有的信仰都宣布破产了，文化大革命应该从文化所有定义上来说都是破产，封资修，毛泽东当时领导这场革命面对所有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是挖了深一点的沟，四人帮以后，三十年改革基本上是在不断的忽悠这些东西，不断在体制上挖这条沟，这条沟当前不能完全被填平，我们某些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还是有点冲突，你提的这个问题，有人提出启蒙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什么启蒙问题，人性需要启蒙吗？以人为本需要启蒙吗？你说启蒙的著作，卢梭，伏尔泰这些作品到中国现在都没人看，就是它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框架大家都知道，这个鸿沟是永远填不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