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个历史时期到底什么是“中国”？

　　资政篇

　　中国疆域的变迁

　　葛剑雄

　　葛剑雄，1945年生于浙江湖州（原吴兴县），祖籍浙江绍兴。1983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93年任博士生导师，1996年任历史地理所所长，1999年至今兼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曾在美国、法国等多所高校任客座教授或做访问学者。先后出席在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比利时、韩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越南、新西兰等地召开的国际会议。

　　主要学术兼职：世界自然遗产组织下属环境委员会生态伦理专家委员会成员、国际历史人口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等。

　　所著《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被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召开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评为论文奖；《中国移民史》（主编，第一、二卷作者）于1998年获上海市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1999年被中宣部评为“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要讲中国疆域的变迁，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到底什么是“中国”？今天“中国”的概念非常明确，但是历史上，这个词的含义是逐步变化的。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证据，是在陕西出土的一个古代的器物“何尊”上的铭文，其中已经出现了“中国”两字。铭文的大意是：周武王在攻克商朝首都这一带以后，在祭天的时候说，我现在开始拥有中国了。其他的文献在提到周武王的时候也载有这件事，所以证明“中国”这个词的出现到现在至少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一些著作如《书经》、《诗经》中也有“中国”这个词。

　　这个“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是否一样呢？实际上相差很大。“国”开始的意思就是一个城、一个邦或者一个邑。住在里面的叫“国人”，住在外面的就是“郊人”。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很多的国，一般就称为万国，比如说“万国来朝”，比如大禹大会诸侯，应召而来的有“万国”。当然并不一定真的有一万个，可能几千个，总之是相当多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名字可考的国还有好几千个。又比如讲到周武王伐纣，“诸侯八百”都来响应，也说明当时国很多。但经过长期兼并和淘汰，到战国后期，就号称“七雄”，实际上还剩下几个小的诸侯国，但加在一起不会超过20个。所以一开始国的概念很小。

　　“中”原来的意思是一面旗帜。最早的“中”字的右边还有几横，表示旗上飘扬的流苏须。但这个旗帜不是随便放的，商代人一般放在兵营或者什么地方的中间，这个旗帜一插，大家就聚集在它的周围。所以这个字就演变为中间、中心、中央的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中国”，就是在万国中处于中间的国、中央的国、最重要的国。由此延伸出来，在地域上就是中原，就是一大片平原或者一大片地域中间的地方。这是“中国”的本义。既然如此，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覆盖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甚至到清朝的时候，有的时候“中国”这个词也没有包括我们这个国家的全部。

　　第一，从政治上讲，“中国”往往就等同于中原王朝或者中央王朝。比如说，唐宋的时候它所管辖的范围一般就可以称为中国。但是如果唐宋中央政府没有管到的地方呢？比如说大理国。因为金庸小说的流传，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大理国的前身是唐朝的南诏，就是今天的云南和相邻的缅甸一带，从唐朝中期开始，中原王朝就管不到它了。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蒙古人才把它征服。所以讲唐朝后期、五代和宋朝的历史，往往不包括今天云南。在当时人眼中，它当然还不是中国。这个概念与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就不同了。

　　第二，从民族上讲，它的含义又往往等同于华夏诸族或者汉族，与它对应的所谓蛮、夷、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一般不被认为是中国。比如云南、贵州这些地方不是中国，这个话今天看来当然不对，但在古代人的心目中，这些地方不是华夏诸族或汉人住的地方，当然不能称为中国。又比如蒙古高原，无论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反正都是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聚居着，史书中大多不将它当成中国。这也是它历史上的概念。

　　第三，从文化上讲，往往只是华夏族或汉族的文化才被当作中国文化。甚至到现在为止，讲中国文化，往往还有这样的缺陷。比如我们经常讨论中国文化，但很少想到中国文化应该包括今天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我们一讲中国文化，脑子只想到汉族，只想到华夏文化，只想到受汉族影响比较深的少数民族。这个概念其实是历史造成的缺陷，还是有影响的，我们应该注意。

　　第四，从地理上讲，它往往只等同于中原地区，但这个概念是逐步地扩大，因为当周边地区一旦跟中原联系起来，它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就要强调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人民都以成为中国的一分子感到自豪。比如春秋的时候，楚国国王就自称蛮夷，老是跟中原打。但是到了战国时候，楚国就认为自己现在这么强大，已经接受周王的封号，而且已与其他诸侯国平起平坐，怎么不是中国呢？所以楚国人不再说是蛮夷而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四川盆地原来是巴、蜀的地方，后来秦国把它征服，有很多人迁移到那里去。到汉朝，巴蜀地区就被看成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史书里讲的中国有不同的含义。要正确理解，不要曲解。

　　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当时“批林批孔”要宣传法家思想。清朝有位学者魏源，字默深，生活的时代跟林则徐差不多。江青他们说他是法家，要出版他的书，其中一本《圣武记》讲到台湾，就说“台湾自古不通中国”，这可麻烦了。你说他法家思想好，他又说台湾跟中国都没有联系，跟我们的观念是不符合的。所以有人提议把这句话删掉。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魏源所谓“中国”不是我们今天的中国，而是指中原王朝、华夏文化，当然台湾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其中一部分。台湾本土和生活在台湾的居民是随着我们疆域的扩展、文化的传播、民族间的交流才进入中国的。这是正确的理解，我们一点也不要怕。

　　正因为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都希望做“中国”，一旦掌握了中原的权力，少数民族一旦入主中原，都要自称“中国”。“中国”往往就代表正统，不是“中国”就是僭伪，就是窃据这个名号，就是伪政权。所以统治者都要自称中国或代表中国。

　　最典型的就是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北方政权主要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比如匈奴、鲜卑、羯、氐、羌以及受到这些少数民族影响比较大的汉族建立起来的。一直到唐朝，唐朝的皇帝李氏家族还有胡人血统。至少是汉族跟胡人的混血。逃到南方的政权东晋、宋、齐、梁、陈就骂北方，你们是索虏，就是把头发扎起来的强盗、奴隶。你们根本不是正统的中国，我们是从中原南迁的，是从洛阳迁到建康（今南京）来的，我们是正统的中国。可是北方政权根本不把它们放在眼里，你们说我们不是中国，你们才是岛夷，是逃到海岛上的野蛮人。我们现在统治什么地方啊？我们的首都就是长安、洛阳。我们不是中国，谁是中国？从这个争论就看到“中国”这个概念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中国”往往意味着正统。但是另一方面，离开了中原地区的人，强调他的法统，虽然我现在被你们赶出来了，但是我是带着文化、带着制度走的，我还是“中国”。双方的“中国之争”无法调和，但在统一后，双方都纳入了同一版图。隋朝、唐朝统一后要修历史，以谁为正统？以南方为正统，自己继承的是北方的法统，不是就变成伪政权了吗？如果以北方为正统，如今南方也是国家的一部分，而且的确是从北方迁去的。到了唐朝时候就想出一个巧妙的主意，就宣布同时修南史和北史。所以今天我们讲南北朝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分为两部分，南方政权和北方政权，唐朝继承了这些政权，合起来实行了大统一，所以才有南北朝的名字。今天讲的南北朝，当时没有的，当时是敌对的，哪里有什么南朝北朝呢？但是到了唐朝，历史地看问题，三方都接受，所以形成合称。这是一个很好的处理办法。这种概念其实不但在中国，周边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越南，在脱离中国以后，一方面老是要跟中国冲突，很强调它的独立性。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它是“中国”。它的法统、制度都是来自中国。越南甚至就认为它是“南天中华”或者是“南服尧舜”，是真正中华，它瞧不起周围的柬埔寨、泰国，认为这些都是蛮夷。它有的时候还自称“小中华”。又比如朝鲜，有的时候内部有内乱分裂，谁可以掌握政权呢？要赶快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这些概念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到韩国乡下去看他们的古墓碑，可以发现上面往往写着“大明朝鲜国某某人之墓”，或者“有清朝鲜国”等等。可见，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要得到中国的法统，得到中国的承认，这是最重要的。

　　历史上的“中国之争”反映了中国概念的重要性。

　　另一个就是中原与周边之争。从地理上讲，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是中国的中原地区，但是后来随着中原王朝的疆域扩展，长江流域的人觉得自己也应该属于中原。周边地区的人虽然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在中原，但相对于更边远的地方，自己也算得上中原人。正因为这样，就促使中国的中原范围逐步扩大，边疆不断得到开发。比如说四川，在秦汉时算是边缘，但等到云南、贵州开发起来，四川又比它们靠近中原，可以自认为是中原了。所以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中国之争，就中国的历史来说，总的来讲起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还有中国与外国之争。什么是外国？严格地讲，到清朝国门打开以后才正式确立了“外国”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往往不是指我们今天的概念。比如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各个政权本身是中国，其他政权就是外国。但是同时，往往把中国传统范围里面的看成中国，把传统范围外面看成外国。所以有时候在历史书上看到，一些少数民族政权或地区也被称为外国，比如西藏、新疆、蒙古，与俄国、英国一样被称为外国，不同的书上讲法也不同。但是这些政权有的又自称中国。历史上的中国与外国之争，也反映了历史上中国的概念与今天的差异。

