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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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4月30日，在新宿的大商场里人流熙攘。这时的日本国民人人都觉得口袋有钱，信心十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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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 3月23日，东京街头，在帮助失业者寻找临时工作的机构门外挤满了求职的人。 |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那种危机时刻，为了让市场能够安心和理解，毫不犹豫地果断实施一些政策是必要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总是小打小闹，推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结果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
——日本首任财务副大臣村上诚一郎
56岁的木村如今供职于旅日媒体人徐静波的报社中，拿560万日元的年薪，租房住，不过每月还要还6万日元的房贷。
这位没有自己的房子却还要每月还房贷的中年人，在20多年前供职于另一家大报社，当时的年薪有1000万日元，并且在1987年买下了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售价9000万日元的三居室公寓。
木村并不傻，他算了一笔账：房价是9年的收入，完全承受得起；更重要的是，这套公寓3年前（1984年）还只卖6000万，3年涨了三成。而在日本经济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房价当然还会涨的。
木村当然没有预料到——即便是当时很多的经济学家可能都没有预料到——这种盛世景象仅仅在3年后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木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工资一路下跌直到被裁员，无法偿还贷款于是公寓被银行没收。“木村后来跑到我这里工作。他把公寓还给银行时，还欠5000多万。这5000多万他直到现在还在还。上次问他现在那房子能卖多少钱，他说，‘2500万左右。’”徐静波称。
这是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一个缩影。
而除了千千万万的木村，另一个受打击最大的则是日本的银行业。由于地价、股市的暴跌，以土地和股票作为融资担保令银行出现大面积坏账。一名住友银行前支店店长告诉记者，泡沫破灭以后，住友银行的不良债权达到1万亿日元。“后来，即使一年能够挣2000亿，但这2000亿则不得不拿来处理不良债权，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
从1989年开始，日本银行开始紧急提高利率。紧接着，大藏省又颁布遏制相关产业融资的法令。这一系列组合拳令所有的银行和企业都措手不及，而消费者的恐慌也由此开始，市场信心一泻千里。1989年底，日经指数在达到史上最高点38915点后开始急转直下。而不动产价格也在1990年3月达到最高点后开始走下坡路。
这一切仅仅是开始。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里，无数的房地产公司、建设公司、金融机构相继倒闭，银行的不良债权猛增，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完全崩溃，日本经济状况陷入空前恶化。
日本首任财务副大臣村上诚一郎在回顾这一过程时向记者表示：“当泡沫吹大以后，应该一点点挤掉。就像一个吹大的气球，你一下子用针去戳它的话，它必然会爆掉。”
出手时机总是错的
1990年3月，时任大藏省银行局局长土田正显向日本央行下达了名为《关于遏制土地相关融资》的指令，要求日本银行立即收紧金融政策，并通过监督商业银行来限制不动产业的融资。
原《朝日新闻》编辑委员会委员山田厚史当时正担任《朝日新闻》金融记者，山田告诉记者，当时下达的这条指令禁止商业银行向不动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建设公司提供更多的贷款；同时，禁止银行本年度的贷款额超过去年。而在这前后，日本银行都相继提高了利率。
突然收紧的金融政策导致房地产开发融资困难。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叫做“住宅金融专门会社”的机构，日本人把它简称为“住专”。政府禁止银行向房地产开发商贷款，而从日本农林协会贷款的“住专”不受影响。于是，大家便一窝蜂地涌向“住专”。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住专”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毒药”。当市场信心失去后，从“住专”贷出去的款项注定有去无回。正因为如此，有大量坏账的“住专”成为日本政府首先不得不动用公共财政救济的对象。
由于中央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市场信心崩溃，日经指数在距离峰值仅仅9个月之后的1990年10月1日，已经跌到只剩20000点，缩水了一半。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不可思议。政策该出手时不出手，该缓进时却冒进，每个决策的时机都是错误的。”村上诚一郎说。他指的是当初泡沫膨胀初期的时候便应该提高利率，而在泡沫已经吹大的时候则应该慢慢挤掉，甚至在这一过程当中应当适时降低利率。
