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德均在举报信中细数四川长虹1998年虚增销售收入50亿元的事实和方式，并进而提出四川长虹1999年度配股属于非法行为。他指证，1998年度应收商业承兑汇票71份，共计22.5亿元，均为四川长虹作假结果。此外，四川长虹还重复记录销售旺季收入，这部分的金额约为20亿元。同时，该年度四川长虹还有多项损失未全额实际计入，也没有进行存货跌价、坏账计提会计处理。

　　范德均说，这已是他第三次举报四川长虹。

　　2002年，刚服刑两年的范德均在狱中向国税总局举报四川长虹虚开增值税发票。据称，国税总局曾委托四川国税成立专案组进驻调查，调查进行了2个月，因证据不足调查未果。

　　2005年5月，范德均减刑1年10个月，刑满释放。范德均的委托律师、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薛昌告诉本刊记者，出狱前的半年内，范德均曾被“关禁闭”，他分不清白天黑夜，靠每天在墙壁上画横竖线来标记日期。

　　出狱后，范德均花了两年时间四处搜集证据。2007年，范德均再次举报四川长虹虚开增值税发票。绵阳国税认为，范德均提供的证据不够完整和清楚，需要他本人到绵阳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但范德均不愿回到绵阳，因此该案至今未有结果。

　　最近一次举报始于2009年年底，举报事实增加了四川长虹虚增销售收入一项。

　　四川省证监局相关负责人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该局已于2月20日正式受理了该举报案，一切都在按程序进行，但对之前媒体报道的“4月中旬之前将作出结论”的说法予以否认：“我们从未披露过这样的信息”。

　　澄而不清

　　范德均的举报掀起轩然大波。2月25日，长虹针对当日媒体相关报道发布公告，对所有的举报内容均予否定，称公司历年财务报告中各会计事项的确认和处理均符合会计制度相关规定，公司历年披露的财务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长虹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海中发表声明说，举报人范德均是在要挟不成的情况下，开始四处散布不实言论，中伤、诋毁长虹公司声誉。

　　交锋的火药味变得越来越浓。2月26日，四川长虹拿出范德均的一封书信，证明他举报是为了给自己翻案，涉嫌报复公司。

　　3月1日，与范德均熟悉的知情人士向媒体提供了两份新证据，拟证明四川长虹曾试图通过给范德均的一套房子办产权证为条件要求其噤声。

　　2009年5月25日，范德均向四川长虹打了一个申请报告，要求长虹给自己办理1998年12月已经缴清房款的长虹电子集团高水第五福利区一套房子的产权证。

　　在范德均提供给本刊记者的“福利分房申请”材料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批示内容：“请法务部协助要求范德均不得做出任何有损长虹利益的行为”。

　　刘海中将此举斥为蓄意报复。

　　3月7日晚间，范德均开通实名博客，继续举报四川长虹涉嫌“财务造假”，并张贴了多份材料。

　　长虹方面坚称财务报表没有问题，并未作出新的回应。

　　虽然范德均多次声称将公布更多证据，但目前在网络上贴出来的博文，仍为多年前的举报材料。

　　范德均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一些举报材料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为了证据的安全性，目前他只能将材料提交给相关监管部门，但他说，这些材料“与关联交易有关”。

　　证人失语

　　两个关键人物的失声让长虹“造假门”愈加扑朔迷离。

　　根据网上公示的举报书，1998年长虹公司经过上海英达商业有限公司虚增了3亿多元的销售收入，而上市公司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四川国贸有限公司1998年度以上海英达商业公司相同的方式也替长虹公司虚增了销售收入。

　　范德均曾在网上贴出了上海英达董事长黄建平的《情况说明》，并公布了黄建平与英达的委托律师上海诺维律师事务所陈雷的手机号码。陈雷与范德均的委托律师来自同一律师事务所。

　　这份署名为黄建平的材料称：“本人黄建平，原系上海英达商业有限公司董事长。1998年底，上海英达商业有限公司应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要求向其开具了3亿多的商业承兑汇票，并告知仅用于当年销售部门完成销售任务。从1999年开始我多次向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催讨这些商业承兑汇票，但对方一直没有归还。上海英达商业有限公司没有提过货，没有商业入库和销售，也不是预付款。”

　　但黄建平的手机号码始终无法接通。后范德均称：“现在只有我能联系上他。他手里掌握有大量证据，我不会轻易透露他的联系方式。而且证据都已经公开了，谁来说已经不重要。”

　　陈雷则对本刊记者表示：“我的确帮上海英达公司查过资料，但只是年检相关资料；我也给长虹发过公函，但不涉及长虹虚开增值税票和虚增销售收入的事。那是3年前的事了，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

　　风波升级后，曾有人向媒体提供了一份来自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和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初审、终审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显示,黄建平曾因挪用公款20万元,而被判挪用公款罪。

　　根据检察院公诉,黄建平于1998年4月,利用担任上海英达商业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之便,将从四川长虹江苏分公司原经理吴良艳处收回的公款50万元,截留了10万元用于炒股。不过,因证据不足,法院未予认定。但黄建平曾挪用公款借给上海3家私营企业,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爱恨英达

　　四川长虹与英达公司间有着很深的渊源。英达公司原是上海市崇明县长江农场下属的子公司，在上海滩一度叱咤风云，人称“英达系”，是长虹抢滩上海的有功之臣。

　　范德均的举报材料称，上海英达商业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元，流动资金只有一二百万元。1996年3月，英达公司在上海市陕西南路成立了全国首家长虹彩电专卖店。