　　大概从明朝中期开始，来华的传教士喜欢用china称中国。《中俄尼布楚条约》第一次用“中国”代替清朝，但这个条约只有满文本、俄文本和拉丁文本，没有汉文本，很可能是担任翻译的传教士自作主张。即使到晚清，清朝一般都称大清、大清国，偶尔以中国代替。但清朝统治者比较喜欢用的不是china，而是CentralEmpire，中央帝国，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心理。也正因为这样，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在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的概念跟我们今天还是有所不同。有的时候包括今天整个中国，包括西藏、新疆、内外蒙古、东北，但是有的时候只是指内地的22个省，而把西藏称为西藏，新疆称为新疆（或东突厥斯坦），把内外蒙古称为鞑靼，把东北称为满洲。对于那些政治家或者外国帝国主义来讲，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但中国人自己这么称，实际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不一定是要搞什么分裂。一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才把“中国”作为中华民国的简称。从那时候开始，中国主要的就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国就代表着我们这个国家，代表我们国家所拥有的全部领土及其主权。

　　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演变过程。历史上的“中国”的概念跟今天的不同。一般认为从18世纪60年代到1840年以前，就是乾隆中期到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的领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这是中国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领土，而以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才使我们国家领土的形状从一片秋海棠的叶子变成了一只雄鸡。历史上所有在这个范围里面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里面建立的政权不管是不是属于中央政权管，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是经过谭其骧教授和很多专家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长期研究，到80年代所形成的。经过党中央批准，由外交部审查通过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对历史上边疆的处理就是按照这个原则。为什么要按照这个原则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有历史学家，比如范文澜同志，主张根据今天的中国领土状况来确定历史时期中国的边界，这是不妥当的。比如说，越南的中部和北部、朝鲜的北部、外蒙古这些地方，历史上都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混淆了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影响。所以应该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应该以今天的领土归属来划分。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反过来也不能够把传统的中国概念当成中国，比如说华侨领袖陈嘉庚，他是很爱国的，但他说东南亚历史上都是中国的，这话就不对。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中国从来没有把东南亚作为自己的领土。这两方面都应该注意。

　　疆域和领土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我老是讲疆域？有的领导说现在我们叫领土，你叫领土不是更明白吗？其实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讲历史上的事还是称疆域比较妥当。下面讲一下疆域的类型。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类型比较多。

　　最主要的是正式行政区。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出现县、郡。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把全国统一，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后来出现州、道、路、府、厅等政区。到元朝时候建立省，一直延续下来。这是中国主要的正式行政区。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在历史上都曾设立这些正式的行政区，但不等于说除了这些政区以外就不是当时的疆域。

　　第二类是特殊的行政区。设置行政区的过程中间往往会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特殊的安排。比如汉朝的时候，在新取得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是马上建立郡，而是先设“初郡”。一般是少数民族地区刚建立的时候给很多政策上的优惠，如免除赋税徭役，先明确政治归属，等到经济文化发达，移民增加后再收税。“初郡”也是郡。

　　东晋和南朝曾经设立侨州郡县。北方世家大族、官员士人逃到南方，不愿将户籍与南方土著编在一起。怎么办？就在南方其他郡县中借一点地方设立“侨州”、“侨郡”或“侨县”。比如北方洛阳一带（属司州）的人逃到南方，在南方设立一个“南司州”，山东的青州人逃过去，设立“南青州”。侨州郡县到后来也土著化了，与本地原有政区没有什么区别。这些特殊的行政区各个朝代都有。

　　还有一部分是军事驻防、屯垦区。比如西汉占有今天整个的新疆和中亚，但是地方交通很不方便。现在坐火车、汽车都要在路上花很多时间，那时候完全靠步行、骑马或者骑骆驼，汉朝怎么去统治这块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都护府”。“都护府”一般只有几千个士兵，但是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利用中央的权威，实行政治上监护、军事上控制。都护府在当地不收税，一般也不征用人力，就维持着监护的统治，这还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都护可以调集当地国的兵力加以镇压或者平定，甚至可以把一个国王废掉立另外一个。但都护一般不干预这些国的内部事务，也不向它们派遣常驻官员。有些地方是以屯垦、屯田为主，军民合一，从内地招募去的人要自己种粮食养活自己，再节省下粮食用于边防。

　　清朝在东北最初没有建省，而是由将军去统治，如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奉天将军，在新疆也是这样，在乌鲁木齐设立乌鲁木齐将军，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在外蒙古西北还有一个唐努乌梁海，也是这样统治的。这些将军并非只管军事，他们也处理民政，所以这也是一种管理疆域的方式。一般这是一种过渡时期或者过渡形态，适合于边疆或军事要地，必须用这种方法加以控制。

　　还有民族或地方自治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中央政权一方面往往通过武力的手段或者军事压迫的方法迫使它们归顺，但是归顺以后，就不去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派往那里的流官一般只是监护性质，代表中央或上级政府，首领还是由当地民族世袭或按传统办法确定，都由本民族的人担任，一般称为土司。到解放初，有些土官还存在。土官主要管理本民族本地方自己的事。一般不是根据法律判罪，而是根据民族习惯。土司如何继承，也由他们自己定，只要向上级或中央政府备案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在西南长期存在，很多地方都归土司统治，一直到清朝才“改土归流”，把土官换成由上级或中央政府派去的流动的官员，实际上民族的自治还是长期延续下来。

　　还有一种所谓“羁縻”府州。“羁”的意思就是用鞍具将一匹马笼住，“縻”就是给它吃点东西，喂喂它。一方面控制，另一方面给它一些好处。“羁縻”府州县往往都是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有的境外的少数民族来投奔，就给个名义，这类单位之间的差别非常大。有的“羁縻”府、州慢慢变成土司，再变成正式的府州。有的“羁縻”政权设置以后，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但官僚机构还继续汇总上报，因为这能表示地方的政绩。所以我们在史书里面看到唐宋时西南、西北“羁縻”州多得不得了，专家学者都弄不清它们到底在哪儿，很可能它早已不存在了，或者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

　　有的书上记载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多得不得了，比现在还多。怎么会那么多呢？因为地方官招揽少数民族是有功劳的，而且能证明皇帝威名远扬，“蛮夷”纷纷来归。这些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不仅需要纳税或服役，而且还要赐钱赏物，以作慰问和救济，所以不妨将一万吹成十万，十万说成百万。招揽得越多，地方官政绩越大，朝廷越高兴。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到东汉时候，今天云南境内的永昌郡人多得不得了，甚至比四川一带人口还多，其实是假象，因为这个郡是新设的，并且有大量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口，显然是虚报的。但是不管怎样，这都是疆域内部的民族或者民族的自治区。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虽然连土司都没有建立，但以后成了正式政权，一般也应该看成疆域的一部分。

　　对“称臣纳贡”特别要注意，情况很复杂。有的人觉得既然“称臣纳贡”，就应该是中国的领土，其实这里面差别非常大。一种情况是真的“称臣纳贡”。比如说朝鲜、越南，一直到被帝国主义控制以前，凡是新的国王即位，它都要派人来报告，要得到中国的承认。老的国王去世，也来告哀，朝廷要赐悼文。但它们已经脱离中国，是基本独立的政权，它们“称臣纳贡”是表示一种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但是，另一些“称臣纳贡”就很奇怪了。比如说日本，明朝和清朝前期我们的史书上都称它来“称臣纳贡”，而实际上日本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它为什么“称臣纳贡”呢？一方面，日本人是哪个国家最先进他就学哪个国家，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学。所以隋朝、唐朝时，日本一次一次派人来学习，然后照搬过去，如日本建新都，就照长安、洛阳造。被中国称为“称臣纳贡”，它也不在乎。现在日本东京、大阪的博物馆里面还可以看到当时明朝的诏书。东汉时中央政府曾赐给日本一颗金印，现在是日本的国宝。这颗金印是日本人在福冈发现的，上面刻着“汉倭奴王”，倭奴王也属于汉朝。他称臣纳贡，汉朝封“倭奴王”，他都接受，但日本是汉朝的领土吗？当然不是。到了明清时，因为中国自以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仰赖外人”，日本曾企图与中国发展贸易往来，但中国人认为根本没有与外国人做生意的必要。再说中国的皇帝怎么能与日本国王平起平坐呢？所以日本只能来中国纳贡，中国政府收了贡品后再赏赐它。由于中国一向实行“薄来厚往”，往往贡的东西少，赏的东西多，所以日本“称臣纳贡”的积极性很高。本来规定三年一贡，非要争取一年一贡；规定每次100人，非要来300人。“万国来朝”的结果是中国赔大钱。直到清朝乾隆皇帝接待马噶尔尼的时候也是这样，政治从严，经济从宽，尽管驳回了英国人的要求，给的赏赐和优待一点不能少。这样的“称臣纳贡”实际上是外贸关系。