一步错，步步错。错过了在泡沫产生初期靠提高利率控制膨胀的机会，最终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在1989年“粗暴地戳破”这个泡沫。
“因为这时候泡沫加速的压力已经空前巨大。所以，采取缓和的紧缩政策是起不了作用的。” 日本银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濑口清之说，“货币政策的时机和强度与经济变化的速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得看清市场情况、或者参加市场的人的感情才能够判断。这不是能够计算出来的，这是艺术。这是和市场的对话，或者说是和国民的心情的对话。”
泡沫破灭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现象。“虽然现在都说泡沫破灭是从1990年开始，但是这是回过头看才知道的。而在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泡沫已经开始崩溃。当时我正好去了伦敦，1991年回来的。我只是简单地感觉整个大环境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因为泡沫破灭了。”山田说。
1000万亿日元瞬间消失
村上诚一郎告诉记者，粗略估计，日本在泡沫经济顶峰到国外购买房地产，又在崩盘后低价抛出导致的损失有两三百万亿日元。而在日本国内，光土地的价值就消失了800万亿日元。
“现在国民的总资产是1450万亿日元，但在股价最高的时候，总资产有2400万亿左右。也就是说，泡沫破灭后，1000万亿瞬间消失了。而这些，都只有靠财政来弥补，因此日本财政出现了大量赤字。”村上说。
日本银行也被迫开始大规模的兼并。“如今走在东京的街道上，会看到许多名字复杂的银行。比如东京三菱UFJ银行，便是由东京银行、UFJ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的。三井住友银行则是由三井银行和住友银行合并。而瑞穗银行是由原来的富士银行、大和银行和樱花银行合并。它们这才成为日本现在的三大银行。”徐静波说。而更多的银行则没能摆脱破产的命运。
多年以后，研究日本泡沫问题最知名的权威学者野口悠纪雄教授这样概括这段历史：“日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要陷入曾经有过的那种拒绝相信的状态。泡沫期间，人们不相信价格会下跌。历史已多次证明，这是错误的。”
从宫泽到小泉：日本为坏账埋单之路
“宫泽喜一是一个天才。无论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人，还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都承认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是精通财政和金融的职业选手。然而作为政治家，他明显缺乏足够的手腕和力量。这是1990年代初的一个悲剧。”一名专跑金融的日本记者这样描述日本经济崩塌伊始的时任日本首相。
宫泽喜一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日本经济的。
泡沫破灭所产生的大量银行坏账对日本金融系统造成了最直接也最致命的打击。1991年起担任日本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野田毅告诉记者，当时的宫泽政府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野田提出的通过公共财政解决银行不良债权的提议也获得宫泽的支持，但在民意决定一切的日本政治中，计划受阻。
直到1997年之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终于在现实面前转变了思想的日本社会才开始允许政府将野田提议付诸实施。然而已是事倍功半。
“直到本世纪初，日本银行坏账问题依然严重阻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原支店营业课长宫本孝对东方早报说。
迟到的国家救助
动用公共财政拯救商业金融机构在1990年代初的日本没有先例。从日本经团联到经济学家，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以纳税人的巨额负担为代价对银行实施国有化管理，谓之为“舰队保护主义”(政府过度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在声势浩大的舆论面前，宫泽政府最终没能实行处理不良债权的根本之策。
数年之后，面对出现大量不良债权的住宅金融专门机构，日本政府终于实施了第一次国家财政救济——6800多亿日元。然而该举动受到舆论猛批，政府进一步救济商业银行的计划再次搁浅。
1997年，亚洲金融和货币危机全面爆发。这时候，日本人才真正理解不良债权的深刻危险性。1998年，政府终于向21家银行注资2万亿日元。
然而，按照日本银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濑口清之的话说，“由于这一处理来的太迟，需要投入的资金和精力和1990年代初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重创日本，餍足美欧
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新一任首相。“当时小泉政权宣布，到2004年财年为止，集中处理不良债权。所谓集中处理，就是在两年时间内，必须把不良债权减半！”宫本孝说。
于是，以欧美基金为背景的债权回收公司出现了。