　　范德均描述：“在长虹公司的大力支持下，上海英达商业公司1996年销售长虹彩电3000万元左右，由于上海英达商业公司能够从银行开办出巨额的银行承兑汇票，通过长虹公司的代卖销售方式在自己几乎没有(租用)一平方米库房的情况下，1997年度(1996年2月1日至1997年元月6日亦即四川长虹1997年的会计年度)销售长虹彩电达2亿多元。”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英达公司在中山北路831弄建了一栋大厦，后成烂尾工程。四川长虹于1997年以不到8000万元的价格从英达公司手里买下了这栋楼。之后，长虹集团在这栋楼前还盖起了三层小楼。

　　1998年5月18日，上海长虹大厦落成。随后，长虹集团上海分公司成立。

　　2005年前后，陷入APEX骗款陷阱的四川长虹将这栋大厦拍卖给了上海大西洋投资公司。

　　薛昌透露，这栋大楼被戏称为“长虹英达大厦”，因为从大楼的左右两边可以分别看到“长虹”和“英达”的标牌。

　　蹊跷的是，英达公司时任老总尹秉怀在将大楼卖给四川长虹后不久，就因涉嫌“虚增利润”和贪污被崇明县检察院逮捕。据悉，尹秉怀曾与农场签订过一个协议，只要完成300万业务就给予奖金。卖楼前，尹秉怀已拿到10万元奖金，大楼易主后，他又领取了80万元的奖金，但未退还先前的10万元。此外，该笔交易的金额在开出发票后还未到账，但已计入利润。

　　1998年3月23日，尹秉怀被释放，但因此离开了英达公司，“英达系”也从此慢慢地垮掉。

　　英达公司的两任老总均在与长虹有关的交易中涉嫌犯罪。巧合的是，范德均与英达公司也有过交集。1995年2月，他由山东联络处调到上海联络处担任联络处经理。1997年10月，他调离上海联络处担任长虹公司湖南管委会主任。1997年10月1日到1998年元月31日，湖南管委会替英达公司代卖了7400万元的长虹彩电。1998年度英达公司以类似1997年度由长虹公司管委会(联络处)代卖的销售方式完成了2亿多元的长虹彩电销售。

　　疑团

　　范德均并非唯一质疑长虹财报的人。

　　举报事宜见报后不久，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爱文、杨建军宣称，四川长虹2008年年报披露存在漏洞，披露的成本、费用存在差异约155亿元，长虹2008年可能存在同时虚增营业收入和成本、费用上百亿元。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多次在媒体报道上市公司负面消息后跟进，提出令人瞠目结舌的质疑数字。

　　四川长虹的回应是，上市公司的公告都是经过监管机构审核的，内容真实完整。

　　财务专家夏草向本刊记者表示，2008年的财务问题很可能是因为数据口径的不同而导致的误解，在当前的监管环境下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财务数据虚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年底四川长虹非公开增发被否之后，2009年，证监会批复四川长虹30亿可转债融资。

　　四川长虹与APEX公司的陈年老账也被重新翻出。早在2003年，夏草就以“四川长虹集团高管是否撒谎？”为题撰文，质疑长虹26亿元巨额应收账款无法回收的背后存在重大财务错报。

　　夏草认为四川长虹虚增50亿元销售收入的信息比较可信，从1996年开始，四川长虹的财务就涉嫌以多种手段造假。但他对查账结果不抱太乐观的态度：“经过了10多年的时间，长虹早就将这么有问题的账目清理干净，现在即使调查，也不会查出什么大问题。”

　　他认为，长虹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在这10多年内将虚增收入慢慢摊入一笔一笔的计提损失中，尤其是2005年长虹因美国APEX公司欺诈案爆出的天量亏损，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那么多。最终爆出这么大的数字很可能就是长虹将之前所做的假账掺入其中，这样很大一部分的虚增收入就被合理处理掉。

　　2003年国内媒体曝光长虹与APEX债务纠纷后，长虹也曾发布公告斥责“纯属捏造”。

　　长虹的1998

　　举报所针对的1998年，是四川长虹发展史上的多事之秋。

　　上海另一名律师严义明告诉本刊记者：“四川长虹在历史上一直有很多疑问。首先郑百文的倒闭与长虹其实是有关系的。我们有理由怀疑，长虹的销售是怎么来的？”

　　郑百文曾以经销家电而闻名，是首家申请破产的上市公司。从1996年开始，建行郑州分行和郑百文、四川长虹建立了三角信用关系，经营模式广受瞩目。1997年，建行为郑百文开具承兑总额突破50亿元，郑百文一举买断四川长虹两条生产线的经营权。在1998年郑百文问题浮出水面之前，这条渠道的收入占四川长虹营业额的30%以上。

　　1998年，济南8家商场共同拒售长虹的恶性事件，成为中国渠道变革的一个分水岭。之后不久，四川长虹即对销售策略作出重大调整，放弃单纯依靠大批发商的营销体制。郑百文销售长虹彩电的数量急剧下降。

　　郑百文事发后，原郑百文董事长因犯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被判刑。四川长虹也不得不重组销售体系，成立各区域销售管理委员会。范德均也正是在此期间担任了湖南管委会主任一职。

　　薛昌告诉本刊记者，先后有7个人以不同方式举报过长虹。但他未透露更多细节。

　　知情人士称，四川省证监局已经对四川长虹进行了现场检查。按照程序，目前正处于公司自查阶段。

　　仿佛埋藏多年的地雷轰然炸响，1998让长虹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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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