　　还有一种现象更奇怪，一直到清朝修《明史》的时候，还将所有外国都列入“朝贡”的名单，包括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怎么会来朝贡？这就是中国的一相情愿，一种变态，是自欺欺人。凡是外国来的人，都是来“朝贡”的，都得称臣。当时一个手段就是在翻译时做手脚。我们现在看到，乾隆帝过生日时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贺信其实是平等的。等到翻译成中文时，就被译成下级对上级的口吻。乾隆皇帝看了很高兴，认为英国国王很恭顺，不远万里来祝贺他的寿辰。其实英国人主要是来谈判的，不过是找了个由头。乾隆时还有英国使者见中国皇帝要不要下跪之争。马噶尔尼被要求向乾隆行九跪三叩礼，他不愿意，提了个条件，说我代表英国国王，我向你跪，你也要找一个跟我品级相同的中国大臣，向英国国王的画像行同样的礼。否则他只肯一条腿跪，这是见英国国王的礼节，已经很郑重了。这个争论的结果有不同的说法。国外流传说乾隆找了个台阶，说马噶尔尼路上受了风寒，腿脚不便，再说夷人本来就不识中国礼仪，不值得计较，不跪就算了。马噶尔尼自己也说没有跪。但在中国流传的说法却说他慑于天威，情不自禁双膝跪下来磕头了。我是比较相信他自己讲的，因为英国当时已经有很强烈的主权意识，不会做这种事。但在中国方面，往往会做假宣传掩盖一下，大家都不失体面。俄国使臣也为这个事争论过，但最后跪了，因为俄国人比较现实，觉得这样对他们有好处。清朝的史书一直称“罗刹”（俄罗斯）如何“恭顺”。恭顺什么？把中国那么多领土都拿走了。所以我们对“称臣纳贡”一定要分析。看到那么多国家“称臣纳贡”，有的华人就以为他们所在的国家历史上都是中国的。其实既不符合事实，也伤害了当地人的感情，对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毫无好处。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大国沙文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我认为疆域只应该包括前面几种，这些地方最后基本都成为清朝领土的一部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历史上疆域究竟是怎么变迁的？

　　以往有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说法，这个概念不对。我一般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因为秦朝的疆域远不能包括整个中国。

　　秦朝的疆域基本上只限于今天中国的东部和中部。但它已经包括朝鲜的西北，平壤西北的海边这一块地方，当时都叫做辽东。在战国后期，燕国就开拓到那里了，所以燕长城的起点也在那里，以后合为秦长城。顺便讲一下，今天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是明长城。秦长城是从辽东经过赤峰一带，然后到阴山，再下来到陇山，西边到甘肃的岷县。但秦朝的行政区并没有完全覆盖这一范围，它主要经营的还是北方，南方很多地方，比如福建、浙江南部基本没有什么人口。秦始皇征服当地的越人后，设立一个闽中郡，但现在只找到两座城，其中一个县在福州，其他还有什么县都不知道。秦始皇派军队越过南岭去征服越人，战事不利，延续了好几年。为了运输粮食，在今广西兴安境内开凿了著名的灵渠，将湘江与漓江连起来，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后来在今两广建立三个郡：一个是在今天广东一带的南海郡，一个是在广西的桂林郡，还有一个是在广西与越南北部边境的象郡。但是在西南，秦朝的统治非常稀松，实际上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当地少数民族自己统治，秦朝只是控制了交通线和几个行政中心。尽管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么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时间是公元前221年。因为以前都实行分封制，天子拥有的地方其实很有限，主要的地方都分封给诸侯。大的诸侯再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小的诸侯，小的诸侯又把它分封给自己的家臣，每一个统治者所管理到的地方非常有限，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而秦朝在全国建立了36个郡，后来大概增加到48个郡。最近在湖南新发现的秦简中记载了一个洞庭郡，是原来我们都不知道的。估计秦朝可能共有50来个郡。中央政府通过50来个郡统治差不多上千个县，这在中国是第一次。

　　西汉的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一是开始在朝鲜半岛上设立四个郡，这是汉武帝的时候派兵打下来的。应该承认，这些扩张过程并不是那么和平的，也有军事征服。汉朝军队从山东半岛渡海，两路夹击把朝鲜占领。但那时的朝鲜政权基本是从中原迁过去的汉人建立的政权，不是后来的高句丽人。当地当然有高句丽的祖先，也有朝鲜族的祖先，但主要是战国后期由中原迁去的，为首的是卫满。还有一种说法，是箕子在商朝亡后迁到朝鲜，朝鲜的史书也这么讲。这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商朝灭亡了，肯定有移民东迁，迁往朝鲜半岛没有什么障碍。不过究竟有多少人，却找不到什么证据。西汉的扬雄写过一篇《方言》，将朝鲜与燕代划为一个方言区，可见那里的人是以来自今山西和河北北部的移民后裔为主，才会流行同样的方言。

　　秦朝灭亡后，赵佗（河北正定人）乘机割据岭南，以后又扩张到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等到汉朝平定南越，它的疆域就包括越南大部分，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还包括今缅甸一些地方。河西走廊原来是匈奴人的游牧区，因当地匈奴战败降汉而成为汉朝的疆域，汉朝的势力也通过河西走廊扩展到西域，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与清朝全盛时的西界差不多。但是我们注意到，今天的东北、内蒙古与蒙古、俄罗斯等地是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范围，其中与汉朝对抗的主要是匈奴。匈奴尽管一度投降汉朝，但是汉朝并没有把匈奴地区作为自己的疆域。当时有一句话“长城之内天子有之，长城以外单于有之”，这是双方的基本界线。西藏那个时候还没有统一起来，有唐旄、发羌等部族。西汉的疆域范围在中国历史上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国内地农业地区在这时基本上统一并确定下来了。以后虽然有的时候有伸缩，但是一直到清朝这个界限才最终打破。汉唐盛世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汉朝是开端。

　　东汉的疆域有所收缩，特别是在今越南的南部，主要原因是当地的林邑建立自己的政权并向北扩展。朝鲜半岛上也是这样，东汉对中央山脉以东的地方已经管不到了。只有在西南，由于哀牢人的归属疆域有所扩展。东汉后期，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内迁，西北大部分地方已成为“羌胡”的聚居区，东汉已经无法行使行政管理。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和隋朝的短暂统一，到唐朝完成统一后，就形成了空前辽阔的疆域。讲唐朝的疆域要注意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等人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一些人主张尽可能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画大，认为这样做才是爱国。因此，往往会将一个朝代东南西北曾经达到过的最远的范围画在一幅地图上，所以翻开地图，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那么大，从来没有退缩过。实际上不是这样。拿唐朝来讲，以前都讲唐朝西面到达咸海，东面到达朝鲜半岛，南面到达越南，北面到达北冰洋、贝加尔湖。其实它不是同时拥有那么大的疆域，也不是始终有那么大的疆域。唐朝拥有蒙古高原与贝加尔湖流域是在唐太宗时候灭掉了东突厥以后。东突厥投降，大量突厥人内迁，甚至有一度唐朝朝廷里面每天上朝的官员中间突厥人比汉族人还多。唐朝非常开放，你投降就让你做官，而且得到重用。也不是非要用汉人。北方游牧民族特别会打仗，所以唐朝很多将领都是少数民族。唐朝扩张到咸海边，是因为波斯（今天的伊朗）发生内乱，波斯王子投奔唐朝，唐朝派军队把他送回去，封他为波斯大都督，统治的地方就是咸海以东。但是时间很短，只有三年的时间。所以唐朝稳定的疆域没有那么大。唐朝在朝鲜半岛，包括一度占有朝鲜半岛南部的时间也是很短。一直到唐高宗才打下高句丽，在平壤建立安东都护府，并且把朝鲜人大量内迁，有些人一直迁到四川。但是唐朝还来不及往朝鲜移民，而朝鲜人却不断的反抗，因为反抗太激烈，所以安东都护府在平壤只存在三年时间，就迁到辽东，以后又迁到辽西。所以地图里画的是唐朝一度达到的最大范围，实际上并不是始终拥有那么大的疆域。但越南北部还是稳定的，一直到唐朝末年，当地的土豪开始造反，因为五代时候分裂，之后与越南相邻的南汉才顾得上，但南汉本身实力有限。到公元10世纪，越南的吴权正式建国。一般就认为此后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