“到2000年以后，银行的债权基本上已经没有收回的可能，而债权回收公司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宫本说，“于是他们跑来用匪夷所思的价格购买这些债权。一个亿的债权100万日元就买下来。到后来，银行甚至把债权捆绑销售。不值钱的债权直接标价1日元。”
债权回收公司在之后就开始揽金过程。“他们跑到贷款人那里表示，只要500万，你那一个亿的贷款就一笔勾销了。老百姓也不懂什么政策，只想，原来一个亿到死都还不了，现在只要还500万，于是就倾尽积蓄或者从亲戚那里借。”债权公司便通过赚取差价。
“这是不是很奇怪？为什么银行不直接把债权以500万的价格卖给贷款人呢？一点没有经济常识的人也会觉得奇怪。”宫本接着说道，“但没有办法，日本法律行不通，债权只能出售给第三方。”大量的外资基金便是在这时候一下子涌进日本的。“正因为如此，竹中平藏到今天仍然背负着骂名。”宫本说。
日本原经济企划厅长官野田毅：
“日本没法学中国动用 国家财政力量挽救经济”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第二年，野田毅就任经济企划厅长官，他极力提议用国家财政的力量来处理不良债权，然而却并不能被国民所理解。直到多年之后，这一提议才最终得以执行。
但一切为时已晚，日本政府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和精力去处理不良债权。如今担任众议院议员、日中协会会长的野田毅至今依然耿耿于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多次强调，在经济运行中，仅通过民间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得动用国家财政的力量。
东方早报：1991年您为了挽救日本经济，制定和实施了哪些政策？
野田毅：真的很巧，我正好是在那时候就任经济企划厅厅长，当时日本泡沫经济已经开始破灭。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
我那时最坚持的一个提案便是，运用公共资金，运用税金，即国家财政来处理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然而，虽然我竭力推荐这一政策，但是由于我并不是最终决策者，这一政策没能实行。那时，日本民众对于运用自己的税金来拯救私有商业银行还不能够认同，而作为民主国家，日本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以民意为基础。
东方早报：但几年后，这一提议最终还是施行了。
野田毅：但已经迟了，那时泡沫的破灭已经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害。
如果政府能够在泡沫破灭初期就采取这种方法，可能只需要相对更少的钱和精力去处理问题。然而，错过最佳时机的拯救，虽然花了好几倍的资金和精力，却还没有换来好的处理结果。这也是日本到今天都没有恢复元气的原因之一吧。
东方早报：如今再反思，有什么教训？
野田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政策的执行，仅通过民间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动用国家财政的力量。在某一个陷入困境的领域，投入公共资金进行拯救是非常有必要的。
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动用大量财政资金来进行经济刺激计划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及思考。
回顾当时日本政府遇到的来自民众的阻力，说到底，这是一个有关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从这一经历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优越性，中央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时候可以摆脱一时的干扰，而去做宏观上、长期来看正确的事情。这方面美国也做不到，“资本主义万能说”在这种场合变得没有说服力。
从金融世界也可以透视政治制度。我个人认为，政治制度没有绝对的标准，应当适合自己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曾经很认真地研究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希望能够实现像自民党一样既有民主又能实现长期的执政。但是，最终还是得选择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不断变化的形势面前进行及时的调整。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溯源
日本20年复苏之困：政治拖了经济的后腿？
为什么泡沫经济破灭20年之后，日本却没能成功复苏？日本央行原北京事务所所长、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濑口清之和旅日华人学者徐静波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和政客。
“日本政治家变革乏力”
濑口清之
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干