　　对朝鲜的问题现在有分歧。当初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为此请示过外交部和中央，最后决定的原则是从公元5世纪开始，朝鲜半岛列为境外。因为高句丽建国以后，首都在今天吉林的集安，称为国内城。公元5世纪时进一步向南扩张，迁到平壤。当时确定的原则就是，凡是跨境民族的政治中心迁到了境外，就只能把它算成境外的民族。关于这一点，东北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时候高句丽还应该算是中国的，以后才能算朝鲜，算境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要把它过于政治化。即使你不承认从5世纪开始，那么到唐朝总该承认朝鲜属境外，否则唐太宗为什么要出兵呢？迟早总是一个境外政权，这不过是一个学术上界定的问题，事实没有分歧。高句丽最早的人是在东北，以后逐步扩展，主体慢慢迁到朝鲜半岛。相反，在中国境内的高句丽人大部分迁走了，剩下的慢慢同化在当地民族里面。现在一定要在东北找谁是高句丽的后代，其实讲不清楚，因为他们不是纯的高句丽后代。但是高句丽的遗迹，比如好太王碑就在集安，其他也有很多遗存还在中国境内，所以我觉得韩国人或者朝鲜人他们怀着一种对祖先的敬意要来寻访这些地方，要讨论这些地方，要研究这些，都很正常，不要大惊小怪。但如果他们因此就提出来这些地方是他们的领土，那也是胡说八道，我知道大多数韩国人也没有这么说。比如现在朝鲜比较民族主义的说法，说长城以外和河北北部都曾经是他们祖先活动的地方。其实如果他只是说到这一步，我认为还是学术问题。蒙古人说他的祖先曾经一度活动在长江流域，这也是事实。这是跨界民族活动历史遗迹的存在，不要简单地与领土归属联系起来。我们也没有把中国人曾经到过的地方都说成是我们的领土。但是如果个别人超出这个范围，要把这些证据作为领土归属，那我们也要旗帜鲜明。我觉得现在有些学者过于政治化，夸大这种事实，这是没有必要的。我是主张把学术上的争论与政治是非，把跨境民族的活动跟政权和领土的归属、历史上的疆域要严格地区分开来，我们的研究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说服世界上其他的学者，才能真正对国家有利。对朝鲜是这样，对越南也是这样。唐朝到安史之乱以后疆域就缩小了很多。唐朝征服东突厥后不久，突厥人在蒙古高原重新建国，以后回纥人在蒙古高原兴起，并且一度非常强大。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黄巢起义的时候，都曾经向回纥（后改称回鹘）人借兵。东北这一带尽管在地图上还划在唐朝的范围内，其实已经控制不住了，在这些地方设置的都督府只是名义上的。唐朝后期最多只管到今天的辽宁，辽河下游，再往北根本就管不到，只剩下名义上的。当地的靺鞨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渤海国。朝鲜半岛虽然还有一点名义上的归属，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政权。唐朝后期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就是吐蕃，今天西藏的祖先。当时是吐蕃的极盛时期，疆域非常大。达赖喇嘛曾经提出“全藏自治”，即藏族自治的地方应该包括他们历史上曾经达到的范围，不仅有西藏，还应该包括四川的西部、甘肃和青海的大部，他的历史依据就是唐朝时吐蕃曾有那么大。其实这是两回事，吐蕃占领的地方并不完全是吐蕃人，更不完全是今天的藏人。1978年，在准备把《中国历史地图集》公开发行时，我的老师谭其骧以复旦大学的名义给中央写报告，要求增加吐蕃全图。他当时为什么要编这幅图呢？就是既然可以表示出汉族政权可在历史上达到的最大范围，那么少数民族，蒙古族、藏族等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最大范围也应该表示出，这才是体现民族平等，才符合历史事实。但当时内部有不同意见，很多人不同意，主办单位社科院为此也很紧张。最后胡乔木同志批示，他认为谭其骧老教授的看法是正确的，对历史问题我们不要回避。经过中央书记处批准，就增加了这幅图，以显示吐蕃所达到的最大范围，包括今天新疆和中亚的一部分，也包括今天尼泊尔、四川省的西部、云南、甘肃的大部分。吐蕃一度占领唐朝首都长安，但没有几天就退出了，而且它始终只守住陇东高原，真正原因恐怕不是唐朝的强大，而是吐蕃人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不习惯到平原，占领长安以后，大多数人头疼，胸闷，不舒服。吐蕃一度占据了河西走廊，当地有大量汉人，不少人被迁到西藏。唐朝有一次派一个使者去拉萨，快到达时有一支乐队迎接他，演奏的乐曲就是《秦王破阵乐》，唐太宗最喜欢的乐曲。他问你们这些人哪来的，他们说我们都是俘虏或者俘虏的后代。当时吐蕃人把大批汉人迁到拉萨和周围地区，所以严格讲在今天的藏族里面也有一些汉族的血统。所以中国的民族其实没有那么纯的，各民族之间不断交流融合。我刚才讲过，中亚和河西走廊很多地方，吐蕃只是实行军事征服，并不是真的已经迁到这些地方，吐蕃的人口是有限的。有的人把这些地区的人口都估计出来，说藏族人口曾经超过1000万，现在藏族人口反而没有那么多了，这完全是无知，根本不是事实。根据确切的记载，吐蕃在历史上的人口并没有那么多，最多不过几百万人。另外一点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政权的疆域都可以变化，有伸也有缩，从来没有说，曾经到过哪里，以后就非到那里不可。汉族的疆域也曾比现在大，难道也得恢复吗？所以画这幅图并不影响我们今天的政策。历史事实不要回避，问题是怎么正确地认识。

　　五代和宋朝实际上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我不赞成把宋朝叫做统一政权。宋朝的北方始终存在着契丹人建的辽朝，到南宋时女真人又占有淮河以北。今天的甘肃、宁夏一带有西夏，云南是大理国。吐蕃虽然不统一，但也不属于其他政权。所以唐朝以后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分裂阶段。俄语称中国为Китмай，Китмай来源于契丹，因为俄国兴起以后，它首先接触到的不是中原的汉人，而是契丹人，所以就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你能说契丹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当然不能。所以从这样一个大中国的范围来看，唐朝实际上就一直分裂，始终没有统一。北宋的时候也不能算统一。因为你如果说北宋统一，那么今天的北京就不属于中国了，因为那是辽国的南京。这个局面被蒙古人打破。蒙古人在蒙古高原兴起以后，先后征服了北方的金朝，又灭了西夏。接下去又征服了云南、西藏，最后灭南宋，建立起一个疆域空前的大帝国。但是元帝国不等于蒙古帝国。因为成吉思汗西征以后，他在世时是统一的，等到他死了以后，他的子孙谁占领什么地方谁就建国。所以我们号称四大汗国，如察哈台汗国、钦察汗国等。比如今天新疆的大部分就没有归元帝国统治，而是属于察哈台汗国。所以元朝尽管疆域很大，但是也还没有包括今天中国的全部。元朝在国内实行一国多制。在原来宋朝、金朝的范围内建立行省，蒙古高原也建了岭北行省，但也保留了很多王、很多部族。对西藏通过宗教实行统治，称为宣政院辖区。这个宣政其实不是宣“政”，而是宣宗教。它原来称为总制院，管理全国释教。元朝尊黄教的始祖宗喀巴为帝师，给他很崇高的地位，通过宗教来统治西藏。元朝一度占领朝鲜的大部分地方，高丽国王被迫投降，但元朝没有把朝鲜作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既封他为征东行省的丞相，又封他为高丽国王，基本上保持他的独立地位。元朝的军队曾经多次征伐越南，但是都打败了，越南依然是元朝的藩属国。元朝曾经派船队去征日本，一方面固然是好战，能够占领的地方都要占领，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元朝征服中原的时候，不仅依靠蒙古人，还大量利用金朝、宋朝投降元朝的军人和将领。比如最后灭宋的是汉人张弘范，也是降人。仗打完后，这些部队留着也麻烦，便调他们去征日本。胜了最好，败了也无所谓。但是路上碰到台风，船队吹散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据说，一部分人流落到爪哇、东南亚，成为中国最早迁入那里的移民。元朝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辽阔的。

　　明朝的疆域就没有那么大。朱元璋派军队攻占大都（今北京）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往北方，史称北元。北元退到蒙古高原，以后形成鞑靼和瓦剌两部。瓦剌一度往北京打，在土木堡俘虏过明英宗。明朝始终没有占领过整个新疆，一度控制哈密地区，设立过军事机构，但是后来退却了，退到嘉峪关。所以明长城是从嘉峪关到山海关。我们跟前苏联论战的时候，经常强调一点，长城不是中国的边界。这话不错，但长城的确是明朝的界限。要不是为了防卫自己的边界，它修长城干什么？当然，蒙古人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所以明朝人往往会迁到长城外面去。比如说今天呼和浩特以南一带，在明朝就有不少汉人去那里开垦。但两个政权的分界线，基本上还是一条长城。明朝初年，在东北建立“奴尔干都司”，就是一个特殊政区，不是真的统治了这些地方。它是对当地少数民族实行“羁縻”，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名义上服从明朝，实际上明朝更多的是给他们赏赐，承认他们的现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明朝宣德年间曾经派太监到那里慰问，并在今天俄罗斯的黑龙江口建了一座永宁寺。里面竖立一块碑，这块碑现在前苏联伯力的博物馆。我们在中苏论战的时候就曾经证明这些地方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一个证据就是，明朝曾经立永宁寺碑，碑文上讲得清清楚楚，皇帝派人来宣抚这一带的少数民族。我觉得这个概念是相对而言的，是相对于俄罗斯没有任何建制，但事实上这是一个特殊政区，并不是像内地一样，实施了真正的行政管辖。而且从明朝中期开始逐步退却，到明朝后期，已经退到山海关里面，外面统统被满族人占了。明朝对西藏延续了元朝的统治，但没有进行什么有效的管理，幸而也没有其他外国政权进入西藏。所以我们讲从元朝开始西藏就是我国的领土，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明朝初期的时候，缅甸的大部分、老挝的一部分，包括泰国的一部分都曾经是明朝统治的地区，都建立了宣慰司。但到了明朝中期以后，缅甸王朝兴起，这些地方绝大多数都被缅甸所占领。剩下一小片地方一直到解放以后，中国与缅甸划定边界时才置换。总的讲，明朝的疆域是缩小的。

　　明朝初年有22年的时间曾占有过整个越南。当时越南发生内乱，黎氏把陈氏王朝的国王杀了，但是后来明朝政府发现陈氏的遗孤还在，就把他送回去，用军队保护他，重新建国。但是后来他又被杀了，所以明朝就出兵征服黎氏，在越南建立交趾布政司，像内地其他地方一样建省，成为明朝一部分。可时间只有22年，主要原因是统治不得法。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激起反抗。再加上越南的民族性非常强，打到最后，宣德年间宣布放弃，恢复越南为属国，明朝又回到原来的界线。清朝的疆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最有效的，也许可以说是最大的。因为以前有些朝代的边疆，实际情况如何并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清朝对边疆是真正统治了的，如与俄罗斯正式划定了边界。清朝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第一，努尔哈赤兴起后，首先统一东北的少数民族。第二，与蒙古结盟，然后征服明朝。清朝与西藏也有一种特殊的关系。黄教在西藏成为主要的宗教后，得到蒙古人的尊重，并通过在青海一带游牧的蒙古人，从青藏高原传到内蒙古和外蒙古。蒙古人在明朝时就已经信黄教，已经有了自己的活佛，有一代达赖就是蒙古人。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藏的世俗首领往往都是蒙古人。所以蒙古跟藏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样一种关系，清朝与蒙古人结盟后，也与西藏建立联系。所以在清朝入关后不久，达赖就去内地朝见。以后通过征服天山南北路，灭了准噶尔，到乾隆中期，也就是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清朝的疆域到达巴尔喀什湖，包括整个帕米尔高原。清朝平定天山南北路以后，境外的很多小国都要求清朝派军队进驻，但乾隆皇帝在那里立界碑（这个界碑现在还存在），说大清的疆界到此为止。西方有些人说中国完全靠武功、靠镇压，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康熙年间，中国和俄国根据《尼布楚条约》划定边界。以外兴安岭和萨彦岭为界，中间还保留了一块待议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跟外国正式划定边界，以前都没有那么详细过。雍正年间，通过《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外蒙古与俄罗斯之间的界限。但是西北的边界还没有划定。清朝的东北疆域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还包括库页岛在内。但在库页岛上没有设立正式行政区，是由当地少数民族苦夷每三年到依兰（今天哈尔滨附近的依兰县）的三姓衙门来纳贡。用这种方法维持它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

　　台湾是康熙二十二年征服的。这里顺便讲一下台湾跟大陆的关系。我们现在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这是对的。但是片面夸大大陆政权对台湾的统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康熙二十二年以前，大陆政权从来没有在台湾建立过政权。

　　以前强调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就是管辖了台湾，学术界对此一直是有争论的。谭其骧先生一贯反对这种论断，因为澎湖巡检司是归厦门同安县管的，等于是同安县派的派出所设在澎湖，澎湖离台湾很远，而且澎湖小，台湾大，它怎么管到台湾？有些学者称“台澎一体”，既然管到了澎湖，就等于管到了台湾。这是不对的，澎湖跟台湾连在一体，那是后来的事。能不能说既然管到了台湾，就管到了关岛、夏威夷？这缺乏历史根据，我们觉得也没有必要。因为康熙二十二年以前，没有任何外国政权在台湾建立过政权。而康熙二十二年以后，清朝的管辖是延续的，直到被日本侵占。伍修权1950年在联合国的发言就讲，我们中国中央政府在台湾设立政府的时候，你们美国还没有建立。这就够了，一定要强调自古以来就是历史非常久远，反而会授人以柄。以前从小学课本开始就说，孙权时派卫温、诸葛直到台湾。但是并不讲去干什么，历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是到台湾（夷洲）去掳掠人口。当时吴国人力不足，有人讲夷洲的人很多，可以去抢一些过来，就派这两人带兵去抢。抢了几千个人，路上感染瘟疫，死了不少，最后得不偿失，这两个人先后被孙权杀掉。1986年我在美国参加亚洲年会的时候，一批鼓吹“台独”的人跟大陆学者发生争论。大陆学者说，孙权时候就派人到了台湾。台湾的人马上就说，去干什么？去掠夺人口。我们的学者反应不过来，因为以前的历史课本上从来没告诉大家。台湾学者说：你看，你们大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到台湾来抢我们。其实他也不对，他不能讲“我们”，他自己也是后来才迁过去，这“我们”是不包括他的，也许台湾的“原住民”才能这么说。明朝时，福建有不少武装走私集团，或者是海盗。当中央政府进行镇压，他们在沿海待不住，就逃到台湾。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颜思齐这两个海盗就跑到台湾，在北港建立基地。管辖的居民中有渔民，也有大陆迁过去的其他汉人，大概有几万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有过“片板不许下海”的规定，但实际上，特别是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到达东南亚时，走私贸易就相当兴盛，特别具有冒险精神的福建人就与他们贸易。福建地方政府眼开眼闭，因为商人每年交的钱可以补贴福建的财政开支，也可给地方官员发“奖金”。所以非但不管，还支持他们。如果朝廷下令清查，他们会通风报信，或者出动军队驱赶，海盗就会逃到外面去。

　　顺便讲一下，明朝有倭寇，以前都称倭寇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其实，“倭寇”主要是福建以及沿海的走私商人或海盗，他们雇佣一些日本人打仗，地方官打不过他们，就报告朝廷，我们不是打不过，因为都是日本人，很厉害，所以就称为倭寇。倭寇主体是中国人，首领是王直（一作汪直），是徽商。所以主要是中国商人、武装走私集团自己在骚扰，借了日本人的名义，不是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当时与日本人的来往很密切，比如郑成功的母亲——郑芝龙太太就是日本人，郑成功是中日混血儿。现在日本还有她的碑和墓。这些事实以前历史书上讲得实在太简单，长期造成误导。