日本迟迟不能复苏，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日本政府的效率太低。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发展比较快。那时候日本底子薄，政治家拼命考虑怎么改变自己的国家，所以制度变，经济变，很多方面都在变化。但是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政治家变懒了，不能够顺势而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1980年到去年的预算为止，差不多30年来，日本预算对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防卫省、外务省等各个省的分配率从来没变过。对于很多不合理的制度，政府也无作为。比如交通和医疗。现在日本地方医院的经营非常不好，多半医院面临倒闭，因为没有职业的经营者，管理医院的都是医生，经营得乱七八糟，而政府又不允许企业家管理医院。农业也一样。日本政府不许一般企业经营农业。1970年代前，这个问题不算太大，因为很多农民来到城市，在公司工作。但到1980年，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变化结束了，开始国际化、市场化了，这时候应该允许企业来经营农业了。
再比如，官员一直控制、指导企业，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合适了，因为只有依靠市场的力量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丰田公司的危机，他们自己会解决，没必要干预。但是日本政府就是不明白这点，这对产业的发展非常不好。要是企业能够自由参与这个市场的话，日本的农业水平早提高了，医疗水平也早提高了。中国都开始农业的企业化了，中国的制度已经比日本先进了。日本真应该觉得不好意思。当然，政府也有需要干预的地方。但政府应该干预的地方只有三处：一个是货币，一个是安全保障，一个是外交。
当然，这些只是表象，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日本政府失去了目标，同时也失去了模本。
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都在追赶先进国家，这是日本最重要的国家目标。二战结束后，“强兵”的目标没有了，但是“富国”仍是日本不变的目标。到1980年代前半期，经过120年左右的时间，日本差不多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日本进入G7集团、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都证明日本是一个先进国家、经济大国。以前日本的国家目标有模本，企业学习经营的时候看美欧，政府学习国家治理的时候也看美欧。但是追上了以后，突然没有榜样了。
这时日本应当学会“自主创新”——中国也用这个词，主要是对企业——但是现在日本政府需要这样的说法。
自主创新需要政治家的变化，因为官员听从政治家的指挥，并加以执行。在中国，邓小平开始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胡锦涛重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些变化值得日本深思，因为大的方针的适时改变是政治家的责任。
“日本政治力太软”
徐静波
旅日媒体人
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为什么不能迅速复苏？最大问题在于日本政治混乱。
美国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五年就开始复苏，因为它实行的是总统制。总统有很大的权限。日本呢？鸠山躺在床上说，明天我在这里修一条道路，没用。因为他这个方案得拿去给执政党讨论，执政党讨论后还得拿到国会去讨论。国会会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个道路，你得给我讲清楚。这个理由得讲得通，还得告诉国民，让国民也觉得有道理，这个路才能修。
日本是国会内阁制，也就是说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只有提案权，没有决定权，最后提案要国会通过，所以日本为什么讲究在国会占多数议席还是少数议席，因为只有多数才能够保证执政党的任何决议都能够获得通过。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的政界也随之崩溃。1992年，东京佐川急便事件导致金丸信议员辞职，小泽一郎带着一帮人从自民党离开，成立新生党，举起了政界整编的大旗。细川政权诞生宣布日本55年体制崩溃，此后细川首相又闪电辞职，羽田孜政权也没摆脱短命的命运，在此之后，日本换首相跟走马灯一样。所以这20年当中日本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政局一动荡，老百姓心就散了。政府也无法来实行一整套的经济复苏计划来指导日本企业、日本经济。
小泉纯一郎在任五年半属于战后比较长的，他也实行了一些改革，但是为什么一些改革改不下去？因为日本每一个政治家在国内都有自己的地盘和切身利益，所以改革就会遇到很大阻力。而且日本议员是民选的，一个日本地方的市长敢于和首相吵架，而首相没有权利把他免掉。
这与中国形成了明显对比。我去年在日本出版了一本书叫《株式会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执政党为什么能够通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这是日本必须反思的。这是中国的优势，日本没有这个优势。所以，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国家不能快速复苏，就是因为它的政治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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