　　那么怎么理解郑成功收复台湾呢？因为郑成功的父亲投向清朝，而他继续忠于明朝的残余。郑成功率领的军队一度打到镇江，但在清军强大压力下，他最后退守漳州、泉州、金门、厦门。有人给他出主意到台湾去，那里曾经有郑芝龙的基地。郑成功到台湾时给荷兰人的最后通牒中称“复先人之旧业”，“先人”就是指郑芝龙，而不是指明朝。明朝的军队有时因追击海盗到过台湾，但从来没有在台湾建立政权。郑成功收复这个产业，宣布这是明朝领土。他设立承天府，继续忠于明朝。但此时南明已经覆灭，永历帝逃到缅甸，但郑成功继续用永历年号。所以台湾作为明朝政权的残余，一直保持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平定后，康熙一度认为应该放弃。施琅上书说明据有台湾的好处，如果放弃台湾，不仅海盗或亡命之徒会聚集，而且会危及到国家的安全。台湾如果被外国占领，就会进一步威胁到福建。康熙接受他的主张，在台湾建立台湾府，设在今天的台南，属于福建省。从康熙二十三年开始，台湾正式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政区。在这以前，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由当地民族自己开发的，这个民族最后参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然它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要讲到它正式的政权建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清朝的疆域到1840年以后被打破。首先，香港被割让，但宰割中国领土最多的是俄国。一是根据《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地方被划走。乌苏里江以东地方原定共管，但是以后也被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都住着中国人，根据条约继续归中国，但又给俄国人赶走了。《伊犁条约》又把巴尔喀什湖以东到今国界那一大片土地拿走了。帕米尔高原的六个帕，最后只剩下一个帕，就是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县，其他五个帕都被英国人与俄国人瓜分，以后成了阿富汗的领土。在其他边界上只有局部丧失，不是很多。

　　以前越南对付中国的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中国弱，它就强一点；如果中国强大，它就求你。比如明清之际，趁中国内乱的时候，越南人占领中国边界30里的地方。清朝发现了，它一直不还。雍正皇帝派军队出关，准备以武力收回，此时越南国王赶快上表，说他对中国一直很恭顺。说我们蕞尔小国，你天朝大国，这点地方在你们算不了什么，对我们却不可或缺，真要收回我们一定自动退出，不劳天朝出兵。雍正很高兴，说越南国王态度很好，30里不够，再给你20里吧。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与选官制度的发展

　　吴宗国

　　吴宗国，1934年生于南京市，祖籍江苏如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3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专业，1958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历史学系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北京历史学会理事、唐研究基金会丛书学术委员。曾先后赴韩国、日本、新加坡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现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国历史学科隋唐史分支主编。

　　吴宗国教授长期从事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著有《唐代科举制度研究》、《隋唐五代简史》、《唐玄宗》（合著），主编《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隋唐卷）、《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等著作。

　　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化

　　（一）先秦到南北朝的社会发展与政治体制的变化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从政治体制上可分成王国和帝国两个时期。夏禹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开始王位继承制，从此中国进入长达1000多年的王国时期。夏商周都属于王国时期。商有分封贵族的制度。西周初年，大封同姓和异姓诸侯。这种封建贵族政治基于宗法和血缘关系之上。通过层层的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手中，并且世袭享有这种特权。高级官吏都是世卿世禄，世世代代传下去。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转型期。伴随着封建制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是郡县制的产生和客卿制度等的出现。

　　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皇帝制度，中国的历史进入帝国时期或叫皇帝时期。王国时期跟帝国时期，不是简单的名称上的区别，而是在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方面都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在王国时期，从发展来说，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阶段，是处在奴隶制时期，实行分封的政治制度。到了帝国时期，一般认为已经进入封建时代。这两个封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前面的封建是从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的概念来说。从战国、秦汉以后，中国已经是封建社会，这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学说来说的。主要特点就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构成社会的两个主要对立阶级。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建立皇帝制度。“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国家的所有事情，不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由皇帝决定。皇帝拥有国家最高权力，有对一切政务的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但是不直接统领百官，百官是由宰相直接统领，政务也是由宰相来负责处理。但是从当时政治体制上讲，宰相没有最后的决定权和否决权，不具备完整的行政权。地方上实行郡县制，国家通过郡县直接控制农民，直接向农民征收赋税徭役。在小农在居民中间占据多数的情况之下，国家的调发可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秦朝末年所以发生陈胜吴广起义，隋朝末年所以发生农民起义，都是因为国家的赋税徭役超出了农民的负担能力。

　　从秦汉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一套政务运行系统，并且形成一整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作为政务运行准则。政务运行通过文书进行操作，有严格的文书编制运用和保管制度，从而使政务的操作具有规定性和严格性。国家的官吏，主要是受过法律和文书训练的文法吏。

　　在政治体制上，秦和汉初在中央政府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没有分开。在汉代九卿中间，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宗正等都是掌管皇帝或者皇家事务的。在政府机关中，有的是管皇家事务，有的管国家事务，有的则混为一体。国家还保持着古老的家国不分、家国一体的传统和形式。从人们的观念上说，天下就是皇帝的天下。另外一个方面，当时皇权本身，还是要依托当时最有势力的集团或阶层进行统治。西汉初年依托的是功臣集团，西汉末年依托的是外戚集团，东汉到魏晋，是世家大族和士族门阀。皇帝总是要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让他们担任宰相和高级官吏。

　　在行政的运作上，西汉初年，皇帝主要依靠丞相处理国事。由丞相提出奏请，皇帝批准，下诏实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需要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有许多不是按照原来的制度就能解决的。皇帝需要亲自处理的政务和文书越来越多。汉武帝时，出现所谓中朝官，就是在官员中找一些人做皇帝的顾问，另外，成立相当于皇帝秘书处性质的尚书。东汉时尚书权力越来越大，尚书机构称台。到了魏晋，正式成为宰相机构。这是政务范围扩大以及决策、行政逐步合理化的过程。汉朝初年那种家国不分，仅依靠丞相简单处理政务的办法发生了变化。尚书成为宰相机构以后，社会事务不断地变化，很多事情还是需要皇帝来处理，特别是很多尚书的奏章需要皇帝批准。为保证质量和效率，出现更高档次的秘书、咨询机构：门下和中书。门下和中书主要是帮助皇帝审批决策。政府机构在政务运行和处理过程中，层次增加了。

　　从东汉至魏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进入一个特殊的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豪强大族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他们世代担任地方佐官，在中央四世三公、外戚专权。这些都是豪强大族在发展过程中利用原有制度实现的，并没有形成制度，更没有取得法律上的认可。

　　西晋时，九品中正制为豪强所利用，形成门阀政治。它跟古代封建贵族政治不一样。封建贵族政治来源于氏族贵族转化为国家贵族，是基于一种宗法血缘关系。而门阀政治则来源于豪强士族形成了稳定的、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逐步控制政治，世世代代做官，成为门阀。门阀政治实际上仍然是官僚政治的变形。尽管门第逐步成为了做官的前提条件，但构成门第、门阀等级的最基本因素还是当朝和累世担任高官。

　　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的统一和南北政治形势的稳定，社会经济重新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江南士族、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国家体制的变化上。这个变化的最后完成是在隋朝。（二）隋和唐初的政治制度

　　隋唐处于中国中古社会转型期，也是经济社会大发展时期。盛唐时期，人均粮食达到700斤。唐朝所以能够出现那样一个辉煌时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隋唐以后，土地所有权转移相对加速。农产品商品化在唐朝逐渐有了发展，工商业和城市也有了很大发展，整个社会面貌和社会生活发生许多变化。这种变化在盛唐时期，或者说是开元、天宝时期表现出来，但其起点更早，是南北朝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适应这种发展，隋唐以来在政治制度和选官制度方面，有很多积极的创新的东西。而宋朝以后，有的制度就处在一种维持状态。所以了解隋唐历史，会给我们许多启发。

　　隋朝摆脱家国一体的国家体制。在整个政府机构中，皇家事务和国家事务已经完全分开。同时原来作为皇帝秘书咨询机构的中书省、门下省移到皇宫外，成为国家政权机关。在皇宫外，形成由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组成的决策、审议和行政机关，一般称为“三省制”或“三省体制”。

　　随着三省体制的建立，皇帝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隋炀帝在修建东都洛阳的诏令中说：“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这和西汉初年的“天下者，高祖天下”，“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有很大不同，从观念上讲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皇帝最辛苦，秦始皇和隋文帝。秦始皇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亲自决定。秦朝时文书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秦始皇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定要读120斤的竹简或木简的公文，不达到这个数字，就不休息。隋文帝时期，社会事务更多，尚书省和各部门向皇帝的报告大量增加，甚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也要向他报告。他只好早起晚睡。儒生侯生、卢生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唐太宗则说隋文帝不肯信任臣下。这有一些道理，但也不完全是。不论是秦始皇还是隋文帝，他们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比较这两个皇帝，有很多相同之处。第一，他们都是统一全国的皇帝。秦始皇是第一次，隋文帝是第三次。西晋的统一，规模很小，跟这两次不能比。第二，秦始皇时刚刚建立皇帝制度，而隋文帝时刚刚完成或是正在完成政治体制转变。秦始皇时各种制度都处在草创阶段，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政务运行机制。即使建立起来一些制度，也还需要磨合，比方说丞相制度，汉朝的皇帝就没他那么忙，就已经开始能够利用丞相制度。后来又设立尚书，通过制度变化，使政务运行更加合理。而隋文帝是处在三省制度刚刚建立的时候，政务的审批机制还不完善，只好亲自动手。他的儿子隋炀帝在门下省设立“给事郎”，负责审读尚书省的奏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从隋文帝到隋炀帝三省体制逐步完善，形成了一种分层决策的政务运行机制。具体事务由负责事务的各个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尚书省各有关部门。尚书省对政务提出处理意见，报门下省审核。门下省给事郎审读后，门下省的首长侍中做出决定，小的事情报告给皇帝知道，即“上闻”；大的事情，呈报给皇帝批准。门下省对一般小事情有事实上的决定权。皇帝具有最后决定权和否决权。政务根据政事的性质、大小，由各个不同层次决定。

　　唐朝政治机构基本跟隋朝一样。唐朝的宰相由三省长官及其他皇帝指定参与政事、参与机密的大臣组成。中书省主要起草法令，帮助皇帝决策；门下省不仅要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而且要审议尚书省给皇帝的报告；尚书省掌行政，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因为其行政权不完整。尚书省下设六部，每个部有四个司。九寺是一些具体事务机关。三监也是一些具体职能部门。国子监是管学校的，少府监是管手工业的，将作监管建筑。御史台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并列，是一个独立机构，是国家监察机关。这和秦汉以来监察制度不一样。秦汉的监察由御史大夫负责，而御史大夫是副丞相。秦汉的监察是行政监察，而不是国家监察。御史台成为独立的国家监察机关是从南北朝开始，但是当时权力时大时小，不很完善。从唐朝开始，就发展完善起来。

　　唐朝的决策也分成几个层次，大事情由皇帝和宰相商量决定，这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有时候还增加一些其他官员。第二层决策是政事堂，即是宰相会议。唐朝的宰相跟以前以后的宰相都不一样。从秦汉到南北朝，宰相是最高行政首长，同时负有一部分决策任务。而唐朝宰相主要进行决策，在政事堂议决“军国之务”。第三层由尚书省作出决定，由门下省审核，大事要由皇帝批准，一般政事由门下省决定。第四层，由九寺三监来决定。宰相上午在政事堂商讨国家大事，下午回本部门办公。政事堂讨论的很多决定，由中书省和门下省通过一定程序报告皇帝，起草诏令来付诸实施。

　　这一套政府机构和决策系统，隋朝就已经形成，到了唐朝进一步完善。贞观四年唐太宗与大臣谈到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时说：“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变通”的思想出自《易经》，《周易系辞上》有“变通配四时”，《周易系辞下》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变得通”是《周易》中的一个重要思想。但是在周易中“变通”和“穷则变，变则通”还没有联系起来。唐初孔颖达对“变通”作了新的解释：“谓四时以变得通，是变中最大也。”唐太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变通”。唐太宗认为，天下情况是很复杂的，任何决定都需要符合变化的情况。这是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在唐朝，“变通”思想影响很大，而且成为后来政治改革中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武器。那么如何“合于变通”？唐太宗说：“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就是碰到事情，“百司商量”，具体事务由九寺三监来商量，一般政务由尚书省六部来商量。“百司商量”以后，上报到门下省和政事堂，由政事堂讨论决定，这样“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唐太宗的这一段话从理论上对当时政治运行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和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太宗认为政事无大小，“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乖谬既多，不亡何待！”把政务处理中间的错误和国家的兴亡直接联系起来。一件事两件事好像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以日继月，乃至累年”，积累下来以后就不得了。皇帝应该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应该调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调动各个机关的积极性，严格法令，使得政务处理中间错误减少。他还说：“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即使诏敕已经颁布，如果有不合适之处，也要执奏，不能因为是皇帝的诏令就必须照样执行。

　　前面所引的这一段话，出自《贞观政要》卷一。日本有学者说，《贞观政要》是当代主管阶层最需要研究的一本“领导学”著作。《贞观政要》作为“贞观之治”的一个比较原始的记录，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贞观年间君臣努力学习古代经典和历史，通过他们对古代传统文化中政治理论精华的吸收，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当时的现实情况，在理论上有许多创造，把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贞观年间创造出来的理论以及实行的政策措施，非常实际，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唐以后，《贞观政要》就成为历代帝王和士大夫的一本政治教科书。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在日本也是这样。唐朝政治制度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制定了一整套制度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第一，制定有关法令，对各个部门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和编制作了明确规定。

　　第二，规定公文处理程序和限制办事天数，并设立专门官员负责监督检查。一件公文到一个部门，由负责收发和监督检查的官员注明日期，并且注明几天之内完成。事情办完后，又由该官员进行审核，首先是不是按期完成，其次是处理是不是符合法令。超过天数多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规定公文处理程序和办事天数对提高行政效率非常重要。

　　第三，按照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四等。主典是对文案进行一些先期准备工作，把有关档案都调齐，而且提出初步处理意见。这在很多部门是由一些还不是官的吏来负责。判官是经办的官员，是要帮助长官做最后决定的。通判官一般指副长官。长官们做最后决定。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地位和作用不同，发生差错所负责任也不一样。现在是首长负责制，就是追究首长责任。当时是追究负主要责任的人，就是问题出在哪一级，就由哪一级负主要责任。

　　第四，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从法律上规定具体处分办法。特别是对于贪污，在唐朝整个法律中都是很重视的。在《唐律》中，有关贪污受贿的条文一共有14条。不仅对贪污受贿官员追究刑事责任，而且对主管官员家人在管内收取贿赂，或向别人索要财物，也一样处以刑罚。

　　第五，加强对政务运转过程中各个部门及有关官吏的监察。监察是多层次的。各个部门专门负责检查的官员，要负责监察。另外，御史台也要负责监察。

　　唐初的这些制度，尽管到后来还有很多变化，但它规划了以后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框架和运行模式。其基本内容是政府机构按职能分工而不断调整、政务处理的程式化、四等官制的确立（四等官，只是《唐律》的提法，以后就没见这一提法，但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这样一个模式是没有变化的）、吏系统的完善、各种制度和法令的规范。从隋朝开始，在官员之外建立了一个吏系统。一些文书工作、档案工作都是由吏来承担。吏尽管不是官，但是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这些制度从唐朝开始，以后各朝代都没有大变化。唐朝初年的制度奠定了唐朝到清朝政治制度的基础。

　　（三）唐宋以后官僚政治制度的变化

　　唐朝初年的制度建立在小农占据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基础之上，社会经济还处在恢复阶段，社会事务也不太多。三省制本身有合理之处，但对政府职责规定很具体，缺少弹性。随着社会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超出了原有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在原有的法律中也找不到相关规定。因此，从高宗、武则天以后，唐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就处在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临时设立使职，派一些人担任临时职务，处理新出现的各种问题。而这些职务，后来慢慢也就成为常设。另外一个，就是宰相、中书省、门下省等机构也逐步发生变化，就是宰相机构逐步变成一个兼管行政的机构。

　　宋朝政治制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宰相权力进一步分化，成立了枢密院。枢密院是军事指挥机关，同时也具有过去兵部的某些职能。成立一个独立的军事指挥机关，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乃至于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件大事。秦汉尽管有太尉掌军事，但跟枢密院不一样。宋朝财权也分了出来，成立了三司。

　　金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有其特殊性，就不细说了。元朝有一件事情值得提出来，就是行中书省，也就是行省的设立。现在的省，是从元朝开始的，当时全称是行中书省。中央有中书省，是最高政权机关，各省设立行中书省，是各个省的最高军政机关。汉、唐一直到宋，都希望在县、州郡之上再设立一级行政机构。因为随着国土开发，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州、县两级已经难以控制。但是由于害怕尾大不掉，害怕地方权力过大，都没有敢于迈出这一步。到了元朝，才终于成为现实。但是明朝又有所后退，保留行省编制和区划，但机构分开，民政、军政、财政都是独立的，而且都直属中央。清朝，巡抚、总督成为军政首长以后，省一级才有真正的最高首长。

　　明朝政治制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取消丞相。一般认为明朝皇权太大，其实，是其权力更加分散，分层管理有进一步发展。

　　总的来说，唐宋以后，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有这样一些趋势：

　　一是行政权的扩大和分化。特别是六部的行政权越来越大。唐朝六部没有直接的发令权，到了明清，六部就有了直接发令权。它所管辖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而宰相的很多权力，下放到行政部门。明太祖所以能够取消宰相，就是因为行政权扩大以后，宰相所要决定的事情跟皇帝所要决定的事情差不多。取消宰相，从政治制度发展上是很自然的。

　　二是中央决策、立法群体的扩大和决策立法的制度化。汉朝也有廷议，是皇帝临时召集的，人员和时间不固定，决定的事情仅供皇帝参考，不是一个法定程序。唐朝宰相在政事堂议决政事，这是一个法定程序。到了宋朝，宰相以外还有执政，就是副宰相，这个人数比唐朝要多。宋朝是由宰相和执政议决大政。到了明朝，实行朝议制度，这是沿政事堂和宰相执政议决朝政的路子走。参加朝议的人数，进一步扩大，是决策中不可缺少的程序。所以说唐宋以后，尽管皇帝的权力好像更加集中，但是由于行政权的扩大，皇帝本身要管的事情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在决策中，他虽然是最高负责人，但也都是建立在集体讨论议决的基础上。学者对唐宋以后皇权是加强还是削弱，有不同意见。依我看，表面上是加强，实际上是削弱。唐朝的选官制度也叫铨选，做官必须通过考试。不管是高级官僚的子弟或是科举出身，要做官首先要通过出身考试。所谓出身考试，就是获得做官资格的考试。获得做官资格，不等于就可以做官了。要做官，还要参加铨选，要通过身、言、书、判考试。南北朝后期提出来的才学标准有了具体的实现形式。不同出身的人具有不同的考试标准。比方说，高级官员子孙，可以通过进入弘文馆学习，然后进行考试，这个考试就比较容易一些。科举考试是要难一些。虽然还不能做到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但在都要参加考试这一点上，是人人平等的。

　　唐朝获得出身即做官资格有三条途径：一是门荫，当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根据父祖官位的高低，获得不同的品阶官职。但是首先也需要参加出身考试，然后参加铨选。门荫与门第不同。门荫是给当朝官员的一种特权，而门第是看祖先的门第。二是流外入流，流外官即中央各部门的吏，经过一定年限，经过若干次考核，合格者可参加铨选。三是科举。唐朝的科举也称贡举。科举是宋朝以后的名词，唐朝没有科举这个名词。唐朝科举有制科和常科。制科是皇帝临时下令举行，有官职的没有官职的都可以参加。录取以后，没有官职的可以立即授官，有官职的可以升官。常科包括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这些科目。参加常科考试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国子监学生即生徒。另外一种是不在学的一般人，他们可以到州县报名，在州县考试合格，也可以送到中央参加科举，叫乡贡。科举跟察举有三个区别：一是科举可以自己报名，而察举由地方官举荐，读书人本身没有主动权。二是科举一律要通过考试，而察举在某些时间，比方说汉武帝刚刚建立察举时不需要通过考试。三是从唐朝后期开始，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在选官制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察举只是选官制度中的一项，而且其地位时高时低，作用时大时小。

　　贡举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负责，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由礼部侍郎或临时指定的官员负责，称为知贡举。主持考试官员的级别大大提高。

　　明经、进士考试合格，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就可以参加铨选。

　　唐代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下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员由宰相提出名单，皇帝批准后制授，授官前不经过考试。五品以上官虽然不考试，但在达到五品职位前也是经过一次次考试，不断升迁才达到的。而且在授予官职前，还需要宰相在政事堂讨论，然后奏请皇帝批准。对其才学、政绩也是经过严格考核的。六品以下官敕授，由尚书省负责，其中文官由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

　　铨选的具体程序是：先由应选者投状，到他的本郡即原籍，或是故任所，就是原来担任官职的地方，取得解状后，十月份到尚书省。吏部根据应选人的解状、籍书、资历，还有考课情况，进行审核，然后根据四才三实，定其留放。所谓“留”就是授与官职，“放”就是不授予官职。

　　“四才三实”是当时考试的科目和授官的标准。“四才”，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三实”，是德行、才用和劳效。才用就是才能，劳效就是劳绩。应选者集中以后，审查合格，就先要试判两道，以观其书判。试判之后，进行面试，以察其身言，谓之铨。试铨之后，即可定其优劣而决定留放。留者还要面谈，询其便利而拟其官，谓之注。选人对所注之官如不同意，可以提出。如果三次都不同意，可以参加下一次铨选。吏部确定任官名单，以奏抄的形式送门下省审核，然后上闻。中书省以敕旨的形式批复后，由吏部发给告身。

　　唐初制度，入仕后升迁以四考为限。对于在职官吏，唐朝还建立了考课制度。考课具体的做法，跟现在的做法大同小异，但透明性更强。具体做法是本人先写一份工作总结，然后由长官召集本部门人员，由长官对大家宣读，大家评定，并根据本部门各类考第的比例限制，决定考第。最后申报到尚书省，审核评定后宣布考核等第和结果。

　　考课的标准有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一是德义有闻，属于现在所谓的政治标准，现在也叫德。二是清慎明著，做官是否清廉、谨慎。唐朝非常强调做官清廉。三是公平可称，就是处理政务要公平。四是恪勤匪懈。这是对各级官吏的基本要求。

　　“二十七最”中，“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就是人事部门在铨选人才的时候，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就是最佳表现。“决断不滞，与夺合理，为判事之最”，就是一般的办事部门在决定事情的时候，要能够及时把事情办完，而且合乎制度、合乎情理。“礼义兴行，肃清所部”，就是地方治安很好。后来唐朝政府在对地方官的考核中，出了新的标准。

　　“四善”主要是品质方面，很具体很关键，如果做官真正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应该是一名好官了，这四条很准确很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唐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抓住事情的一些关键，用最简单、最明确、最白的方式表现出来。考课的多少，考课的等级，就按照“善最”的多少决定。比如一最以上，有四善的就为上上。政事粗理，无善无最的为中下。没有大过，也没有大善，为中下。这是对官员最起码的要求。“爱憎任情，处断乖理”、“背公向私”、贪污，这些都是下等，要解除职务的。得了上考、中上考、中考，就可以正常升迁。四考中中，就可以升一级。四考中上，就可以升两级。考课的等第和升官联系在一起，而且跟官员的经济利益也联系在一起。中上以上的，可以每年加一季禄，中下以下，就要夺禄。

　　流外官也有考第，流外官主要负责一些具体工作，最基本的要求是“清谨勤公”，要清廉要谨慎，要勤劳要为公。这是上等。“居官不怠”就是勤勤恳恳地办事，是中等。“不勤其职”是下等。

　　以上就是唐朝确立下来的一整套选举制度，包括铨选制度、考课制度。其中心就是要选拔出适合不同需要、不同层次、不同素质的人才，保证政务的正常运行。

　　唐朝前期，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在用人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唐太宗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用人必须用其所长。这就突破了曹操所说的“乱世用其才，治世重德行”的思想。唐太宗还说过，“所以择贤才，为求安百姓”，不以亲故为限，用人为了老百姓。为民的思想在唐朝有很大发展。唐朝后期柳宗元有一个很有意义的说法，就是做官不是要劳役老百姓，而是要“役于民”，是给老百姓当差。这是很高的思想。当然在真正的政治实践中间能够做到这样的官员，那是太少了。

　　武则天的用人，在唐代在后代都受到很多人的赞扬。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五）中说：（武则天）“滥以禄位收取人心”，就是武则天为收取人心，广泛吸收人才做官，大开制科，通过考试吸收各种有用人才。还可以自己推荐，也鼓励下属推荐，“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就是如果不称职，马上就会被罢免、刑诛甚至于被杀。“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就是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人才，另一方面，明察善断，严格考察人才。所以当时能够把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自己的周围。武则天不仅在当政时吸引一批优秀人才，像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对当时政治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还为“开元之治”准备了人才。开元二十二年以前，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都是武则天培养和选拔的。没有这些人，就没有“开元之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武则天对这些人才的正确的培养和选拔，也就没有“开元之治”。

　　唐代知贡举的官员与被录取的进士结成了座主、门生的关系，成为唐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宋太祖有鉴于此，实行殿试，把取士大权收归皇帝，以防止知贡举官员与及第举人结党营私。考试时还实行锁院、封弥、誊录制度。

　　北宋开始扩大录取名额，还对多次参加科举没能及第的士子实行特奏名的制度，授予他们出身和官职。进士考试合格的，不需要经过再考试，直接授官，实现了出身、入仕的合一。录取时按成绩分出名次，按不同名次授予不同官职。虽然选举合一，但出身仍然是多样化的。

　　明朝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几个级别。未进学的士子考中后入府州县学读书，称为生员，又称秀才。生员优异者可选送京师国子监就读，成为贡监生。生员参加乡试，合格者即为举人。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殿试，被录取者为进士。监生、举人、进士都享有选官资格。

　　至于授予进士、举人的官职，完全贯彻了学而优则仕的原则，并且拉大了所授官位的距离。第一甲第一名，从六品，二、三名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一般可授知州、知县。比宋更加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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